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 對社會腐敗政治猛烈批判, 與古文經學對做緯
儒學的批判相互唱和, 尉然而成“ 清流” 。這股
“ 清流” 與“ 天人感應” 今文經學的官方意識形態
及昏暗、骯臟的政治行為相抗衡。被趕出朝廷、成
為純粹學術的古文經學與士族知識階層及太學生集
團的“ 清議” 運動相結合, 釀成壹股強勁的社會批
判、懷疑的思潮, 其中在學術上的典型代表就是王
符著成的《潛夫論》。
王符對時政大膽地批判並予以道德評判, 對
“ 清議” 思潮的發展方向以及漢末魏初的思想大勢
影響很大。他強調了衰世時個人人格及道德修養的
力量, 主張個人應承受得住外界的壓力, 以保持自
身的道德。尤其是道德對人內心的約束, 決不能因
榮華富貴的誘惑而稍有怠懈。君子不能以“ 高位榮
祿” 等外在成就來判定人生的價值, 人的成就與人
格無必然的聯系, 成就取決於王充所講的“ 遭
命” , 但人格則取決於自身的修養。“ 在那種邪惡
的狀況下, 能致力於成為君子的艱苦修養的人是很
少的因此君子是孤寂的他處境危險, 因為大多
數人對他有誤解, 而許多邪惡的人將低毀和傷害
他因此這樣的君子最好是從世上退隱後漢儒家
道德生活自主的理想因而加強了道家隱士式的傾向”
中國古代的“士”多以“道”自任，以批評政治社會為
己任。孔子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反過來說便是：
“天下無道則庶人議。”“議”即批評，士大夫群體也應是在
庶人之列的。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是直接承繼禮樂傳統的。
春秋戰國是壹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在孔子眼中就是“天
下無道”，以此推之，“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
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這樣看來，東
漢末年亦是“天下無道”的時代。統治階級既然不能承擔
“道”，那麽“道”的擔子就落在“士”的身上，“士”成了“道”
的承擔者。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所持的“道”是人間性格，他
們面臨的問題是政治社會秩序的重建，但個人在“道”的
實現過程中所承擔的責任是異常沈重的， 所以曾子說：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死
而後已，不亦遠乎？ ”為了確保士的個體地位足以承擔如
此重任，走此遠路，精神修養於是就成為關鍵的活動，而
這種活動圍繞的中心應是“道”。《中庸》：“知所以修身，則
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儒家
堅信，“士” 是文化的先覺， 應具有特殊的歷史使命———
“自任以天下為重”。漢末，以陳蕃為代表的黨人就承擔起
拯救蒼生，興復大道的重任。
這些隱逸山野，隨時抑揚的明哲之士，他們以壹
種隱居遠禍害的自全的方式冷眼旁觀政權的更叠衰微，
在士人與政權之間，儒家正統思想之間形成了壹條間隔，
大壹統政權與儒家正統思想， 儒家經典作為士人的精神
支柱，作為士人的凝聚力，正日漸削弱，士人自覺的群體
也隨之支離破碎，他們又重新走向了動蕩。
魏晉名士, 作為魏晉風度的載體, 更多地從世俗的日常
生活中體現他們特有的風度。魏晉時期是人的大覺醒、大解
放的時期。由於儒學對人們束縛力的大大削弱, 被儒家的禮
法規範窒息了幾百年的人們突然感受到了自由的可貴。這時,
老莊哲學的復興又為人們摒棄禮法, 張揚個性提供了理論上
的指導。於是, 名士們都追求壹種任情自適的生活方式, 使
得該時期的世俗行為蒙上了壹層名士風度的美麗光環。
魏晉風度是壹種十分高雅的人格模式。這種人格模式的
形成得力於名士們深厚的文化素養。由於世家大族的特殊性,
即使在連年混戰的時期, 傳統文化也得到很好的保護和承傳。
再加上這是壹個重才情的時代, 該時期的士人都註重自身能
力的培養, 以追求個體價值的實現。因而魏晉風度具有濃厚
的文化底蘊。
名士們思想的深刻性決定了魏晉風度內涵的深刻性。風
行於魏晉時期的清談和隱逸之思全面體現了魏晉風度的思想
層面。名士生活在“ 中國政治上最混亂, 社會上最苦痛的時
代。’, 壹系列的政治流血事件使得處於社會浪潮尖端的名士
們驚恐地發現, 自己的生命竟如風中殘燭。於是, 他們想方
設法去完美地度過有限的壹生。名士們驚喜地在老莊哲學中
找到了精神依歸。沈寂了兒百年的老莊哲學在這時大振起來,
強烈地影響了名士們的人生觀。但是由於特殊的歷史背景和
社會環境, 名士們不敢象老莊那樣憤世嫉俗, 大罵“ 六親不
和, 有孝慈國家昏亂, 有忠臣” 、“ 竊鉤者誅, 竊國者候” ,
他們也不敢完全拋棄儒家禮法。於是, 名士們聰明地融合了
儒釋道三家的教義, 把它們演變成適合自己生存環境和社會
條件的玄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