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哲學，體育！質疑李立言老師的體育哲學宣言——人的自然化，體育、動物主義、文化的文化視野！
(參考書目，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方法》，文化與教育，陳艷《日神與酒神》，羅蘭。、斯特羅姆貝裏《西方現代思想史》、劉昌林《中國人生哲學的重建——陳獨秀、胡適、梁漱溟人生哲學研究》、程《欲望重述——20世紀中國的文學敘事與文學精神……)
梁漱溟認為，文化“文化只是那個民族生活的壹個樣本”，而“生活是無止境的欲望”和“與不斷的滿足和不滿和諧相處”。根據人的欲望是否得到滿足，梁認為人生有三大問題:(1)人與自然即物質世界的關系問題。只要人努力，人的物質欲望總會得到滿足；(2)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欲望滿足與否是不確定的，我的欲望受他的欲望制約；(3)人對自己生命的渴望不可能得到絕對的滿足，不老死不活是絕對不可能的。
梁漱溟說，解決這三個人生問題有三種方法，也就是有三種生活方式。西方、中國和印度分別代表了不同的人生方向。這輩子有三個方向:(1)
“原來的方向；就是努力得到要求的東西，努力滿足他的要求。”西化是基於前進的欲望，也就是第壹條路要走；(2)“遇到問題，不求解決，不求改造局面”，而是“改變自己的要求，調和堅持”，“在這種局面中尋求我自己的滿足”。中國文化是基於和解和堅持的願望，這是第二條路可走；(3)“轉身反問”，即當他遇到問題時，想徹底取消這類問題和要求。他最違背生命的本性，對各種欲望都持禁欲態度。“印度文化是建立在欲望反轉和要求落後的基礎上的”，也就是第三條路可走。梁認為，西方人的生活在希臘羅馬時代走了第壹個方向，到了中世紀轉向第三個方向，到了文藝復興時期又明確無誤地回到了第壹個方向，於是中國和印度分別走了第二個和第三個方向，直到今天。
根據“人類三大文化取向”理論，他認為西方文化解決的是人類面臨的低級問題，即滿足人類自身生存的需要，而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都解決的是人類面臨的高級問題，即人與人、人與自身的生活。也就是說，西化不是優於東方，而是東方優於西化。目前西化贏了，是因為適應了人類面臨的生存問題，而中國和印度文化都失敗了。根據人類所面臨問題的深度，人類文化會有三個階段的發展:“起初是指古代的西洋及其在近代的復興；其次是指古老的中國及其近期的復興；第三，它指的是古代印度及其在遙遠未來的復興。此時此刻，是壹個從近代到近期的過渡時代。”這就是梁的“世界文化三期再現論”。他還說，人類文化是多元的，沒有好壞、新舊之分。
(通過閱讀梁漱溟的理論，我開始質疑李立言老師的《體育——人的自然化的哲學宣言》是否有其片面性。雖然我很尊敬李立言老師。他在文章中說，體育的歷史意義在於“扶正被理性大廈淹沒的感性生命”。我發現他在看西方體育。為什麽不談中國體育？中國文化，中國人的文化心理，中國體育和西方是不同的文化。因為西方文化有身心分離的歷史，我們可以在運動中發泄自己的情感需求和沖動！然而，中國文化中沒有明顯的身心分離，中國文化強調“天人合壹”，中國文化不存在西方文化中的身心分離問題。所以，對於中國人來說，中國的體育追求的是不同的東西，表達的是不同的人生體驗！)
如果說西方人是通過身體和肌肉認識世界，把邪惡歸於身體，那麽人性中天然的“情感沖動”當然會被西方特有的激情運動(爆發出來的原始動物本性)發泄出來！在這裏，中西體育來自於兩種不同的文化心理，不同的感性表達和完全不同的體育和心理需求！
難怪魯迅把西方人的性格總結為:人+獸=西方人。
由此可見，自古希臘以來，西方人的身心是分離的。
作為古希臘社會的兩大宗教精神，阿波羅與酒神的對立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徹底分裂的產物。這種分裂使得西方人在“民族心理結構”中呈現出感性沖動與理性沖動、在“民族文化結構”中呈現出體育與科學、在“民族社會結構”中呈現出自由與法律的對立格局，對立雙方以對立互補的方式推動著西方文明的發展。
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的兩種早期思想，儒道互補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協調的結果。這種協調使中國人在“民族心理結構”中表現出感性沖動與理性沖動的相互克制，“民族文化結構”中表現出藝術與工藝的相互滲透，“民族社會結構”中表現出倫理與政策的相互補充，協調的雙方以互補的方式維持著中國文化的穩定。
宗教作為人類精神異化的產物，必然產生於社會生活本身的異化。總的來說，日神和酒神的宗教崇拜是宗法制度解體和宗法社會後期文化時代誕生這壹歷史進程的產物。前者是精神陶醉，表現為對精神世界和宇宙本源的無節制的絕望追求；後者是對身體的陶醉，表現為對感性生命和身體存在的肯定的壹種放縱。
西方:阿波羅(升華)——狄俄尼索斯(宣泄)
東方:儒家，身心合壹。
與酒神崇拜壹樣，早期道教與母系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不僅如此，道教和酒神崇拜壹樣，作為現實生活的壹種反應，也是以個體的感性生存為目的的。
但老莊研究並沒有像酒神崇拜那樣把人和自然對立起來，在人對自然的破壞中證明人的感性存在。道家講究“物的壹律”，主張“天地與我共存，萬物與我為壹”。人們將其視為自然的壹部分，在自然的懷抱中尋求心靈的慰藉，從而達到“莊周夢蝶”的境界——忘我之物。
早期儒家思想和對神靈的崇拜壹樣，也具有維護社會秩序和捍衛現存文明的功能。不僅如此，儒家思想和神靈崇拜壹樣，也註重理性探索和精神追求，有超越感性個體的傾向。
而孔孟之道，並沒有像阿波羅祭祀儀式那樣，在精神陶醉中，把人的感性存在與宇宙的理性起源聯系起來。儒家講究“愛人”，主張“進則孝，出則淚，誠則信，無時不愛人，關心他人”。將人視為社會的壹部分，在以親子血緣為基礎的人際關系中確立人的價值和地位，以實現“終有壹日，天下歸仁”的政治理想為最高人生追求。
由於感性和理性沖動的充分發展，西方世界狹義的“民族文化結構”以兩個相反的極點最為發達:在感性上，是運動；理想情況下是科學。
在西方人看來，體育不僅僅是為了鍛煉身體，不僅僅是為了為國爭光，而是對人的感性能力的探索和發掘，是壹種身體上的陶醉。所以，西方人可以在各方面設置能表現生動感性能力的競賽，不管有多危險，多費錢。
如果說西方體育的發展與酒神精神和肉體的沈醉有著內在的聯系，那麽中國體育精神的衰弱就不得不歸咎於老莊和清靜主義的生活態度。
與西方不同的是，中國的體育與科學、藝術、工藝並不要求感性與理性的完全割裂，而應該將二者有機結合，這恰恰符合我們傳統的民族心理。
與西方體育的性質不同，中國人的體育活動註重觀賞而不是對抗，所以很大程度上是藝術性的。比如武術中的花拳繡腿，當然也包括健身和格鬥的實用性。
這種活動不是簡單的情感狂喜和肉體陶醉，而是感性中的理性和肉體中的靈性，符合中國人的心理習慣和精神氣質。
西:感知(發泄)=運動
東方:感性+理性=運動
難怪東西方的文化心理如此不同。所以在競技體育中，西方人的情感沖動(動物本性)使得他們的社會有了天然的體育基礎。
西方體育傳入中國，如果不是舉國體制的極端手段(以犧牲眾多運動員身心的和諧發展為代價)，中國傳統的“仁者君子”之風幾乎無法與“禽獸”西方人抗衡。
值得註意的是，西方體育運動中的情感宣泄是與其理性升華相輔相成的。而中國沒有這樣的天然基礎，難怪大眾稱體育運動員“頭腦簡單，四肢發達”，這是西方“動物運動”的壹種表現。
就信仰方式而言，中國人可以在沒有宗教的情況下獲得精神寄托；就行為而言，中國人可以不用法律來調節人際關系。(儒者，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