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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化中心南移歷程及體現

中國古代文化中心南移歷程及體現

文化中心的遷移是壹種非常復雜的文化運

動現象。

它是在經濟中心轉移的牽引力和政治中

心轉移的推動力***同作用下逐步遷移的。

然而,

數幹年來中國和世界文化中心遷移的歷史表明,

壹旦世界文化中心轉移到某壹個國家或壹個國

家的文化中心轉移到某壹個地區,它又會進壹步

促進這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的繁榮和發展。

正是從

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認為,壹千多年來中國文化

中心的南遷,尤其是近百年來東南沿海新月形文

化帶的形成,為東南沿海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提供

了千載難逢的機遇,這是歷史的必然。

如果我們

不能從理論上真正認識到這種歷史的必然性,那

麽,在實踐中,在制訂經濟發展戰略和推動經濟

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就會瞻前顧後,躊躇不前;就

會失去機遇,遺恨千古。

壹、文化中心轉移的內在機制

經濟中心(又稱經濟重心)即經濟最發達的

核心地區。

經濟中心的轉移,是導致文化中心轉

移的基本的、穩定的、也是最大的牽引力或推動

力。

當然,經濟中心的轉移是逐步過渡的,是在地

理環境變遷、社會政治動亂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等

多種因素的***同影響下,由壹個地區漸次向另壹

個地區遷移的。

根據作者長期研究的結果,從上古到秦漢時

代,中國的經濟中心壹直穩定在中原地區。

從魏

晉到南北朝時期,拉開了江南經濟開發的序幕。

雖然此時中國的經濟重心仍在黃河流域,但是已

經開始微微向東南傾斜。

唐代中葉的安史之亂使

黃河流域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導致全國的經濟中

心基本上完全轉移到了長江流域的下遊地區。

自宋元以來的幹余年間,由於黃河流域環境

不斷惡化,長江流域條件優越,致使中國的經濟

中心始終穩定在江南地區,而且從未出現過再度

回復到黃河流域的任何可能性。

這種南盛北衰的

格局起碼還會維持若幹個世紀或更久。

正是由於

中國經濟中心轉移的這種基本趨勢及其所形成

的經濟發展格局,吸引著中國的文化中心和政治

中心先後在北宋王朝末葉和滅亡之後相繼轉移

到了江南地區。

換言之,如果沒有經濟中心的轉

移,另兩類中心的轉移就很難實現。

政治中心壹方面隨著經濟中心的轉移而轉

移;另壹方面,由於國內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形

勢的不斷轉換,它有時往往脫離經濟發達地區而

向鬥爭的第壹線轉移,它對文化中心轉移的影響

是有條件的、不太穩定的。

當兩者轉移方向壹致

的時候,政治中心則往往促進文化中心地區文化

的進壹步發展。

從夏、商、周三代到北宋滅亡的三幹多年間,

中國的政治中心始終在黃河流域,並且沿著西安

—洛陽—開封軸心緩緩自西向東遷移。

其中

歷時最長者當屬西安。

自秦漢到隋唐的千余年

間,長安壹直是中國的政治中心。

它領導中國文

化第壹次在漢代、第二次在唐代登上了世界封建

文化的高峰。

公元1127年的開封陷落和宋室南遷,標誌

著中國的政治中心從黃河流域轉移到了江南。

州和南京曾壹時成為偏安王朝的首府。

然而,由

於塞外遊牧民族對農業王朝的威脅並未消除,所

以,中國的政治中心便在明朝初年北上燕趙,北

京成了最近數百年間中國的政治中心。

二、中國文化中心轉移的歷史軌跡

1.中原文化時代

根據我們對2500多年來中國歷代人才地理

分布的空間轉換過程所進行的研究結果表明①,

從夏商時代文明起源壹直到北宋滅亡的300。

間,中原地區始終支撐著中國文化的江山。

故將

這壹時期稱為“中原文化時代”。

從上古到秦漢時代,由於中國的經濟中心穩

定於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因而這裏人才輩出,

學風濃厚,齊、魯、關、洛為學術重鎮。

春秋戰國時

代諸子崛起,百家爭鳴,各持學說,各據地域,學

風彌漫於黃淮之間的魯、齊、楚、魏、衛、韓、趙地

區,尤以孔子講學的魯國學風最濃。

東漢時代,中國的文化中心仍然在黃河中下

遊地區,春秋戰國時代文化發達的齊、魯、宋、楚、

韓、衛壹帶,學風依然濃重。

就東漢的行政區劃分

來看,也是以充州學風最盛,而充州又首推陳留

郡鼎盛。

從三國時代開始,隨著中國經濟重心(中心)

的微微向東南傾斜,歷魏晉南北朝而至隋唐,壹

直到安史之亂以後,我國經濟發達地區基本上轉

移到東南地區,南方學風經歷了長達六、七百年

的逐漸興起的發展過程,同時也是中國文化中心

由北向南艱難轉移的過渡時期。

唐代學風的全國分布仍然表現出北盛南弱

的總態勢。

在學風濃重的黃河流域,學風分布的

輪廓恰似壹把以關中為柄的巨型扇子,扇葉覆蓋

了今天的晉南、冀南、魯西、蘇北、皖北以及全部

河南省域。

人才最密集的地區在當時河北道南部

的趙州、冀州和流州。

與此同時,南方學風日漸興

盛,長江三角洲和杭州灣沿岸人才尤為集中。

壹形勢的出現預示著中國文化中心的南遷已經

正式拉開了序幕。

值得註意的是,從唐代開始,福

建泉州的學風已經興起,歷宋、元、明、清而日漸

興盛,終成我國東南沿海又壹學術重鎮。

北宋是我國文化中心自黃河流域徹底轉向

江南的關鍵時期,這時的長江流域在文化實力上

與黃河流域旗鼓相當。

當然,由於傳統力量的支

持,黃河流域仍然具有壹定的優勢。

人才和學風

密集於西安壹洛陽壹開封軸心線上,其中尤以作

為北宋“文化首都”的洛陽獨領風騷。

在南方,北

宋時代學風最盛者為福建路,次為兩浙路。

福建

學風之盛,顯受朱熹影響。

他雖為安徽人,但出生

和講學均在福建,形成所謂“閩學中心”。

2.江浙文化時代

宋室南遷標誌著中國文化“江浙時代”的開

始。

在此後的七、八百年間,從長江三角洲到杭州

灣沿岸,經濟發達,文化繁榮,人才叠出,群英薈

萃,被譽為“人文淵蔽”。

從南宋到元、明,學風盛行江、浙、贛地區。

宋時代學風的分布,在我國南方自西而東形成所

謂五大學風盛地,即四川眉江、資江流域的蜀學、

湘江流域的湖南學、贛江流域的陸學、錢塘江流

域的浙學和閩江流域的閩學。

元朝雖然為中國歷

史上第壹個“牧者王朝”,並且建都於大都(北

京),然而中國學風南盛於北的總趨勢仍未改變,

其中以江、浙、贛和皖南學風尤盛。

到明代,中國

學風南盛北衰的局面已成定局,形成了以江、浙、

贛為主體的長江下遊學風密集區,尤以蘇州人才

密度最大。

清代學風斂聚江、浙和皖南。

江西學風到清

代明顯衰減,人才密集區收斂到蘇南、浙江和皖

南地區。

其中蘇州人才之眾,冠絕全國,次為常

州、揚州和杭州。

在浙江,浙西學派以治經學為

主,浙東則以史學見長。

皖南人才集聚於寧國、徽

州二府。

福建學風與人才分布於閩江和晉江兩

岸,前者有閩縣、建寧,後者有晉江、安溪等學風

盛地。

3.東南沿海新月形文化帶的形成

近百余年來,由於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的

迅速發展和中外文化相互交流的影響,使得我國

人才壹學風密集的地區逐漸由清代的江、浙、皖

南三角地帶漸次順著江、浙沿海向南發展,初步

形成了北起江蘇南部、歷浙江、福建而至廣東的

我國東南沿海新月形文化帶。

根據我們對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今改稱院

士,下同)籍貫統計的結果發現,在統計的242位

學部委員中,北方(吉、遼、京、津、冀、魯、豫、陜)

為49人,占全國的20寫;南方(皖、川、鄂、湘、

贛、蘇、浙、滬、閩、粵、黔)多達193人,占全國的

80。

這是自宋、元、明、清以來我國南盛於北的

人才分布總格局的繼續和發展。

在南方人才分布的態勢方面,壹個顯而易見

又引人註目的特征是,學部委員的出生地集中分

布於東部沿海的江、浙、閩、粵四省,從而形成了

與弧形海岸帶壹致的所謂“新月形文化帶”。

地處新月形文化帶北端的江蘇省,是人才最

密集的地區。

全省有學部委員58人,遠遠超過

我國北方8個省市學部委員的總數(49人),占

全國的將近1/4(24.0寫)。

僅次於江蘇者為浙江,全省有學部委員40

人,占全國總數的1/6(16.5%)0

上海也是人才與學風密集的重鎮,全市有學

部委員11人。

福建省***有學部委員24人,與北京、天津、

吉林、遼寧、河南和陜西等6個省市學部委員總

數相等,占全國的1/l0a

廣東省有學部委員20人,占全國學部委員

總數的8.3000

三、東南沿海的機遇

1.歲月悠悠,千載難逢

中國文化中心由北方向南方的轉移過程,經

歷了三千多年的漫長歲月。

顯而易見,從公元前

1900年夏王朝後期中國文明起源②到先秦時代,

黃河流域文明在長達3000多年的時間中都占有

絕對的優勢;即使到漢唐時代,黃河流域的文化

優勢仍然十分明顯;北宋時代,盡管中國文化中

心南移的趨勢已經不可逆轉,但中央政府仍然采

取“竭三昊以奉西北”的政策,以遏制文化中心的

轉移。

只是在最近的七、八百年間,中國的文化中

心才徹底移到了南方,而東南沿海新月形文化帶

的形成,如果從中國文明起源時代算起已經經過

了整整38個世紀。

歲月悠悠,機遇瞞珊,來之不

易,千載難逢,東南沿海人應當更加珍惜這壹大

好時機。

2.東亞經濟壹文化地理的新格局

數千年來,在中國國內文化中心逐步向東部

沿海地區,特別是向東南沿海地區轉移的同時,

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在向東亞和東南亞地區輻射、

傳播,形成了披染中國傳統文化風采的“漢文化

圈”。

到20世紀中後期,出現了東亞經濟壹文化

地理的新格局,它以獨具東方風韻的經濟文化***

同體的面貌登上了20世紀後半葉的世界歷史舞

臺。

東亞經濟壹文化地理的新格局以中國傳統文

化核心區為依托,呈同心圓狀向太平洋方向輻

射、擴散,大體上形成了四個經濟壹文化帶。

其中

第壹帶為以中原為中心的中國傳統文化核心帶;

第二帶為包括整個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大新月

形文化帶;第三帶包括韓國、臺灣、香港和新加坡

等四個國家或地區,即通常所說的亞洲“四小

龍”;第四帶即經濟發達的日本。

顯而易見,包括

東南沿海在內的中國大陸東部沿海新月形文化

帶正處在十分有利的經濟壹文化地理位置上,它

不僅背依腹地遼闊的黃河壹長江流域,具有豐厚

的資源儲備,而且面對東亞經濟率先騰飛的日本

和“四小龍”,具有引進外資和技術的捷足先登的

優勢。

深而言之,由於第三帶和第四帶同處於“漢

文化圈”之內,因而與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具有血

脈相聯的文化傳統,這就使得東部沿海地區比起

西方國家來更容易學習日本成功的經濟,在即將

到來的21世紀,隨著世界文化中心向亞洲壹太

平洋地區的轉移,東南沿海經濟騰飛的光環已經

高懸中天。

主要參考文獻:

①王會昌;《中國文化地理》,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e

②夏繃:《中國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

〔責任編輯廖智宏〕

〔作者簡介〕王會昌,男.縈古族,1943年S月生,河南省南

陽人,理學碩士,現任華中師範大學地理來教授。

主要著作有《中

國文化地理》和《古典文明的摘籃與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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