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ōng yī nèi kē xué de fā zhǎn
2 概述祖國醫學中原來無內科之稱，內科是近代逐漸興起的學科名稱。在祖國醫學的傳統概念中，除去特殊標明而獨立出來的專科如婦、兒、口齒、眼、正骨等科之外，其余的病證幾乎均隸屬於內科。
中醫自古以來就強調整體觀念，把人體視為壹個統壹的整體。它不僅強調人體內部臟腑、外部苗竅以及經絡聯成壹個整體，而且認為人體與自然界也處在壹個統壹的整體之中。人體的任何病證表現，都是整個機體由於病理變化而反映出來的局部變化或整體變化。這也就是中醫所強調的“有諸內，必形諸外”的整體思想的真實涵義。因此，中醫的內科，是其他任何壹門臨床科學的基礎。從廣義的概念看，中醫的理論核心辨證論治的全過程，也應屬於內科學的範疇。由於科學的高度發展，辨證論治中的辨證部分已經成為診斷學科，有其獨特的發展歷史。而剔除了其他各個專門學科以後的中醫內科，也就是狹義的中醫內科，則只包括時病及雜病兩大部分，前者指傷寒及溫病，後者則為與臟腑經絡相關的各類病證。
先秦時期，在《黃帝內經》形成之前，對內科病癥的認識，多是零星的片斷材料，如甲骨文中有病蠱、病首（頭痛）等，先秦諸子文獻中也有疾疫、瘧寒疾、咳上氣疾……等等，《周禮·天官》中所提到的疾醫，實際上就相當於當時的內科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可以認為那壹段歷史時期是中醫內科的萌芽階段，只有較簡單的認識疾病的手段，還沒有系統的對內科疾病的認識，治療方法也比較單純。
《黃帝內經》的著成，表明在西漢之前，中醫的內科學已經形成。它從內科疾病的病因、病機，到診斷方法，壹直到治療，都提出了較為系統的理論。如在時病方面，內經首先提到了壹般的寒邪所致的傷寒病與“冬傷於寒，春必病溫”的溫病，有著不同的發病機理;《內經》中所述的雜病，則有風病、痹癥、瘧病、厥病、癲狂、水脹以及五臟六腑等臟腑病，總數不下百種。應當指出的是《內經》基於整體概念的認識，把各種臟腑病證通過經絡的聯系，與體表肢體苗竅等等病證互相聯系起來，成為壹個龐大的、復雜的內科病證體系。例如，從有關經絡篇章中所述的“是動病”、“所生病”看，幾乎全身各個部位的病證都可以與壹個臟腑或數個臟腑互相聯系起來。也就是所謂“臟腑各有主氣，各有經脈”的真實意義。例如，肝臟的疾病見證，可以有巔頂疼痛、兩脅痛、目赤、面色青、頰痛、喉痛等壹系列癥狀，這是由肝經在體內循行的路線所規定的，因為它布脅肋，連目系，下頰環喉，會於巔。
《內經》還提出了後世所謂八綱、六經等診斷時病及臟腑病證的基本原則和治療法則，如“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實則泄之，虛則補之”以及治標治本等壹系列治療原則，從而為內科病證，也為其他多種病證的辨證論治制定了準繩。由於《黃帝內經》是壹本全面涉及中醫各個方面的理論專著，因而從內科的角度看，它還是壹個不夠系統的論述。
我國的第壹部中醫內科學專著，當推東漢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這部書經晉·王叔和的編次整理，後就把它分成《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部分，前者是時病的經典著作之壹，它以六經辨證為綱，把傷寒證分為六種類型，對它的病因、發病機理、見證病程變化，診斷、治療原則與方藥直至預後，都做了規範化的論述和總結。它充分體現了中醫辨證論治的規律在傷寒時病中的應用，從而成為中醫壹個歷史時期上治療時病的經典著作，也為後世的八綱辨證奠定了基礎。後者是雜病的最早專著，它以臟腑辨證為綱，***敘述各臟腑病癥四十余種。由於當時分科尚不夠細致，書中還涉及少數婦科、皮外科疾病，但它基本上是壹部內科雜病的經典作品，也為後世治療內科雜病奠定了規範化的理法方藥原則。《傷寒論》還確立了治療傷寒病證的八法，即汗吐下和溫清補消等。該書中嚴謹的理法方藥學術思想和診治過程，壹直是後世治療傷寒癥的典範，並逐漸發展成為壹個學術派別“經方派”。其後，傷寒學也發展成為壹個獨立的傷寒學派。後世在張仲景《傷寒論》的基礎上，做了註釋、發揮，歷代註家不下數百，壹直繁衍發展不衰。
時病中另壹重要學派就是溫病。《內經》中已有“冬傷於寒，春必病溫”的記載，可見當時雖已以為寒、溫是兩類不同的病證，實際上仍然是歸之於傷寒，只是發病季節上不同而已。魏晉時期，疫癘流行，醫家已經覺察到傷寒的壹套內容不能完全適應所有時令病。《肘後備急方》中明確提到傷寒、溫病是不同的病證，“癘氣兼挾鬼毒相註，名為溫病”並另行設計不同於傷寒學派常用之麻黃、桂枝等湯方的治療方劑，實開傷寒與溫病分道發展之先聲。經過唐宋的醞釀及經驗積累，終於在明清時代形成獨立的溫病學派。其中代表人物及著作為明·吳又可的《溫疫論》，清·葉天士的《溫熱論》、吳鞠通的《溫熱條辨》、王孟英的《溫熱經緯》及薛生白的《濕熱病》等。
吳又可認為溫病系由雜氣、癘氣、異氣等病邪所致，對溫疫流行條件，治療均有所論述。葉天士是溫病學說的重要奠基人之壹，認為溫病之邪是由口鼻而入，並提出“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之學說。溫病學家至此提出了有關溫病的病因和病機，傳變方式，診斷和治療。其中有營、衛、氣、血辨證，上、中、下三焦辨證，分別表示溫病之病邪深淺部位及階段，並根據不同的階段采取不同的治療方法。如葉天士說：“在衛汗之可也，到氣才可清氣，入營猶可透氣轉熱……入血就恐耗血動血，直須散血涼血。”吳鞠通則認為：“治上焦如羽（非輕不舉），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權（非重不沈）。”其具體治法包括解表、清氣、和解、化濕、通下、清營、涼血、開竅、息風、滋陰等，還十分註重溫病的護理，照顧元氣和保存津液。其所用具體治療方劑，對各種溫病及溫疫證的辨證均有較好療效，如溫病初起之桑菊飲、銀翹散，治熱陷心包之安宮牛黃丸、紫雪丹、局方至寶丹等等，至今仍襲用不衰。
雜病系指內科病證中除傷寒、溫病以外的各種病證而言。其專著以《金匱要略》為最早，雖則此前所見之馬王堆漢墓出土醫方及《武威漢代醫簡》等，亦摻有雜病內容，但大多為簡要之方書。《金匱要略》基本上是以臟腑為綱，通過四診和八綱等診斷手段和綱領進行辨證，並提出理法方藥的全部論治過程，為後世治療雜病奠定了辨證論治的基礎。托名華佗所著之《中藏經》，系以五臟六腑虛實論證之古典著作，其理論亦基本淵源於《內》、《難》及《傷寒雜病論》。晉·葛洪的《肘後備急方》，系壹部包括傷寒及雜病在內的內科急癥治療手冊，其中雜病部分雖然只涉及簡單的病因病機，但亦頗多行之有效之方劑，為後世創立簡便廉驗治療各種病癥（包括傷寒雜病在內）的典範。隋唐時期，對雜病病因病理有較系統的總結，並有這方面的專著如《諸病源候論》等的問世。宋金元時期是有關雜病發展史上的輝煌時期，學術爭鳴之風甚盛，學派形成，其中學派主要皆為雜病大家，成為後世內科雜病學派發展之始。如劉完素以火熱論闡發《素問》病機十九條，倡“六氣皆從火化”，並以亢害承制論闡發機體的平衡和失調諸病理變化，世稱寒涼派。張從正則主張治病重在驅邪，邪去則正安，善以汗吐下等法治病，世稱攻下派。李東垣強調“人以胃氣為本，謂脾胃為元氣之源，精氣升降之樞”，從而提出內傷脾胃，百病由生的病機理論，認為相火為人身動氣，源於肝腎，肝腎失調則相火妄動而為賊邪，倡“陽常有余，陰常不足”論，世稱養陰派。是為“金元四大家”，開雜病辨證論治百家爭鳴之新局面，使明清時期之內科發展進入壹個新的階段，其中如溫補學派，血瘀論學派等等，從而創立各種專門學說，在治療雜病方面也各有獨到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