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國際收支模式非常特殊，自20世紀90年代，除個別年份外，呈現出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雙順差”。特別是21世紀以來，雙順差規模出現迅速擴大的趨勢。正是由於這種國際收支雙順差所引起的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導致了我國目前壹段時間貨幣政策的主要任務是對沖銀行體系過多的流動性。近兩年來，我國國際收支失衡日益引起國內外相關學者的關註。
壹、近幾年我國國際收支的現狀
根據國家外匯局公布的數據顯示，由於貨物貿易順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經常項目實現順差1608.18億美元，同比增長134.23%，占我國國際收支總體順差的比例上升為72%，主要是因為貨物貿易順差大幅上升。根據國際收支統計口徑，2005年我國貨物貿易順差1342億美元，增長128%。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629.64億美元，同比下降43.1%，原因主要是由於對外投資增長較快，“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由順差轉為逆差，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占2004年中國國際收支總體順差的比例下降至28%。2005年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的逆差分別為49億美元、40億美元。在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雙順差的推動下，外匯儲備增長2089.4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了22.6億美元，特別提款權增加0.05億美元，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儲備頭寸減少19億美元。2005年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到8189億美元。“凈誤差與遺漏”出現在借方，為168億美元，相當於國際收支口徑下的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的1.21%，在國際公認5%的合理範圍以內。2005年，我國的國際收支交易總規模2.42萬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27%，占GDP比重進壹步上升到109%。國家外匯局在《國際收支報告》中指出，這表明我國經濟對外開放度進壹步擴大，與世界經濟的融合更加緊密，對外經濟運行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增強。
2005年，國家繼續運用貨幣、財政等政策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加快經濟結構調整，進壹步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金融體系改革取得進展，整體穩健性增強。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積極發展外匯市場，放寬匯價管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壹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彈性逐步增強，外匯市場參與主體不斷擴大。
2006年，我國經濟平穩快速增長，對外開放邁上新的臺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穩步推進，匯率彈性提高。國際收支延續“雙順差”的格局，經常項目實現順差2498.66億美元，同比增長55.37%，其中出口11444.99億美元，進口8946.33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26.66%和20.45%。我國進出口的高速增長得益於國內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內國際市場需求的不斷增長，使得我國對外出口貿易形勢大好。在進口方面，我國進壹步加強宏觀調控，進口需求穩步增長，使得我國進口持續快速發展。從整體數據來看，運輸是導致經常項目中的服務項目出現逆差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210.15億美元，支出343.69億美元，逆差133.54億美元，與2005年運輸逆差63.32億美元相比，同比擴大70.22億美元。
從2003年到2007年經濟保持增長較快、效益較好、運行較穩的基本態勢，國際收支繼續保持“雙順差”的格局。國際收支順差式不平衡的問題依然十分突出，在這幾年裏，“雙順差”似乎已經成為我國國際收支的“慣例”。經常項目順差1629億美元，同比增長78%，較上年同期增幅提高了42個百分點。調整、對部分產品加征出口關稅等政策執行前搶先出口，貨物貿易順差進壹步擴大。按國際收支統計口徑，貨物貿易出口5472億美元，進口4115億美元，分別較上年同期增長28%和18%；順差1357億美元，增長70%。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902億美元，同比增長132%，較上年增長1.3倍，改變了2006年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下降的局面。2007年上半年，外國來華直接投資流入627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54%。隨著國家“走出去”戰略的逐步實施，對外直接投資較快增長，2007年上半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出80億美元，增長21%。證券投資逆差48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244億美元。其中，我國對境外證券投資凈流出151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297億美元；我國從境外證券市場融資以及吸收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投資流入103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53億美元。按國際收支統計口徑，2007年上半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80億美元，同比增長21%，其中，非金融部門對外直接投資78億美元，增長21%；對外直接投資撤資清算匯回6億美元，增長142%；凈流出74億美元，增長17%。“雙順差”的國際收支特征使得我國外匯儲備進壹步增長。截至2007年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13326億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663億美元。持續的國際收支順差和較高的外匯儲備規模，有助於提升我國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並且增強防範金融風險的能力。
二、我國國際收支持續“雙順差”的原因
我國連續的、長期的、大幅度的經常項目和資本與金融項目的“雙順差”已明顯表現為經濟的外部失衡。這既有悖於傳統的國際收支結構理論，又是各國國際收支結構實踐中罕見的，其之所以能夠維持十余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國內外經濟發展環境和國內特殊的管理體制與鼓勵政策，但其本身也潛伏著壹定的風險，引發諸多矛盾和問題。這種局面是由壹系列客觀復雜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國際的原因，也有國內自身的原因從國際上來看，隨著世界各國經濟的緊密聯系，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為了尋求更優化的資源配置，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出現了壹些產業和產品向國外的轉移。而我國為了適應國際形式的發展，日趨完善基礎設施和優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時不斷加大對外開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國具有廉價的勞動力成本，這些都使得我國逐漸成為國際制造產業轉移的壹個主要目的地，連續數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時由於我國國內金融市場比較不發達，國內企業往往借助境外資本市場進行融資，從而增加了資本的快速流入。而外國直接投資的發展也促進出口的增長，1992年以來境外資本流入中國的年平均增長速度保持在28.9%左右。
從國內來看，主要是由於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國的持續大額順差。
（壹）儲蓄率過高
我國經濟增長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儲蓄率過高。國內總儲蓄率在20世紀90年代平均為GDP的40%，在2004年上升至GDP的47%。盡管投資率在此期間也有所增長，但儲蓄快於投資的增長，擴大了經常帳戶順差。當前的儲蓄率和資本形成率無論與本國歷史平均相比還是與其他主要國家相比均處於高位。壹般認為中國儲蓄率高主要是因為個人儲蓄欲望強烈，但更主要的是企業和政府的儲蓄率高，企業高儲蓄率帶來的投資增長效益較低並可能導致產能過剩。此外，國內儲蓄轉化為投資渠道不暢，金融市場發展相對滯後，導致企業不得不更多地依賴自有儲蓄。
（二）加工貿易仍占主導地位
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勞動力密集、技術含量低的產業和領域，以加工貿易出口為主，而加工貿易出口方式與貿易出口數量的增加呈明顯正相關的關系。深入分析我國貿易結構可以發現，壹般貿易及其他貿易實際上處於逆差狀態，持續攀升的貿易順差主要來源於加工貿易。加工貿易兩頭在外，無論是通過來料加工還是進料加工，最終產品壹般銷往國外，在我國境內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構成順差。因此，加工貿易的規模越大，相應的順差必然也越大。
（三）非對稱性的國際收支政策
長期以來，我國采取鼓勵出口和鼓勵外資流入的非對稱性國際收支政策。我國的國際收支雙順差是多年的“獎出限出”的傳統思想和對外資不加選擇的“超國民待遇”等經濟政策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些政策制度安排使得資本流出受到管制，流出渠道少，導致資本項目凈流入大於凈流出格局的形成。外資的大量湧入不僅拉動了我國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而且加大了外資企業在我國出口中不斷增長的比重。
三、促進我國國際收支平衡的主要對策
我國目前的“雙順差”的國際收支結構與其基本國情是極不相稱的。作為壹個發展中國家，我國較為理想的國際收支結構應是：貿易項目逆差，經常項目保持平衡，資本項目下的順差。而目前的國際收支失衡、巨額的外匯儲備對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所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因此，國家提出“調投資、促消費、減順差”的政策導向，運用各種手段促進國際收支平衡。
（壹）降低我國過高的儲蓄率
貨幣政策的取向應當是貨幣供應收緊，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幣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實行降低投資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當前貨幣政策應當適度從緊，包括降低貨幣供應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應當繼續加息並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控制流動性。同時，人民幣匯率應該更加靈敏地反映市場供求變化，更加富有彈性。這些政策措施都將有助於糾正內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進行進出口產業結構調整，提高核心競爭力
經常項目順差的壹個重要原因是進出口產業結構失衡，出口集中於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業，產品缺乏核心技術競爭力，在國際上以低價量大為特點，企業利潤率低並且很容易受到反傾銷訴訟。進口缺乏中國真正急需的先進的技術和設備，發達國家產業調整僅僅把我國作為制造業基地，真正先進的技術和設備的研發都在發達國家國內。因此，我國現在必須調整進出口產業結構，限制高耗能高耗資源型出口；並把環保、安全、社保等因素納入企業的出口成本；開發產品核心技術創造力，提高企業自主競爭力，實現在平穩出口量的基礎上利潤最大化。
（三）實施“走出去”戰略，擴大對外投資
積極探索多元化、多層次的外匯運用方式，通過各種渠道擴大對外投資。政府應進壹步完善支持企業“走出去”的相關法律和政策，給予其適當的優惠政策和信貸支持，為企業“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環境和條件。鼓勵能夠發揮我國比較優勢的對外投資，擴大國際經濟技術合作的領域、途徑和方式，繼續發展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鼓勵有競爭優勢的企業開展境外加工貿易，帶動產品、服務和技術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開發國內短缺資源，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資源置換；健全對境外投資的服務體系，為實施“走出去”戰略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