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中國古代三次農地變革
在中國古代社會，有過三次大的農地變革，其中有兩次比較成功，壹次完全失敗。
第壹次變革是戰國初秦國商鞅主持的“廢井田、開仟陌”。要旨是打破原有貴族領主世襲的“井田制”，“為田開阡陌封疆”，承認新開墾的土地歸墾者所有，公平征稅，允許土地自由買賣。這次農地變革和其他“變法”相配套，取得很大成功：“居五年，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為秦國富國強兵、兼並六國打下了基礎。
第二次變革是西漢末年王莽主持的“托古改制”。宣布天下田為“王田”（即土地國有），家庭人口男性不滿8人而田地超過壹井（900畝）的，余田須分給同族人或鄰裏鄉親，無田的按壹夫壹妻授田百畝。這次農地變革作為王莽“托古改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恢復“井田制”，抑制土地兼並。但在實行中不僅沒有取得應有效果，反而加劇了社會矛盾，“王田”制沒有推開，王莽政權就被推翻了。
第三次變革是北魏到唐初實行的“均田制”（亦稱“計口受田”）。唐初“均田制”規定：每個18歲以上的男子受田100畝。其中20畝可以傳給子孫，叫作“永業田”；80畝歸受田農民在世時使用，死後由官府收回，叫作“口分田”。“均田制”是在政府占有大量空荒地基礎上實行的，不觸動原有土地格局。“均田制”和租庸調制相配套，為唐初經濟發展和國力強盛打下了重要基礎。
為什麽商鞅主持的“廢井田、開阡陌”和北魏、唐初的“均田制”改革成功而王莽搞的“王田”改革失敗了呢？察其本末，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商鞅和北魏、唐初的農地改革是應時而改，順應了土地運行規律，而王莽的改革卻是逆時而動，違背土地運行規律。商鞅處在戰國初的秦國，那時經過春秋時代的諸侯混戰，周室王朝已大大衰微，作為周室王朝的經濟基礎——宗法性的井田制也隨之衰落，開墾的私田在諸侯國漸次興起。但井田作為傳統的土地制度依然存在。當時地處西北邊陲的秦國，有大量尚未開墾的土地，但因受井田制的束縛開墾乏力，井田制本身的衰落又阻礙秦國經濟發展，更難以適應秦國面向東方諸國的爭霸形勢。商鞅“廢井田、開阡陌”的土地變法就是在這壹背景下提出來的。它打破了宗法性的土地桎梏，促進荒地開墾，活化了土地資源，解放了農地生產力，為秦國國富兵強、稱霸諸侯奠定了基礎性的制度。
北魏、唐初的“均田制”改革主要是適應長期戰亂後形成的大量無主荒地、無地農民又迫切需要田地耕種的形勢下推行的，在相當範圍內實現了耕者有其田，調動了無地或少地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在壹定意義上抑制了土地兼並，成為開創盛唐時期的重要制度因素。
相比之下，西漢末年王莽搞的“王田”改革卻想把行之幾百年、成為普遍事實的土地私有制恢復為西周時代的宗法（公有）井田制，實在是“逆歷史潮流而動”、脫離時代現實的狂妄之舉，只能遭到社會性的反對，無法推行是必然的。
二、建國以來三次農地變革
新中國成立以來，也有過三次大的農地變革，其中兩次成功，壹次失敗。
第壹次變革是發生在1950—1952年的土地改革運動，簡稱土改（解放區在戰爭期間就完成了土地改革）。這次改革的主旨是廢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農民土地所有制。雖然這次土地改革存在種種問題，包括其手段、方式、政策都值得反思。但無庸置疑的是：通過這次改革，實現了幾千年來農民“平田均地”的夢想，解放了農村生產力，極大也促進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為上世紀50年代初中期國家的繁榮昌盛作出了重要貢獻。但由於改革的領導層將建立農民土地所有制作為權宜之計，所以幾年之後就被集體所有制取代了，造成對農民土地所有權的非自願剝奪。
第二次變革是發生在1953—1957年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先是初級合作化，後轉入高級合作化，直到1958年的公社化。通過合作化運動，將農民土地所有制變成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完成了農地私有向農地公有的轉變。這次土地變革總體看是不成功的。在土地集體所有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壹大二公”的集體經濟體制，成了束縛農民積極性、農村生產力的桎梏，使中國農業、農村經濟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裏停滯不前，農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與五十年代初中期相比明顯下降。土地集體所有的後滯性影響直到現在，成為大批農民失地、大量農地流失的總根源。
第三次變革是發生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的家庭聯產承包。其實質是將集體所有的農地承包給農戶經營，形成所有權歸集體、經營權歸農戶、兩權分離的農地格局。這次農地改革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對迄今為止長達近30年中國農業的持續發展發揮了基礎性作用。但從另壹方面看，由於農地承包沒有觸動集體所有權，農民對承包土地享有的權利殘缺不全，所以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弊端越來越突出。而最大的弊端就是土地集體所有權的虛化造成農地的大量流失，農民的土地權益被嚴重侵犯，耕地的大量減少還對農產品供給安全造成潛在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