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平民中的弄臣。
晚清的統治階級,從最高統治者到大小官員,都是壹個平庸的群體。他們是衰落中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產物,他們活躍在腐朽的專制制度的制約下。按照19世紀下半葉人類文化達到的水平,這些統治者都是知識低下、目光短淺的庸人。但在激烈的社會震蕩中,壹些傑出人物也在其中分化。李鴻章就是其中之壹。
張之洞和梁啟超都認為李的學識超出同輩,這是有道理的。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在各方面都優於所有官員,無論大小。這是不可能的。準確地說,他是甲午戰爭前為數不多的傑出清政府官員之壹。
他更早地意識到,中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變化,已經到了必須改變的地步。1865期間,他指出:“壹個讀書人談錯了國,真可惜!外國橫行至此,中國不需要富強怎麽自立?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發生了變化,我不知道這壹點,我也不知道丙君何時掌權。妳願意把它看成神爺!”李鴻章:九鄉學使(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友人與廖書信全集》,卷六,第37頁。正是由於這種不甘亡國的意識,他以推行“自強新政”即洋務運動為己任,細究之下,他的壹些認識頗為高明。
首先,他是最早知道開放不可逆轉的部長之壹。同治元年(1862),他指出“中國人和外國人混居的情況已經成為現實,那麽我們這壹代人如何劃清界限呢?”李鴻章:收復沈有丹成功(同治元年三月初二),同上,第1卷,第9頁。從鴉片戰爭開始到1900這60年間,朝野壹直在激烈爭論對侵略者和列強以什麽樣的態度對待兩個老師。死硬的守舊派要恪守“宜顏邊霞”的傳統信條,對外來事物持排斥態度,不僅阻礙國家發展,還經常采用壹些不恰當的措施激化與西方列強的矛盾,造成壹些本可避免的災難。當然,西方侵略者對這些災難的發生也有自己的罪責,那是壹個需要單獨討論的問題。這裏重點說中國的問題,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守舊派給入侵者提供了可乘之機。李鴻章的態度完全不同。他敦促以開放的態度處理與外國的關系,並以新的思想和措施來適應“數千年來前所未有的變化”。李鴻章:《折海防規劃》(同治十三年十壹月二日),《奏稿全集》,第二十四卷,第11頁。
比如有的外國人在中國各地做生意,傳教,辦醫院,辦學校,辦報紙等等,有的是人渣。地方政府與外國人的沖突層出不窮,反進城、驅逐外國人的事件時有發生。李鴻章反對洋人的各種違法亂紀行為,但也不贊成以簡單粗暴的驅逐對待洋人。他說:“庚申(1860)之後,走勢如何?性格內向,薄有海冠之德,為人憤懣大方,主張驅逐。局外,不知道局內的難處...但要我拼命,我覺得不是兒戲!”李鴻章:《折海防規劃》(同治十三年十壹月二日),《奏稿全集》,第二十四卷,第11頁。如果這個警告真的被重視,不僅可以減少中外大小紛爭,還可以避免義和團、八國聯軍那樣的大禍臨頭。
再比如清朝開了34個通商口岸。從目前來看,真的是鳳毛麟角(目前僅廣東就有40多個對外開放的口岸)。但當時清政府和外國對此憂心忡忡,甚至不惜相見。李鴻章對此不以為然:“大家都為要加的口數而震驚...西方國家允許其他人在任何地方生活和貿易,但他們仍然越來越強大。可見他們的病不是添嘴,而是無力自強。”李鴻章:回復劉忠良的誠意(光緒二年九月十四日),《友人書信全集》,第十六卷,第三十頁。歷史證明,正確的是李鴻章,而不是要閉關鎖國的人。
其次,李鴻章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把“以法自強”作為救國的關鍵。當時很多大臣高喊“抗洋”,反對向西方學習,這與正確的救國之道背道而馳。雖然有些大臣也主張向西方學習,但他們的視野很狹窄。李鴻章的洋務思想成熟於20世紀70年代。他的思想也有很多弱點,有些是重大弱點,但在當時是突出的。
比如他把向西方學習作為救國的當務之急,愛國之心溢於言表:“比如泰國西部各國都是從壹個彈丸之地起步,創造了各種各樣的利器,卻在不到壹百年的時間裏達到如此完美...中國自古被稱為五大洲中最強大的,現在卻被小國所不齒。在訓練、生產產品、買船等方面互相學習,為時已晚。再不做,或者轉了就麻煩了!”李鴻章:準備折疊海防(同治十三年十壹月初二),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二十四頁。他有意識地繼承和發展了林則徐、魏源向洋人學習的思想,以李鴻章《斧王任丘山場全集》(光緒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卷十九《友信》第四十三頁,它是洋務自強運動的根本指導思想。和諧的目的是創造有利於改革和建設的國際環境,根本出發點是為了改革和生存。他語重心長地說:“自秦變法及其滅亡以來,天下人都遵循守法的原則。自商鞅、王安石變法後,徹底滅之,後天下大臣以遵法為樂。今天各國都在變,都在興,唯獨中國怕守法,就是國破家亡,沒有遺憾!天啊,是嗎?人?邪知其理?”李鴻章:《斧王任丘山場》(光緒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彭廖書信稿全集》,卷十九,頁四十三。作為洋務運動無可爭議的領袖,李鴻章意識到自己的活動是商鞅和王安石變法的延續。他以“窮則變,變則通”的傳統思想作為改革的理論基礎,而整頓軍隊、購買和仿制船只、槍炮和洋槍則成為改革的重要內容。
當時敵人就在身邊,對於任何執掌國家政權的人來說,整頓軍隊和軍務都是壹件重要的事情。李鴻章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圍繞國防建設提出了三件大事:
首先是培養全新的人才。
他是奉命討論海防的大臣之壹,而在回放中讓他與眾不同的是,他三次尖銳地指出,人才培養的改革是成敗的關鍵。他說:“不把它壹點點變成法律,就把洋務的用人之道打開,讓大家都熟悉。將來會有壹個全面的防海計劃。幾十年後,將沒有主人,名存實亡。”“人才尤為重要,使天下有誌之士皆不諳洋務,練兵造船之事皆可漸精。”顯然,這裏提出的“人人皆可熟”或“凡西化未知”的說法,並不能填補原有科舉制度的空白。所以他猛烈抨擊“妳學了什麽,人才怎麽出來”!“對西化俯首甘為孺子牛,太有壁壘了”!“小楷試帖太招搖,不是培養人才之道”!但鑒於此前改變科舉的建議屢遭阻撓,他不敢提出立即徹底廢除這壹腐朽制度的主張,只好委婉明確地“開創洋務新風尚”,以改變“士大夫化”的趨勢,並建議“凡有海防省者,宜設外學局”,“多方誘之”,使之“無異於正道出身”李鴻章:關於折疊海防的建議。《奏稿全集》,第24卷,第24頁,12和23頁。這是壹個提倡西學,改變文人價值取向的計劃。
二是工商業的全面發展。
他認為,除了發展造船、機械等軍事工業外,紡織品等日用商品“不能禁止外國商品和中國人使用...如果也設置機器自己制造貨物,輪船鐵路自己運輸”,而礦藏則“選擇有利可圖的富人,壹切模仿西方的方法,或由官員集資,或說服遠近富商共同出資組建公司。”同時也要支持李鴻章“設廠造耕織布機”的建議:折疊海防的建議。《打草稿全集》,第24卷,第20頁和21頁。
三是要求法院節省多余的開支。
在這份奏折中,他兩次提出“願吾皇關心國家和人民,時局極艱,...以節省多余的開支”。“不急停宮,降地方浮費以利軍隊。”李鴻章:《折疊海防的規劃》,《奏稿全集》,第24卷,第12、22頁。
歷史證明,近代中國發展的遲滯,現代化的失敗,都與這些思想沒有得到貫徹落實密切相關。從整個社會來看,李鴻章不壹定是這些思想的始作俑者;同時,我們將有機會討論他的文化和經濟思想,我們將看到它們也包含壹些致命的弱點。然而,部長們很少全面地提出這些想法。郭嵩燾是這場海防大討論中唯壹比他更有遠見的人。參考《從林則徐到郭嵩燾》壹書(1)。
我無意引用著名的反對向西方學習的頑固分子來證明李鴻章的聰明,雖然這樣的言論比比皆是。甲午戰爭中著名的王文韶是當時的湖南巡撫。他在討論中說:“當機器逐漸移動時,失業者將逐漸增加,世界將成為壹個流浪漢,其危害將無以言表。.....因此,除軍事需要外,魏晨機器局應禁止其他壹切日用器具,不準仿制,故無固端之說。”《湖南巡撫王文韶(同治十三年十壹月十七日)》和《準備洋務始末(同治朝)》共100卷。如果他是內陸省份的省長,這是可以理解的。曾任福州船政多年的沈葆楨,不愧為洋務大師。光緒元年,升任兩江總督兼南洋貿易大臣。他在任期間做的壹個好政策,就是花錢買了外國人修的吳淞鐵路,下令拆除!直到光緒五年(1879),他還認為:“查鐵路轉運,報電線在壹張報紙上,不是不合適。但是,創業壹定要靠人的感覺。臺灣省可行,因為對人民安全;別的地方很難做到,也是被民情沖昏了頭腦。”《光緒五年兩江總督沈鶴棣紀念館》,洋務運動(壹),第18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有了這種認識去管理國家最重要的經濟中心,“以法自強”在他有權力的地方自然就成了壹句空話。
對於大名鼎鼎的左,,史學界歷來贊譽他為洋務運動的重要領袖。他創辦的福州船政局及其附屬學校,是官企和學校中的佼佼者。他的理解是什麽?1866年,他向朝廷奏報,英法等國“以我為榮,惟精於船耳”,廣東的步槍“比洋人推的步槍更敏捷,更有野心”,“其壹行巧妙,不適合使用...而且奇巧的裝置很多,但是都很漂亮,不適合使用,所以只是玩具”!所以,妳不用學那些。基於這種認識,外商帶來了設備,架設了線路,開辦了電報,他卻慷慨地“給了價值,收了它的設備,看到福州國庫還在!”左:再論陳的洋務建議(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左全集》,頁68-69,長沙嶽麓書社,1989。
與李鴻章把創辦洋務理解為救國大計相反,從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左除了自己的項目外,往往持否定態度。1878年,他在給陜西巡撫的壹封信中寫道:曾紀澤“從來不談西化,還是他自己知道?”左:致譚(光緒四年十壹月十四日),左未刊書信(148),嶽麓書社(1989)。與郭嵩燾、王韜、鄭等人哀嘆抓不住根本批判不同,這是壹種基於“不談西化”的錯誤觀點。他認為購買軍艦沒什麽了不起。1879寫道:“尤丹(兩江總督沈葆楨-袁)還知道甲胄沒用嗎?”左:致許(光緒五年十壹月二十二日),左未刊書信,頁173,嶽麓書社,1989。第二年,他說,“這艘鐵甲艦被英國人視為廢物...碼頭是各國賣黃金的鍋,船沒用。李(洪章)、丁()都沒聽說過,也解不開。”左:致許(光緒六年四月十六日),左未刊書信,頁177,嶽麓書社,1989。我無意在此對左作全面的評價。"尺短寸長."就洋務的建立而言,左和李無疑是遠遠落後的。
就拿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來說吧。直到1888,他還振振有詞地說“鐵路適用於邊疆,不適用於腹地”,這讓李鴻章不得不宣講常識:“鐵路位於腹地,故有事則運兵,無事則移貿,經費自理。如果地處荒涼偏僻的地區,修路的成本是多少?公路養護的成本是多少?無論外國在中國如何能為鐵路獲得取之不盡的財富!”很多官員甚至說,鐵路建設有“資敵”、“擾民”、“劫民”三大危害。遇險的李鴻章只好說:“每次犯了錯,傳到國外,都會讓妳捧腹大笑!”“張紅老了,為國家服務的日子短了。就算什麽都方便,也沒辦法補!我願做壹個偉大的紳士,引導妳的父親了解國內外的世情。不要為了出名而忘記現實。世間平凡而遙遠,真是萬幸!大局萬幸!”李鴻章:《關於批駁京遼抗路之辯》(光緒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海軍書信全集》,第三卷,第18、25、21頁。
正是掌權者的平庸,才顯示了李鴻章的傑出。
還需要指出的是,為了推進洋務運動,李鴻章還考慮了壹些重要的理論問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於在是否向西方學習以及向西方學習什麽的問題上存在著不同的意見,關於道與器的關系問題壹直存在著長期的爭論。王韜、郭嵩燾等人對道、道合壹理論進行了深刻的分析。1876年,李鴻章還以道器合壹的觀點開導了那些對過去壹無所知的人。他說:“其風氣之趨,不可不然,亦道也;而道所包含的也是壹種裝置。.....炎帝和軒轅如果在這個世界復活,自然要搞船、車、槍、機。今之論者,汲取古聖先賢,啜其糟粕而去其精華,於空談而忘了實踐,則遠矣。”他認為只有“我們可以向外人學習,我們不應該設置壁壘來狹隘自己。我們既要有道,也要有器。”李鴻章:答彭孝廉(丙字),《李文忠公議集》,第5卷,第12-13頁。與王、郭等人不同的是,他沒有從道與器的統壹上觸及政治制度、倫理道德等根本問題,使他的闡釋停留在壹個較低的層次上;但他展現出打開國門向西方學習的合理性,還是值得稱道的。同時,根據現有的材料,他其實也意識到了當時中國的禮儀教育不如西方,落後的不僅僅是槍炮和船只。光緒二年(1876)正月,他與日本公使李牧會談。李牧說:“在我看來,亞洲的教育並不美好,但與歐洲的教育相比,亞洲只有十分之三,歐洲不低於七。”李鴻章的回答是:“此論甚眾。”李訪談錄,日本穆裏欽總督,《世界通報》,第398卷,第684頁。對東方文化落後狀況的了解,遠非閉眼的人可比。
進入80年代後,他甚至註意到西方思維方法改革的歷史經驗,試圖從中借鑒。他說:“A(裏斯多德)的前輩們說毫無疑問,就是基於它推導出新的理論,所以他還不如貝(根)。《評王佐才類卷》,《格致類藝集(自醜)》,第6頁。贊美培根,貶低阿裏斯多德,無非是他求變心理的反映,反對泥淖,渴望從現實中研究新事物,成為新壹代的新風。同時,他渴望壹種融合中西哲學和各種學術學科的新文化的誕生。
種種跡象表明,他的思想並沒有完全被中體西用的理論所束縛。王朝的大臣中,熟人真的很少。
第二,晚清現代化的主要先驅。
稍加考察就會發現,中國有機械制造、近代采煤、鐵路、電報、船舶運輸、紡織等行業,有采礦、交通、信息企業,這些都與李鴻章的推動和扶持有關。他在辦新學校、送留學生出國等方面也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同樣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人們列舉了這些官方企業或事業的缺點。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壹個鐵壹般的事實:西方機器和科技進入中國,是對愚昧的打擊,播下了推動社會發展的種子。招商局船所到之處,商品經濟總是以不同的規模發展。江南制造局翻譯出版的數百種西文書籍,不是誕生了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壹代有影響的人物嗎?!沒有洋務運動,魯迅怎麽可能去南京上學?!我們應該忠實地記錄下公元19世紀以來,那些致力於捍衛中國獨立、擺脫中世紀落後的人們的功績和錯誤。李鴻章應該也不例外。
第三,壹代先進知識分子的凝聚中心。
鴉片戰爭後,在中西文化的沖擊下,逐漸出現了壹批新知識分子。他們先是聚集在曾國藩身邊,然後向李鴻章靠攏。甲午戰爭前,這些對西方了解較多、不同程度掌握近代科學文化知識的有識之士,普遍以李鴻章為中心。他們給他提供了許多信息,並提出了許多有用的建議。李鴻章之所以能顯得高人壹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新鮮的知識。甲午戰爭前夕,孫中山的第壹個想法就是給李鴻章寫信。當然與李是壹個重要的權力中心有關,但更重要的是,李的思想更加開放開放,是各種洋務事業的主要推動者,對像他這樣有新知的年輕人頗有吸引力。因此,甲午戰爭前,不僅嚴復、馬建忠等留學歸來的技術知識分子大多在他直接領導或影響的範圍內任職,而且激烈批判他們向西方學習的郭嵩燾、王韜、鄭等也是他的朋友或重要官員。
在任何社會中,知識都只能通過壹定的渠道轉化為政策或活動。這種轉換機制是否健全,對社會發展影響很大。甲午戰爭前的二十年,他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改造樞紐的作用。由於諸多因素的制約,這個角色並沒有很好的完成。但這種情況有力地證明了這些先進知識分子仍然依附於清政府;與戊戌變法前後的情況不同,他們沒有發展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李鴻章就是在這個大格局中發揮自己的作用。
我說李鴻章是包括李本人在內的普通百姓中的大師,並不是指平庸之輩。這在他1896的俄羅斯、德國、法國、英國、美國、加拿大的訪問中有明顯的體現,但是他的認識並沒有很大的提高。他說:“今天,那些在主要國家旅行的人讀了四個月的月亮,突然被新的精神所感動。此意已去且深。.....泰西做事風格的功效,對材料的鉆研能力,這些都是在默默的學習,百學不厭。他將來會回到故國,後半生的不盡事件會重整旗鼓,打贏中國軍隊;而且和那些前半生只成就很少的人相比,對中國特別有利。”蔡爾康等:《李鴻章在歐美的雇傭》,第175頁,嶽麓書社,1986。壹個年過七旬的老人,尤其是在遭受重大挫折後,還有這份雄心壯誌,令人感動。但是,他仍然想著科技和軍事,仍然不明白,沒有良好的社會運行機制,這些是無法真正學到的。在這壹點上,他仍然是東方的庸才。
然而,時過境遷。壹批新學者正在崛起,洋務運動和洋務思潮不再是晚清改革自強的主流。李鴻章已經被歷史的潮流推到了壹邊。這個衰敗的王朝正在加速其滅亡。李鴻章看著它崩潰,無能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