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說，中國的文化格局是壹個多元的，所謂多元，就是說每壹種文化都有他自己的獨立發展性，本身就是壹個完整的個體。
但是，同時又是壹體的，就是有很好的整合性。
這是壹個很深的學問，壹般的中國人，只會註意到自己周圍的環境，往往只能感受到本鄉本土本民族的文化，而難以意識到整個大中華所包括的豐富多彩的文化鉅陣的存在。
2.。。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形成的理論基礎，對中國的社會關系具有不可抗拒的影響。考慮中國的任何事情，都離不開歷史這個無形的手對現實的影響。本文將從下列三方面對傳統文化與新課改的影響進行具體簡述：壹、 中國文化的民族性。二、 中國文化的兩極性。三、 中國文化的內向性。正文：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她包含壹個民族長期積累形成的深層的心理積澱。由於文化的不同，會產生思維模式的不同；由於思維模式的不同，又會產生行為方式和社會關系的不同。就像兩個不同的根系，會生長出兩棵不同的大樹壹樣。中國的先哲們給後人留下了豐美的歷史寶藏，也留下了沈重的歷史包袱。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形成的理論基礎，對中國的社會關系具有不可抗拒的影響。考慮中國的任何事情，都離不開歷史這個無形的手對現實的影響。而經過幾千年的演變，儒家思想成為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最主要的壹支。綜觀中國改革的歷史，我們就可以發現，儒家文化的影響無時不在。如戰國時代的吳起變法、商鞅變法、秦始皇、漢武帝、魏孝文帝、金世宗、元世祖、清雍正帝的改革、及現在的改革開放之所以成功，總是在儒家思想尚末在統治階級中確立或者在大眾中尚末得到張揚的情況下獲得。而王莽改制、王安石變法、慶歷新政、清光緒帝的戊戍變法等改革之所以失敗，與儒家思想在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影響息息相關。這不由使我們來審視中國傳統文化對我們這壹次新課改的影響。不妨先讓我們來看壹下中國傳統文化的壹些特點及相關的壹些思想：壹、中國文化的民族性。中國漢族占總人口的90％以上，其他56個少數民族在膚色、人種上也與漢族基本相似，因此中國可以說是壹個單壹人種和單壹文化的國家。儒家、佛家、道家文化形成了中國文化的主體，尤其是儒家文化，對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的影響占有統治地位。中國文化具有強烈的民族性。儒家學派的基本思想是尊祖復古——至低也要維持現狀，主張祖宗的法度不可更改，對任何形式的變革都深惡痛絕。儒家學派申稱“利不十，不變法”，也就是說妳要變法可以，但必須有百分之百的好處，壹點壞處也不能有，否則妳就得老老實實地遵守祖制。稍微有點常識的人都清楚，世上沒有百分之百完美的法制。同時，儒家強調的中庸思想，禁止競爭原則，主張認同。而這壹切都跟我們新課改的精神相違背，我們新課程改革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完美。同樣要實施新課程，就必須有人做出頭鳥。有人為以後改革的失敗來承擔責任。否則，實施新課程就是壹句空話。二、中國文化的兩極性。中國古代哲學非常註重陰與陽的辯證統壹，認為世界萬事萬物都是由陰陽兩極組成的矛盾的對立統壹體，如：上與下、左與右、正與反、內與外、男與女等等。中國的儒家文化與佛、道文化也形成了中國文化的兩極性。儒家文化主張積極進取，而佛、道文化主張消極避世，組成了矛盾的對立統壹體。中國古代的許多知識分子在青年時期往往尊奉儒家文化，奮發圖強；當仕途多有磨難，到了晚年時又遁入佛、道文化，從佛老思想中尋求內心的安寧。儒家文化就好比壹架雲梯，激勵著仁人誌士們努力攀登，去摘取事業的果實；而佛、道文化就好比是壹張安全網，有人從雲梯上跌落下來，就有這張大網將其接住。因此儒家文化與佛、道文化這兩極文化對立統壹、相輔相成，形成了壹個穩定發展的中國文化系統。正因為我們傳統文化的兩極性，才使得我們在生活、工作、學習上往往遵循非此即彼的原則。因此使我們在以往的教學中在對待結果上也要求是非分明，非此即彼；而新課程卻要求我們在教學中對待結果要具有多面性。 三、中國文化的內向性。中國屬內陸國家，中國文化就是在這大片的土地上發展起來的壹種內陸文化。中國自古以來不斷遭受外族侵略，因此不斷地修築長城，閉關自守。受此影響，中國文化也演變成了保守的陸地文化，自成體系，對外來文化有很大的排他性。從清朝的戊戌變法到今天的改革開放，每壹次打開國門，都要付出艱辛的努力。中國文化不斷地同化著外來文化，卻從來不被外來文化所同化。了解了傳統文化的特點和壹些基本思想後，我們不禁對我們的新課改出現憂慮，畢竟新課改的實質是從我們原來的中國式的科舉教育向美國式的創新教育轉變。新課程改革成功與否在壹定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對傳統文化的認同程度，所幸的是傳統文化在經歷文革和改革開放後西方思想不斷湧入的沖擊下，在我們身上還沒有到牢不可破的地步。新課程改革步履艱難是肯定的，成功與否唯有看它的造化了。
對於中國傳統文化體系，我們並沒有好好地梳理；研究往往缺乏對社會現實問題的關註，幾乎丟棄了“經世致用”的傳統。傳統文化任何時候都是壹個寶藏，如果自己守著寶藏不開發，別人便會來開發，那將會是件很遺憾的事。
西方漢學對中國傳統文化特性的關註，實際上從壹個側面揭示了中國傳統文化在世界格局中的優勢。打破了西方文明中心的神話以後，我們看到的是多中心的多元文明。各民族的文化存在著差異，但不存在優劣。我們不能把以西方中心論指導下的評價強加在自己傳統文化的頭上，用西方中心論的眼光隨意否定我們自己的傳統和文化。或許，在我們自身發展的過程中，傳統文化有缺陷，有糟粕，有些東西曾經壹度成為阻礙發展的因素。但是從今天的發展來看，在世界格局中，文化的優勢就在於不同國家和民族的多元性和差異性。我們所擁有的，恰恰是別人不具備的。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孔子的學說重新引起重視，是與全球的政治多極化的形式有關。個人主義的極端發展，已經成為美國社會的壹個大問題。必須尋求另壹種價值觀來求取平衡，片面強調發展個人的壹面，形成極端的個人取向，對社會就會有威脅。中國的文化體系向來不主張過於伸張個人的意誌、個人的價值判斷，而是主張考慮對方，是相對的。夫妻之間，父子之間，都要有壹個相對格局，可以“換位思考”，和睦地處理問題。弘揚傳統文化的精髓，對於和諧社會的建構不無裨益。
1988年1月在法國巴黎召開的“人類如何面向21世紀”討論會上，再次提到孔子思想對維持世界人類和平的作用。瑞士1970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阿爾文博士說：“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25個世紀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這說明到了世界文明進入後工業時代，人類祈求平等和諧的願望已經上升為最主要的需求。被工業化所忽視的人性和親情，也被重新召回。中國傳統文化當中那些被認為非理性人際關系的血緣親情，也許會對家庭和社會穩定的維系起著意想不到的作用。
記得2003年抗“非典”的時候，“分食制”被廣為提倡。不少人以為，中國人會就此改變傳統的飲食方式，大家不再在壹個碗裏夾菜吃。但是，如今妳到飯店看看，大家還是圍著圓桌，在壹個碗裏夾菜。這種飲食方式衛生嗎？當然不衛生。但是中國人不習慣像西方人那樣分食，分食制是衛生了，但是熱鬧和親密也隨之消失。許多外國朋友到了中國，也喜歡和我們壹起“紮堆”吃飯，尤其是過節的時候，這是壹種親熱和睦的氣氛，此時此刻，吃和吃的方式已經不重要，而是升華為壹種情感的交流，壹種彼此認同的親密。這個簡單的生活現象也是文化的壹部分，說明事物的兩面性，魚與熊掌往往不能兼得；但是如果處理得當，把握好“度”，就可以“雙贏”。用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傳統文化似乎也是壹把雙刃劍，就看妳怎麽用。曾經也有人認為，中國文化中提倡溫良恭儉讓，是缺乏進取、缺乏競爭意識的表現，不符合今天的發展要求。但是，中國文化中還倡導堅韌不拔、持之以恒的精神。所謂“以柔克剛”，所謂“四兩撥千斤”，並不意味著放棄，而是以退為進，不作正面的交鋒。這些戰略主張早已被現代管理學所吸納，當強硬的專制主義命令的管理風格已經不再成為主流，中國文化的精髓和處世的方法便再次閃現出智慧的光芒，比如管理更看重人際關系的協調、社會秩序的安定和諧、人與人彼此的尊重和誠信等等。
西方漢學發展的歷史，實際上是兩種文化甚至是多種文化互相發現、互相借鑒的歷史，重要的是它提供給我們壹種思維的方法，啟發我們多角度、多層面地看問題。反思我們的研究便會發現，對於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體系，我們並沒有好好地梳理；傳統文化的研究往往缺乏對社會現實問題的關註，幾乎丟棄了“經世致用”的傳統，脫離了社會現實的研究，本質上是丟棄了傳統文化最根本的精神。傳統文化任何時候對於我們都是壹個寶藏，如果自己守著寶藏不開發，別人便會來開發，那將會是件很遺憾的事。我們說，現代文化的構成不可能與傳統完全割裂，大眾對傳統的認同要遠遠勝於對新興文化的認同，這是寶藏可利用的前提；與此同時，文化的接納是有選擇的，對於傳統文化的傳承，“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就是壹種梳理和發掘，這種梳理和發掘可為全人類的發展提供經驗和借鑒。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價值應當站在國際化的高度來重新認識。發掘中國傳統文化的優勢，並賦予其新的內涵，將之轉換成有效的資源和力量，使它重新成為促進社會發展的因素，是當前文化傳承和建設的重要任務。
3....農耕自然經濟是中古代社會經濟的主體
1、自然經濟就是封閉式的自給自足。
2、農耕自然經濟是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的主體，它是由東亞大陸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和地理生態環境孕育的。
3、三代時期，農耕業已經成為中原華夏民族社會生活資料的主要來源，春秋戰國時期，政治家們為了鬥爭而進行的改革，無不與促進農耕經濟聯系在壹起，如商鞅的“耕戰”政策。
4、農耕文明是指以農耕經濟為主體的經濟生產形態而逐步形成的人類文明。
5、中國的農耕文明同時發祥於黃河、長江流域。由於黃河流域更適合於農耕，故農業生產首先在黃河中下遊得到發展，黃河中下遊地區自然成了中國上古時代的政治、經濟和人文中心。隨著鐵制農具和牛耕的發展，農耕區域才逐漸向土肥水美的長江流域擴展。
6、隋唐以後，長江中下遊成為中國的經濟重心。“東南財賦”和“西北甲兵”***同構成了唐以後歷代社會政治穩定的基本格局。
7、在中國歷史上，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既有長期的對壘，也有相互的融合。經濟文化先進的中原農耕人常處於被動防禦的狀態，而經濟文化落後的遊牧人常取攻勢。在對壘的同時，兩種民族也在實行經濟文化的互補和民族的融合。
8、農耕與遊牧作為東亞大陸兩種基本的經濟類型，是中華文明的兩個彼此不斷交流的源泉，歷經數千年的相互融合、互為補充，形成了中華文化。
9、中國農耕經濟體制下的經濟成分是多元化的，從縱的方面講，它始終保留著各個歷史發展階段的經濟成份；從橫的方面講，它是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聯系在壹起的。
10、中國的農耕經濟並不僅僅是農業生產，它還包含著手工業、商業等多方面的經濟成份。到了封建社會晚期，商品性農業和為市場而生產的手工產品更在農家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
11、以農耕經濟為主的中華文明是壹種主張和平自守的內向型文化。它決定了中國的海洋貿易不可能是向外擴展的外向型經濟，而是壹種內斂型經濟。海洋貿易僅僅是農耕經濟壹種補充形式而已。
4....宗法制度的產生與確立
1
、由於自然環境和各地居民生活方式的不同，血緣關系在居民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表現形態也有很大的差異。地中海沿岸國家較早從事海上的工商業貿易活動，形成了以地域和財產關系為基礎的城邦社會。中國人則過著與世隔絕、聚族而居的生活，較多地保留了血緣家族的社會組織形式。
2 、宗法制度是氏族社會的血緣關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演化而成的，產生於商代後期。主要內容包括嫡長子繼承制、封邦建國制和宗廟祭祀制。
3 、西周宗法制度的創立者是周公。
二、宗法制度影響下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特征
1 、宗法制度影響下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特征有四：壹是家天下的延續，壹部中國史，就是壹部家族統治史；二是封國制度不斷；三是家族制度長盛不衰；四是家國同構。
2 、戰國時期，壹些不同於西周禮制的新制度不斷產生，而且已經相當成熟，如郡縣制、官僚制、俸祿制、符璽制、上計制、耕田制等。
3 、秦始皇統壹中國後，實施中央集權，廢分封制，行郡縣制，實行編戶齊民。
4 、宗法制度壹直深深影響中華民族的主要原因是小農自然經濟生活方式的壹直延續。
5 、宗法制度的本質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
6 、中國封建時代，統治和束縛人民的有四權：政權、神權、夫權和族權。族權是從父系社會家長制演化而來的，即是政權的補充，又能起到政權無法起到的特殊的社會作用。宋代以後族權膨脹與宋明理學學發展宗法制度的推波助瀾是分不開的。
7 、家國同構是指家庭、家族和國家在組織結構方面的***同性。中國傳統社會家與國的組織系統都是嚴格的父家長制。受中國長期以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影響，中國的國家結構壹直有著很深的家族結構的印記。家與國的組織系統與權力配置都是嚴格的父家長制。
8 、宗族和宗法關系在中國長期存在，導致了“家國同構”的格局。
9 、商鞅制定連坐法，把百姓按5 家壹伍，10家壹什的戶籍辦法編制起來。
三、專制制度與中國社會政治結構
1 、歐州政治與文化源於地中海沿岸國家，主要有古代埃及、兩河流域和古希臘。
2 、歐州封建皇權的專制壹直受到宗教力量的抗衡，宗教勢力壹直制約著皇權。
3 、中國從邁向文明開始，統治者就憑借武力使神職人員成了它的奴仆，形成了以個人為核心的權力專制體制。
4 、中國君主專制的階級基礎是奴隸主和地主，所依賴的經濟基礎是小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統治者普遍采取對工商業和貿易壓制的態度，重農抑商成為歷代統治者的基本國策。
5 、中國君主專制制度的特點有四：壹是以武力為先導，控制宗教勢力，專制時間漫長；二是經濟基礎穩固，土地國有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維護了專制者的統治；三是君主專制中央集權走向極端，以皇帝與以丞相為首的百官***同決策的機制逐步被皇帝獨斷所取代；四是對人身控制嚴密。
6 、從春秋時期開始，以郡縣制為其外在形式的君主官僚政體產生，這種新的專制壹直持續到封建社會末期。
7 、以宗法色彩濃厚和君主專制度高度發達為主要特征的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結構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有三：壹是社會結構的宗法型特征導致中國文化形成倫理型範式。其正面價值是使中華民族凝聚力增強，註重道德修養，成為禮儀之邦；其負面影響是使三綱五常的倫理說教，“存理滅欲”修身養性和排外心理等成為中國文化健康發展的障礙。二是中國社會結構的專制型特征導致中國文化形成政治型範式。其正面價值是造就了中華民族的整體觀念、國家利益至上的觀念和民族心理上的文化認同；其負面價值是使國人存有嚴重的服從心態，對權威和權力迷信，缺乏個人自信心。三是宗法與專制相結合，在政治上表現為儒法合流，在文化上反映為倫理政治化和政治倫理化，突出地表現為內聖外王的心態，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追求。
5....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思想內容豐富，多姿多彩，良莠並存。
其中，雖然有受到壹定的歷史的、階級的、社會的局限的道德舊識；但更有反映中華民族道德上的文明進步，體現全人類道德文明的具有長久思想價值的道德智慧。
1，源遠流長的中國倫理道德思想，始終貫穿著壹種可以稱之為“公忠”的道德精神。從《詩經》提出的“夙夜在公”，《書經·周官》提出的“以公滅私民其允懷”,直到王夫之的“以身任天下”、孫中山的“天下為公”、“替眾人服務”，都奔湧著“國而忘家，公而忘私”，為國家、民族而獻身的精神。也正是在重視整體精神的影響下，出現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為國家、為民族、為整體的利益不息奮鬥的崇高愛國主義精神。中華民族在自己的五千年文明史上，之所以能歷經磨難，長興不衰，具有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堅忍不拔的民族偉力，就在於我們民族有著這種“廓然大公”、愛國、愛民的崇高道德精神。
正由於這種重視整體利益,把國家、民族利益放在首要位置的根本道德價值取向,中國傳統道德在個人與他人、社會、群體的關系問題上，始終強調“舍己從人”、“先人後己”、“舍己為群”。在“義”與“利”的關系上，把代表整體利益的“義”,放在代表個人利益的“利”之上，強調“義以為上”、“先義後利”、“義然後取”,主張“見得思義”、“見利思義”，反對“見利忘義”。盡管董仲舒和宋明理學對先秦儒家的“義利之辯”進行歪曲，主張“重義輕利”、“貴義賤利”，但中國傳統道德的基本精神是主張在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發生矛盾沖突時，應以義為重，以國家、民族之大義為先，犧牲個人的私利。
今天，要把相對貧窮落後的中國，建設成為壹個富強、文明、民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我們只有在全民族中發揚“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崇高愛國主義精神，倡導重視整體利益，把國家、民族的繁榮進步、社會的發展、人民的幸福放在個人利益、個人享受之上，才能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強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只有發揚重視整體利益的道德精神，發揮道義的巨大力量，才能幫助人們克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斤斤計較個人私利、見利忘義，“壹切向錢看”的傾向，自覺關心他人、集體、國家的利益，鼓勵“先富”帶“後富”，“先發展”帶“後發展，走“***同富裕”的民族振興之路。
2，在中國的傳統倫理道德中，以儒家為代表的“仁愛”思想，是壹種對於協調人際關系具有積極意義的重要道德精神。“仁愛”既是壹種人際關系的道德準則，又是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的重要道德智慧。孔子說，仁者“愛人”，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要做到“仁”,就應當做到“恭”、“寬”、“信”、“敏”、“惠”。我們知道，所謂道德即是要求人們在考慮自身利益的同時，考慮到他人與社會的利益。中國傳統的“仁愛”思想，即是要求人們替別人著想，同情人，敬重人，相信人，關心人，幫助人，待人以誠，施人以惠。這是壹種十分可貴的道德精神。盡管在存在階級對立的情況下，普遍的“人類之愛”只是壹種美好的幻想，但是，人類的“仁愛”精神作為壹種積極的、健康的道德信念，在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歷史長河中，起著協調人際關系、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秩序穩定的積極作用。
“仁愛”精神是壹種具有人類普遍意義的人道精神。中國傳統的“仁愛”，與“人對人是狼”、“他人是地獄”的西方利己主義思潮是根本對立的。它要求人們在社會生活中互助、互愛，與人為友，與天地萬物為友，和諧***處。在我們的現代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矛盾、經濟競爭、貧富差距等等會不可避免地引起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緊張。因此，在社會生活中積極發揚中國人傳統的“仁愛”精神，倡導“仁者愛人”、“厚德載物”、“民胞物與”的道德，有益於創造現代生活需要的同情弱者、互助友愛、幫窮濟困、“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和諧友愛的新型人際關系。
3，中國傳統道德歷來十分重視人倫關系的道德價值,強調每個人在人倫關系中的應有道德義務.《尚書》提出“五教”，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提出“五倫”，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禮記·禮運》主張“十義”，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貞、長惠、幼順、君仁、臣忠”。這些都從不同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角度，規定了每個人為維護良好的人倫關系應當遵守的基本道德準則。傳統人倫關系中維護封建等級關系的糟粕無疑應當予以批判和剔除，但其中包含的有益因素，只要能賦予符合時代要求的嶄新涵義，對於改善當今家庭與社會的人倫關系，維護良好的社會秩序，仍有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中國傳統的人倫思想強調個人在不同的關系中應當遵守相應的道德義務。儒家特別重視家庭倫理關系的和諧有序。對長輩的“孝”即尊敬、善待，對下輩的“悌”即關心、愛護，被認為是壹切道德的根本。不僅如此，儒家認為，壹個有道德的人不但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還要敬重其他的老人；不但要悌愛自己的幼小之輩，而且還要關懷其他人的幼孺。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是十分崇高的人倫精神。在現代家庭與社會、人倫關系中，我們應當大力倡導敬老愛幼、孝敬父母、夫婦有情、朋友有信等美德，使中國人傳統道德中壹切有價值的人倫道德精神在新時代得以發揚。
4，中國傳統道德中有壹種非常可貴的道德精神,那就是主張人們在滿足基本物質需要的情況下，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和愛國愛民、無私奉獻、舍生取義的“君子”作為壹切有道德進取心的人們心目中的理想道德人格。不論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的執著道德精神，還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高尚道德理想，其核心思想，都是要求人們超越個人的私利、私欲,以國家、民族和人民的正義事業作為個人行為的最高準繩。《易傳》提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孔子提出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孟子提出的“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孟子·膝文公下》），歷來為仁人誌士所推崇。
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這種鼓勵人們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向往理想道德人格的思想，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中，仍然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在傳統走向現代的社會轉型過程中，有些人視道德精神為草芥，私心膨脹，物欲橫流，在“壹切向錢看”的歪風中成為利欲熏心、喪失人格、國格的勢利小人。理想道德人格是國民道德精神的壹面鏡子。壹個國家的民眾的普遍道德精神面貌，直接決定著壹個國家精神文明的今天和明天。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和精神文明建設，正呼喚我們在繼承中國傳統道德寶貴遺產的基礎上，在現實生活中提高民眾的社會主義道德精神境界，重新確立新型的具有現代思想特征的理想道德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