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法家、道家思想
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極為豐富，百家爭鳴，以儒家、法家、道家為代表。
儒家首先提出人性本善的基本假設，進而提出仁政、德治、禮制的管理方法，最後提出要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管理目標。
法家首先提出人性本惡的基本假設，進而提出法制、刑治的管理方法，最後提出要達到崇君權和富國強兵的管理目標。
道家首先提出人性自然的主張，進而提出無為而治的管理方法，最後指出要實現的管理目標是至德之世。
歸納起來,我國古代的管理思想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組織方面的管理思想
《周禮》壹書是儒家經典之壹,書中搜集周王室官制,將周代官員分為天、地、春、夏、秋、冬等六官,以天為最高職,六官分360職,各有職掌,層次分明,職責清楚。
在勞動組織方面,我國古代有許多偉大工程,如秦代名將蒙恬征募30萬人修築萬裏長城;隋煬帝動員近百萬民工開拓大運河。這些浩大工程的建成,都是古代管理思想在勞動組織上實踐的範例。在春秋戰國時代,墨子就提出過“勞動過程分工”的思想,他說:“譬若築墻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墻成”。元代董摶霄提出“百裏壹日運糧術”的具體做法,其中講到“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可減少不必要的停留時間,縮短操作過程,提高工作效率,這種辦法符合現代流水作業原理。
經營方面的管理思想
管子是春秋初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提出的經營思想主要有:
(1)經營管理要順應事物自身的客觀規律。認為壹切社會活動均有“軌”可循,“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如若逆之,必懷其兇不可復振也”。
(2)強調和氣生財,即處理好人際關系;認為“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3)辦事要守信譽。主張“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4)辦事要從實際出發,量力而行;認為“動必量力,舉必量技”,“不為不可主張辦壹切成,不求不可得”。
(5)主張辦壹切事情必須統籌謀劃;提出“事無備則廢”、“以備待時”的觀點,其中,許多論點成為後世政治家、理財家的行為準則。
司馬遷是西漢時期的歷史學家、文學家和思想家,他的《史記·貨殖列傳》是壹篇有名的經濟論著,它使我國古代治生的管理思想有了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司馬遷的“自然之驗”論,是其經濟管理的基本思想。他肯定了“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等社會生產和流通活動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認定發展商品經濟,滿足人們的物質需要和求富要求,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自身規律。這也是他的“自然之驗”的基本思想。司馬遷對發展商品經濟的研究,已突破了傳統封建經濟思想的局限,表現出了他的管理思想的歷史進步性和非凡的理論創造力。
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
老子在《道德經》中講過“城中有四大,而人居其壹焉”。“四大”指道、天、地、人。可見,老子十分重視人的因素。《管子》中明確指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國易治,民貧則國難治。民富則其安鄉重家,敬上畏罪,故國易治;民貧則危鄉輕家,犯上犯罪,故難治也”。
在用人方面,我國素有“選賢任能”、“任人唯賢”的主張及“禪讓制度”。在《堯典》中,就記述了堯、舜的禪讓事跡。在重視人才方面,墨子主張“不辨貧富、貴賤、遠近、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
這些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比西方著名的霍桑實驗中提出的人本思想在時間上要早2000多年。
利器
這是提高效率的最有效的辦法。生產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國歷來有利器的傳統。孔子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語·衛靈公》)。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及其推廣，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經濟、文化和世界文明的發展，並使“利器說”成為中國管理思想的重要內容。歷史上許多重大發明，如遠古時代火的發現，西漢時新式糧食加工機械--水碓的運用，東漢和三國時新式煉鐵鼓風器--水排的推廣，都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生產質量，這些都說明了利器的重要性。鴉片戰爭時期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目的就是為了利器，從而振興國家。孫中山實業救國的核心是技術革命，實現現代化。技術革命就是在今天也有很積極的意義。可見利器對於社會發展和進步的重要性。
謀略
我國有壹句名言：“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無論是在治國還是治生方面，我們都必須講究謀略，正確研究對策，以智取勝。壹味地不加思索的做事只會帶來不良的後果。
中國古代有許多系統運籌成功的實例。諸葛亮的空城計算是運用謀略的典範，戰國時期，田忌和齊王賽馬屢敗，後來他按照謀士的籌劃，平衡使用力量，按馬力的強弱，以己之下馬對彼之上馬，己之上馬對彼之中馬，己之中馬對彼之下馬，結果轉敗為勝。
宋朝的丁謂奉命修復被焚毀的皇宮，必須從很遠的地方運輸土石和建材，為了節省人力和才力，他挖開大路取土，引水成河，然後用船運輸各種建材，宮室修好後又以建築垃圾填河恢復道路。使取土、運料、處理垃圾結合起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見壹項正確的決策和謀略對於事情的成功是多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