過去，高增長的重要來源是基礎設施、房地產投資和出口。但這些領域的需求高峰已經過去，對中國經濟存量的穩定仍然非常重要，但對增量的作用不大。從高速增長到中速增長，新舊動能轉換、激發新的增長動能非常重要。
所謂新舊動能轉換，其實就是根據新的需求來構建新的內容，比如圍繞城鎮化、都市圈、網絡社會、健康中國的“新基礎設施”。它的意義不是鐵路、公路等傳統基礎設施，而是5G網絡、衛星定位系統、區塊鏈金融、物聯網、城市公共服務設施、城際高鐵輕軌、公共交通。這些新的基礎設施項目是圍繞新時期人民生產生活需求的基礎工程，也需要國家背景下的大規模投資。它將惠及每壹個人，在更高的平臺、更堅實的保障、更有效的機制上實現個體的成長、創新和新舊動能轉換。
評價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指標發生了哪些變化？
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需要新的目標體系，包括就業、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防止中等收入陷阱)、防控金融風險、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轉型、企業盈利、居民收入增長、資源環境可持續性等。
發展的本質是惠及更多的收入群體，謀求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均衡發展。是讓每個人依靠自己的勞動、學習和進步，不斷實現自我能力的成長和生活質量的提高，是所有人整體素質的不斷提高。
更註重素質的發展，包括整體素質和平均素質，但其實是由每個人的素質構成的。隨著中國4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中國社會日益多元化和階層化，財富迅速積累到少數有資本的人手中。中等收入階層遇到了增長瓶頸，而大量中低收入階層還有待躍上新臺階——城鎮化轉型和人力資本升級。未來壹段時期，就業質量遠比就業數量重要，穩定的就業需要日益完善和公平的社會保障體系支撐。有了高質量的就業，才有收入的增長，才有消費的升級，才有消費結構、產業結構、經濟結構的根本轉變。因此，面對2020年和“十四五”時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因素不再是資本或外貿，而是我們每個中國人如何實現自我發展質量的新飛躍。政府需要以此為中心，提供高質量的社會保障制度、法律環境、市場機制和新的發展理念。
如果社會保障做得不到位，會嚴重拖慢經濟發展。例如，新型冠狀病毒的大規模流行給中國的衛生系統提出了嚴重警告。那麽，在新的發展時期，是否應該把人民的健康安全和人民的生活質量放在首位，遠比我們賺多少錢重要。在物質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後，人們的幸福指數開始轉向健康訴求、精神文化需求。這些內容是否也應該納入核心指標體系？
中國經濟增長的新邏輯是什麽？新的機會在哪裏？
當前和今後壹個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支柱是內需，內需的最大空間是新型城鎮化，新型城鎮化將帶來人口結構的重新組合、資源結構的重新配置和新效率、新動能的釋放。
其基本邏輯是:加快城鎮化特別是都市圈建設，吸引更多中低收入者到大城市定居就業，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防範金融風險，基於勞動收入增加和促進消費升級釋放更多需求潛力，以消費升級推動產業升級、供應鏈升級、工業制造體系升級和科研開發體系升級，特別是以商業模式創新推動技術應用創新，以技術應用創新推動基礎科研創新，實現機制轉換、效率提升。
過去壹年，中國在城市建設、戶籍放開等方面的改革大刀闊斧，許多二三四線城市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從搶人口到搶人才，從吸引人才到吸引新的企業和產業，可以想見，未來的競爭將是城市之間的競爭，競爭的關鍵要素將是發展環境、發展機遇、產業基礎和產業結構。聚焦城市競爭，要有更廣闊的視野——吸引外資，吸引全球最優秀的企業來中國投資建廠、研發市場，是我們融入全球競爭的新模式——這個時候，主要看城市經營者的勇氣、能力、決心和水平。同時要認識到，城市是由大尺度、多樣化的物種組成的綜合生命體，有其自身的生長發育規律。政府不能在其中進行主觀臆斷和過多的行政幹預和幹涉。壹個城市需要高科技人才、企業和產業，但也需要配套的生產生活服務和人員。它需要不同的工作崗位，不同的環節，不同的收入群體，形成壹個有機的成長生態系統，它可以按市場規律和科學規律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