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以蘇軾、辛棄疾、陸遊為代表的豪放樂觀主義文人。他們是北宋豪放派詩詞的代表，蘇軾更是詩詞文賦上的全才，這類人的性格可以說是比屈原李白更能適應社會的，他們在政治上的經歷與遭遇也並不好，同樣沒有能夠得到帝王足夠的信任和賞識，有許多不如意，仕途屢遭貶謫排擠，但他們用壹種人生的豁達，用積極的心態面對困難，百折不饒、入世進取，依然堅守自己的理想和品格。其作品體現了真切的愛國主義情感和對世界、生活的熱愛，既反映國家大事、歷史文化又描繪自然山川、人生情懷，其風格豪情大氣而不失穩重理性，折射出他們的光明磊落與樂觀向上，乃是值得人欽佩的英雄豪傑。
3. 以陶淵明，竹林七賢為代表的出世歸隱主義文人。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始終滲透著濃烈的歸隱思想，或是淡泊名利不願沾染紅塵是非，清心寡欲但求修身得道；或是經歷人生挫折看破世情超然出世，歸隱田園；或是不願與世人同流合汙，行事怪異出人意表，崇尚清談，自得其樂，對當局采取不合作態度。這種文人實際上是屬於與社會格格不入，難以適應也不願適應社會的高人、怪人。他們的作品超脫不俗，從不涉足政治俗世，著眼於理想世界和自然田園風光，描繪詩情畫意的生活，抒發內心的寧靜平和。這壹類的文人往往寫出的作品是最原生態的純藝術作品，與中國傳統文化天人合壹，圓轉自如，註重個人內在修養是最貼近的，也與書法、繪畫、園林建造等其他藝術形式最能相通。他們這樣的性情和生活其實也不失高雅滋潤，有其叫人艷羨之處。
4. 以杜甫、範仲淹、關漢卿等為代表的現實入世主義文人。這類文人是最具社會責任感，最關心民生疾苦的。他們置個人命運榮辱於國家民族百姓的興衰悲喜之後，用積極的姿態參與社會活動，無論遇到多大困難都堅持信念毫不退縮，為國家命運而鞠躬盡瘁。他們的作品真實反映社會現實生活與社會現象，為老百姓大聲疾呼。杜甫的《三吏》、《三別》，範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關漢卿的《竇娥冤》，無不成為千古傳頌的名作名句，而他們的人格魅力與道德品質更是萬古流芳，這類人物是最值得我們尊敬的，他們頂起了中華民族的脊梁。
5. 以柳永、李清照、納蘭性德等為代表的平民小資主義文人。他們都是婉約派的代表，這類文人在政治上既沒有屈原李白之類的報負，也沒有杜甫範仲淹之類憂國憂民的情懷，更不會來個歸隱田園，梅妻鶴友。他們更加關心的是身邊的人和事，是人生中微妙的感觸和那種小資生活的情趣，是專心致誌地搞自己的愛好，做學問、談學術，探究人類的感情世界。這類文人其實擺脫了中國文人政治化與文學傳統模式內容的約束，千百年來，由於文化為統治階級與官僚群體所壟斷，文人即政客即官僚，文學作品表達的多是政治社會歷史、個人誌向抱負、自然與邊塞風光等，極少涉及人類內心情感和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作品。這壹類文學作品的出現使得中國文學更加平民化、人文化。是他們用自己細膩的感情和筆觸，捕捉到身邊的壹點壹滴，寫出了更加全方位的中國社會與百姓生活。
6. 以司馬相如、嚴嵩為代表的功利實用主義文人。這類人從品格上講是比較低下的，他們壹切從統治階級的喜好和需求出發，或沒有自己的立場和原則，壹味迎合奉承；或幹脆做違背良心道德的傷國害民之事，淪為文人中的敗類，歷史的罪人。當然，這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現象，不可能所有的文人都能夠有良好的人格操守與道德品質，這類人的作品壹般來說中規中矩，以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為主，但也有壹些宮廷詩、應制文還是在文學上有壹定價值的。 除此之外，中國文人當然還有其他性格，也難以壹壹歸類，許多人兼有以上兩三種性格，其中還不乏性格偏激，特立獨行的怪人，但無論如何，中國文人作為文化領域的主要創作者，極大程度地豐富了我們的歷史文化和民族精神，他們的這些性格在當今社會依然存在，也對現代社會和人群產生著影響。從他們所遺留下來的作品中我們追思其人其事，想象作者的人生經歷和內心情感，實在是壹件有意思的事，這也是我們今天的社會文化與精神文明可享受與借鑒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