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 總述雲：
文章莫盛於西漢，渾渾灝灝，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為壹書傳於今昔，則斷自劉勰、鐘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為例各殊。至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棨《本事詩》，旁采故實；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壹詩話》，又體兼說部。後所論著，不出此五例中矣。（2）
嚴格地講，《四庫》“詩文評類”總述所作的是古典文學學術史的大致梳理，但如果以現代文學批評學的觀念來衡定傳統文學批評學的建設，“總述”中卻有著關於“文類批評”描述的批評學萌芽。也正基於此，日本學者青木正兒在《中國文學概說》“評論學”壹章中將《四庫》“詩文評”五種著作“敷衍修正”為六種。即：壹、品評作品者（梁鐘嶸之《詩品》）。二、記載關於作品之故實者（唐孟棨之《本事詩》）。三、論文學之體者（摯虞之《文章流別論》）。四、講說文學之理論者（唐釋皎然之《詩式》）。五、系統的論述者（梁劉勰之《文心雕龍》）。六、隨筆的雜錄者（宋歐陽修之《六壹詩話》）。（3）
朱東潤在《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中也對《四庫》所論作過闡發，他說：
今欲觀古人文學批評之所成就，要而論之，蓋有六端。自成壹書，條理畢具，如劉勰鐘嶸之書，壹也。發為篇章，散見本集。如韓愈論文論詩諸篇，二也。甄采諸家，定為選本，後人從此去取，窺其意旨，如殷璠之河嶽英靈集，高仲武之中興間氣集，三也。亦有選家，間附評註，雖繁簡異趣，語或不壹，而望表知裏，情態畢具，如方回之瀛奎津髓，張惠言之詞選，四也。他若宗旨有在，而語不盡傳，照乘之光，自他有耀：其見於他人專書，如山谷之說，備見詩眼者力為五；見於他人詩文，如四靈之論，見於水心集者，六也。此六端外，或有可舉。蓋不數數覯焉。（4）
姑不論朱東潤與青木氏所作的分類是否完全正確，他們梳理出傳統詩文評的體裁體征，對於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學中的批評文體論研究還是有貢獻的，而這種古代文學批評文體論的梳理與分析顯然也包含著對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學作為獨特存在樣式的肯認。
事實上，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學作為壹種不同於西方文學批評學的“另類”存在，可以說被大多數20世紀古代文論研究者所肯認。雖然這種肯認是以不同的話語形式來實現的，但肯認中卻所包含著壹種集體潛意識，即：中國文學批評有其民族獨特性。這壹點在20世紀早期的古代文論研究中可窺壹斑。
陳鐘凡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對“文學批評”作了內涵上的界定：“詩文之有評論，自劉勰、鐘嶸以來，為書多矣，顧或研究文體之源流，或第作者之甲乙，為例各殊，莫識準的。則以對於‘批評’壹詞，未能確認其意義也。考遠西學者言‘批評’之涵義有五：指正，壹也；贊美，二也；判斷，三也；比較分類，四也；鑒賞，五也。若批評文學，則考驗文學作品之性質及其形式之學術也。”（5）從傾向上看，陳氏的文學批評觀念主要是以“西”繩“中”，卻也道出中西批評觀念之差異，潛意識還是認為中國文學有批評，且“為例各殊”，只是“莫識準的”，尚無清晰的觀念體系和統壹的標準。
郭紹虞雖未曾對“文學批評”作過“義界”，不過，他認為“文學批評的轉變，恒隨文學上的演變為轉移，而有時文學上的演化，又每因文學批評之影響而改變”，且“文學批評又常與學術思想發生相互聯帶的關系”，（6）這卻是關於文學批評本體論的探本之論。郭氏還將上述觀念貫徹到他的批評史著作的寫作之中，以文學觀念的演變為準的書寫了中國文學批評從演進、復古到完成的歷史過程。
羅根澤對“文學批評”壹詞作過較為嚴密的考辨。他認為“文學批評”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 的譯語。Criticism的原意為裁判，後來冠以Literary為文學裁判，又由文學裁判引申到文學裁判的理論及文學的理論。文學裁判的理論就是批評原理，或者說是批評理論。所以狹義的文學批評就是文學裁判，廣義的文學批評，則於文學裁判以外，還有批評理論及文學理論。他認為對“中國文學批評”的研究，“必需采取廣義，否則就不是真的‘中國文學批評’。”（7）在羅根澤看來，中國文學批評本來就是廣義的，側重文學理論，不側重文學裁判，其原因是，從批評著作看，劉勰的《文心雕龍》“其目的不在裁判他人的作品”，而是“論文敘筆”，講明“文之樞紐”，其它的文學批評書，也大半“側重指導未來文學，不側重裁判過去文學”；從批評主體看，“中國的批評，大都是作家的反串，並沒有多少批評專家。作家的反串，當然要側重理論的建設，不側重文學的裁判”（8）；從批評的關註重心看，“中國人喜歡論列的不重在批評問題，而重在文學問題。”（9）總的來看，羅根澤也是傾向於以“西”繩“中”，但這種傾向卻透露出這樣的個中信息，即：中國文學批評不象西方文學批評那樣側重具體作品的分析、評析和判斷，而是壹種在批評實踐中融合了文學理論探討的獨特體系，它與西方文學批評學在文學鑒賞、文學批評、文學理論之間有著嚴格區分的特點，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羅根澤的分析事實上肯定了“中國文學批評”作為“另類”存在的獨特性，同時也對中國文學批評的主體，功能以及對象側重點作出了初步說明。
明確承認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學作為系統性存在的是方孝嶽。他在《中國文學批評》導言中認為中國的文學批評學“可以說向來已成了壹個系統”，除《四庫全書總目》所提“詩文評”專類外，“凡是輯錄詩文的總集，都應該歸在批評學之內”，因為“選錄詩文的人，都各人顯出壹種鑒別去取的眼光，這正是具體的批評之表現”，“再者總集之為批評學，還在詩文評專書發生之先”，“我們如果再從勢力影響上來講，總集的勢力，又遠在詩文評專書之上。”（10）方氏所論，要點有二：壹是承認古代文學批評學系統的存在，二是在批評文體論中為“總集”張目。後來為數不少的學者將批評研究的目光轉向“詩文評”外的“總集”、“文選”等，或許又同方氏的張目有關。例如，王瑤在《中國文學批評與總集》壹文中就認為“詩文評”專書“從它對當時讀者和作者所發生的影響說，這些書並沒有發生過如現代人所整理出的那麽多的理論的指導作用，壹般人只是當作說部閑書來看待的。……就影響上來考察，對讀者和作者發生‘文學批評’的效果的，倒是‘總集’；那作用和影響是遠超過詩話之類的書籍的。”（11）又如，穆克宏在其《昭明文選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江慶柏在其專文《論古代文學選本的意義》中都對選本中所體現的文學批評思想進行了發掘。（12）
朱自清則直接肯定了中國文學批評有其自身的特點和發展歷史。他在《詩文評的發展》壹文中認為，《詩品》、《文心雕龍》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各條，固然是較為系統的文學批評，而“制藝選家的眉批總評”、選本與總集的箋註和序跋、別集中的書劄和序跋、詩話、文話、摘句、史傳文苑傳或文學傳中的墓誌等等都與文學批評相關，“所謂文學裁判，在中國雖然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卻也有著古久的淵源和廣遠的分布。這似乎是不容忽視的。”（13）在梳理這種批評文體的基礎上，朱自清還對“文學批評”與“詩文評”之間的關系談了他的看法，他說：“‘文學批評’是壹個譯名。我們稱為‘詩文評’的，與文學批評可以相當，雖然未必完全壹致。我們的詩文評有它自己的發展；現在通稱為‘文學批評’，因為這個名詞清楚些，確切些，尤其鄭重些。但論到發展，還不能抹殺那個老名字。”（14）
實際上，真正要確定中國文學批評的“另類”存在特征，早期側重於“批評”義界與批評文體區別的這類研究尚未觸及到問題的核心，還必得去發掘其獨特性何在，才能使問題得以明晰，因此，探討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式的民族特色便成了邏輯的必然。縱觀20世紀關於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式之民族特色的探討，大致有如下幾種看法：
1、“人化文評”。錢鐘書在《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壹個特點》壹文中認為“中國文評”壹個突出的特點就是“把文章通盤的人化或生命化”，“我們在西洋文評裏，沒有見到同規模的人化現象；我們更可以說，我們自己用西洋文字寫批評的時候，常感覺到缺乏人化的成語”。在錢鐘書看來，“人化文評”的理論好處就在於“打通內容外表，具有整體特征。”（15）這是較早從古代文論的“自我參照”進入到中西文論的“雙向參照”的關於古代文學批評特色的論述。
2、“文體論式的文學批評”。郭紹虞在《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史》中對文學批評作了現代意義上的廣、狹義之分，廣義的文學批評包括文藝理論，狹義則指對文學的評論。在他看來，“中國古典文學批評，既不同於狹義的文學批評，也不等於文藝理論，好似只限於正統文學的詩論或文論”，郭氏稱之為“文體論式的文學批評。”（16）
3、“比較式批評”。洪申我認為，傳統“點”、“悟”式批評並非“研幾探微般的分析，不精密也不周密，再加上比喻的不確定性”，致使“如何恰當地評價作品便有了先天的缺憾。”作為彌補，古人常將作家作品進行對照比較，並漸成習慣，由此，“比較式批評”成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壹個特色。這種批評包括不同時代、地區文學的比較，也包括不同作家的比較批評，並與古典文學創作相互關聯。（17）
4、史、論、評相結合的批評。楊明照通過考察孔子的“興、觀、群、怨”說、曹丕的“文氣”說、《文賦》、《文心雕龍》、文學選本、詩話、詞話、小說評點等，認為“以作家為基礎、以史、論、評結合在壹起的批評，形成了中國古代文論顯著的民族特色”，並且“這種從下而上的，由鑒賞經驗的概括總結而構成的詩學體系，與西方從上而下的，由先驗的演繹推論而構成的詩學體系，恰好截然相反，而又各有千秋。”（18）
5、“點、悟”式美學批評。葉維廉認為，“中國傳統的批評是屬於‘點、悟’式的批評，以不破壞詩的‘機心’為理想，在結構上，用‘言簡而意繁’及‘點到而止’去激起讀者意識中詩的活動，使詩的意境重現，是壹種近乎詩的結構”，“即就利用了分析、解說的批評來看，它們仍是只提供與詩‘本身’的‘藝術’，與其‘內在機樞’有所了悟的文字，是屬於美學的批評，直接與創作的經營及其達成的趣味有關，不是浪費筆墨在‘東家壹筆大膽假設、西家壹筆小心求證’的累積詳舉，那是種雖由作品出發而結果離作品本身的藝術性相去十萬八千裏的辯證批評；它不依循（至少不硬性依循）‘始、敘、證、辯、結’那種辯證修辭的程序。”（19）吳承學在《傳統文學批評方式的歷史發展》壹文中將古代文學風格批評分為“總體的感覺判斷”和“形象化的描述”兩類，這兩類批評的內涵同葉氏所說的“點”、“悟”式批評也極有相似之處。（20）
6、“印象式批評”（尤其體現在對詩話詞話批評方式的評價中）。葉嘉瑩認為：“中國文學批評的特色乃是印象的而不是思辨的，是直覺的而不是理論的，是詩歌的而不是散文的，是重點式的而不是整體式的。”（21）黃維梁在《中國古典文論新探》中對楊鴻烈、郭紹虞、劉若愚等人評論中國詩話詞話的“印象式實際批評手法”進行了批評（22）。他指出：“中國印象式批評手法、用語寥寥，重直覺感悟，籠統概括”，這是中國文學批評的壹大特色，但“亦不乏有體系、重解析的印象式之外的著述，《峴傭說詩》、《白雨齋詞話》等屬之。另壹方面，精簡切當的印象式描述，乃不可或缺的批評手法之壹，其價值實在不容抹殺 。”（23）
7、“創造性的批評”。孫蓉蓉認為古代文學批評不僅內容極其豐富，而且形式多樣，語言生動，手法靈活，言簡意賅，非常講究自身的藝術性。這是我國古代文學批評的壹大特色。這種藝術性表現在：或以賦、駢文、絕句、詩詞曲等文學體裁來表現鑒賞與批評；或以形象描述的語言來批評對象；或以具體詩句點悟抽象理論。基於此，孫蓉蓉認為“我國古代藝術性的文學批評其實是壹種‘創造性’的批評，它同文學創作之間並沒有嚴格的區別，從某種程度上說，它本身就是壹種文學創作，是壹種批評的文學。”（24）
8、“東方藝術批評模式”。中國傳統藝術批評有無深度模式與潛體系？蒲震元在《中國藝術批評模式初探》壹文中不僅給予了肯定性的回答，還對其民族特色作了如下描述：“這是壹種以人與天調為基礎、在象、氣、道逐層升華而又融通合壹的多層次批評中，體現中華民族深層人生境界及大宇宙生命整體性的東方藝術批評模式。或曰壹種合天人、倡中和、明品級、顯優劣、通道藝、重體驗、示範式、標圓覽的東方藝術批評模式（尤以合天人、通道藝、標圓覽為主要標誌）。”作者認為其特征有六：壹，其哲學根基是壹種中國古代天人合壹的大宇宙生命和諧理論；二，積澱著民族群體綜合經驗的主體內傾超越型思維傾向；三，“有著獨特的深層理論結構”；四，“多樣化的理論存在形態”；五，“鮮明的美學特色”（融思辨於情思的體驗性批評，善於運用“議論常情韻以行”的話語表達方式等）；六，“偏於情感體驗，理論抽象的級別不夠。”（25）
總的來看，在對傳統文學批評方式的探討中，“另類”存在之肯認和民族特色之闡發構成了古代文學批評學研究中的話語主調，這壹話語主調的活動特征體現在兩種比較中：壹、中西比較，以西方文學批評方式作顯在的比較對象；二、古今比較，以現代文學批評學體系與觀念為潛在的比較背景。其話語路徑則大致是由對批評文體論的剖析轉入到對批評方式論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