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最初是從原始宗教中逐漸分化出來的。早在原始社會（距今約170萬年~公元前2100年）就已經孕育著哲學的胚芽。原始人在自己的勞動中了解自然界，有了唯物論萌芽的基礎。主要體現在陰陽五行的觀念上。遠在公元前1000余年，在農業和畜牧業發展的基礎上，人們有了現在、過去、未來的時間觀念，稱當今為“今”，過去的日子為“昔”，旬內之某日為“翌”（yì，明天），次旬之某日為“來”。同時為了區分土地，進行商業交通和軍事征伐，人們也有了東、西、南、北、中五方的空間觀念。在生產發展基礎上，人們除了時空觀念外，還產生了原始的陰陽五行觀念。陰陽觀念記載於《周易》。人們長期觀察天地、風雷、水火、山澤等自然現象和人類自身的生殖現象，於是概括出天與地、雷與風、水與火、山與澤的對立。再觀察鳥獸，有牝有牡；觀察草木，有雄有雌；觀察人類，有男有女。所以就把陰（——）陽（——）的對立看作宇宙間普遍的根本的對立。五行觀念記載於《尚書·周書·洪範》。所謂五行：壹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這些反映人們對衣食住行所必需的五種物質資料及其性能的認識，具有唯物論的因素。可以說，陰陽五行觀念，是中國原始的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的胚芽。但是，由於生產力的低下和知識的貧乏，在自然災害面前顯得無能為力，便產生了原始宗教觀念，如對天、地、日、月、風、雨、山、水、鳥、獸等的多種崇拜和對祖先神的崇拜，有了哲學思想的萌芽。然而，哲學作為對整個宇宙認識的系統化和理論化的學說，作為壹種比較完整的通過文字記載的世界觀，只能產生在奴隸社會。在早期的奴隸國家——毀商（約公元前1562年），有了文字典籍《尚書》。中國史學界比較壹致斷定：商（殷）代是中國歷史上的奴隸制時代，《尚書·商書·盤庚》以後各篇和殷墟小屯發掘出來的甲骨文片，是中國最早的成文史料。《詩經·商頌》說：“帝立子生商。”商代統治者自認為是上天的子孫，是代表上天來管理臣民的。周滅商時，周統治者宣稱：“丕顯文王，受天有（佑）大命。”（《大盂鼎》）意即文工創立了滅商事業，是受天命保佑的，周天於是上天在天上的投影。《莊子·天下篇》也指出：這時期的哲學思想是“以天為宗，以德為本”。這道出了哲學同宗教、倫理的結合。但是這時的哲學思想，只是處在萌芽狀態，尚未形成哲學學派，還沒有建立真正的哲學體系，因而沒有什麽著名的哲學家。
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是中國奴隸制向封建制急劇轉變的時期。這時，哲學戰線上形成了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新階段。所謂“百家”，就學派而言，可歸納為十多家。其中主要是儒、墨、道、法、名、陰陽六家。此外，還有兵家、農家、縱橫家、雜家和小說家等。百家之爭發端於春秋末期的顯學，即儒墨之爭，鼎盛於戰國初期，總結於戰國末期的茍子。“百家”的哲學課題，主要是圍繞著禮治與法治、王道與霸道、性善與性惡、古與今、天與人、名與實以及宇宙的起源等問題。這時期的爭鳴，標誌著中國古代哲學的成熟。論爭的中心問題，是天人關系問題。“天”的本質是什麽？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是“天人相分”，還是“天人合壹”？這已涉及到哲學的基本問題。
兩漢時期，地主階級中央集權制的形成，迫切要求對王權神聖不可侵犯作理論上的論證。於是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和“王承天意”的神學目的論就成了官方的正統哲學。而王充的“天道自然無為”的元氣自然論與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形成對立。這種哲學上的對立鬥爭與當時經學上的今古文之爭有壹定的聯系，所以，學術史上稱之為兩漢經學。
魏晉時期，門閥士族地主取得了絕對統治，何晏、王弼建立了玄學（運用老莊思想糅合儒家經義而形成的壹種哲學思潮），通過體用、本未等“純粹哲學”命題的論辯，為門閥士族統治辯護。這種玄學與外來的佛教結合，成為南北朝、隋唐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裴鄘（wěi）等人對玄學作了批判。南北朝時期，壹些皇帝、宰相帶頭信佛，佛教成為國教。範縝作《神滅論》，以形神相即、形質神用證明人死神滅，在中國哲學史上寫下了光輝的壹頁。
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中轉時期，統治者采取儒、道、佛並用政策，強化思想統治。這時期，信奉儒家天命論的韓愈堅決反對佛教；而柳宗元、劉禹錫則提出“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的思想，對天人關系之辨作了新的唯物主義的總結。
宋明時期，是官僚地主階級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統治，哲學上出現了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合稱宋明理學。它繼承了傳統的唯心論，改造並吸收了佛教的某些成分，形成了完備而系統的唯心主義體系。而張載、王廷相，特別是王夫之、戴震等人猛烈地抨擊宋明理學，並審視、總結了各派哲學，把中國哲學推向了高峰。
鴉片戰爭後，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龔自珍、魏源、嚴復、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先進人物，倡導資產階級的“新學”、“西學”，反對封建主義的“舊學”、“中學”。所以，近代哲學思潮主要是西學思潮。西學運動是壹次極有益的開放運動。它促成了中國與世界的思想文化交流，促使中國人驚醒、反思，告別並更新傳統。但是，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正像維新運動壹樣，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運動也只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壹個階段，中國資產階級哲學也只是構成中國哲學發展中的壹個階段。而且“國學”的精神仍然沈澱在國民心理的深層，這就形成了復古與西化之爭的錯綜復雜局面。不過，這壹階段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三民主義和新三民主義的哲學，已接近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傳人中國後，中國哲學的發展進人了嶄新的科學時期，有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新哲學，真正成為中國人民的解放的思想武器。
中國現代哲學，就是指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以李大釗哲學思想作為中國舊哲學的結束和新哲學開始的轉折點，逐漸發展起來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李大釗是中國近代哲學承上啟下的哲學家；魯迅和胡適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傑出的哲學家；毛澤東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傑出代表，他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完成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並且開展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旗手。毛澤東哲學思想，是中國***產黨人的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人民浴血奮鬥的總結。作為中國哲學史，本書主要從春秋戰國寫至近代。對現代哲學家就集中介紹其代表人物毛澤東、李大釗、魯迅和胡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