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要善於從歷史的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亡。中日關系的現狀很大程度上與中日關系的歷史有關，“以史為鑒”成為處理中日關系的基礎和前提。中日邦交正常化時，中國把“以史為鑒，面向未來”作為指導中日關系的基本原則。以史為鑒，也就是中日關系的歷史，如何認識和對待中日關系的歷史，從中尋找教訓，將是兩國人民必須完成的歷史課題和現實任務。
說到中日關系史，中日甲午戰爭和日本侵華戰爭歷歷在目，對日本人民造成的傷害刻骨銘心。難怪人們在中日關系中提到“以史為鑒”，會自然而然地想到這段歷史，並將其上升到民族尊嚴和國家榮辱的戰略高度。這樣理解中日關系的歷史沒有錯，但不全面，不正確。周恩來總理用了十個字來解釋中日關系的歷史，那就是“兩千年的友好和五十年的對立”。“兩千年友好，五十年對立”是中日關系史上最全面、最準確的解釋和表述。中日關系，從歷史角度看，友好是長久的，對立是短暫的；友誼是歷史的主流，對立是歷史主流中“艱難而苦澀”的壹頁。只看到“50年對立”而忽略“2000年友誼”，或者只看到“2000年友誼”而忽略“50年對立”，都是不全面的，都會得出錯誤的甚至是有害的結論。
“兩千年友好”使中日兩國享有長期和平，共同發展。中日兩國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漢朝。唐朝是兩國文化交流的高峰，日本使臣雲集長安，鑒真僧人越境日本。在漫長的交流過程中，中國文化得到傳播，日本文化得到迅速發展。在壹衣帶水的地緣關系中，逐漸形成了具有許多相似因素的東方文化觀念和社會結構。即使在近代，兩國為推動社會發展而啟動的“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也充分說明了兩國在自身社會發展周期和節奏上的“相似性”。“兩千年友誼”使兩國人民長期享有和平的外交關系，長期享有彼此的文化營養，長期享有社會文明的成果。即使在甲午戰爭之後，孫中山、魯迅、郭沫若、周恩來等人仍出於兩國革命和友誼的需要，往來於中日之間。“兩千年友好”的歷史證明，“和為貴，合則兩利”，和則俱生，和則俱勝。
“50年對立”使中日關系破裂，社會陷入停滯。明治維新後，日本在迅速強大的國力支撐下，忘記了兩國兩千年友好的歷史傳統，擴張野心，悍然挑起了讓日本人民蒙羞的中日甲午戰爭。幾十年後，在侵華戰爭中，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人民的傷口上犯下了滔天罪行。兩次戰爭在半個世紀內爆發，瞬間摧毀了兩國幾代人創造的財富，壹下子打破了兩國“兩千年友好”的歷史傳統，使兩國人民失去了和平與穩定，飽受戰爭的煎熬和戰爭的創傷。兩場戰爭讓中國社會倒退，國家分裂，讓日本的繁榮瞬間化為廢墟，限制了國家主權。“五十年對立”的歷史證明，“鬥必傷二”，對立必然失敗，戰爭必然失敗。
如果說中日關系的歷史是“兩千年友好，五十年對立”，那只能證明“和則兩利，鬥則俱傷”的文明智慧顯然是不全面的。「兩千年友誼」的關鍵是什麽，「五十年對立」的關鍵是什麽？今天人們必須認真總結。“兩千年友誼”的關鍵在中國。在“兩千年友好”的歷史中，中國壹直處於領先地位，但中國並沒有利用領先地位向日本擴張，更沒有發動戰爭，而是堅持睦鄰友好的民族傳統，其結果對自己和他人都是有利的。“50年對立”的關鍵在日本。“50年對立”歷史前後，日本比中國發展得更快更強。日本在發展領先後，沒有什麽好隱瞞的，野心膨脹，向外擴張，損人不利己。如何看待和對待自己的領導地位，如何看待和對待自己的大國地位，正確的做法是:領導不稱霸，強大不擴張；領導不忘好鄰居，強大需要朋友。
第二，要善於從大局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
中日關系正處於關鍵敏感時期，處理不當會對大局產生不利影響。從大局出發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最重要。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要把國家利益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作為判斷國際事務和國家關系的根本標準。整體情況如何？國家利益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才是大局。和平與發展是我們的國家利益，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是中日關系的共同利益。顧全大局，維護國家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已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成員的神聖使命。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也是當今世界的大局。21世紀，20世紀上半葉飽受戰亂蹂躪，中間又受到冷戰威脅，人類最需要的是和平與發展。和平與發展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在此背景下，中日關系必須服從和服務於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局。中日關系不僅是重要的雙邊關系，也是重要的國際關系，影響雙方和世界，必須謹慎處理。
進入21世紀後，中日兩國都進入了壹個重要的歷史時期。經過二戰後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日本在經濟上已經成為世界強國。由於二戰，日本的政治軍事國際地位受到限制，現在正積極推動從經濟大國向政治經濟大國轉變。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不斷增強，正在實現從傳統政治大國向經濟政治大國的轉變。中日兩國都處在向更高的國際地位和更重要的國際角色轉變的過程中，兩國的經濟總和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很大。中日兩國同在亞洲，近鄰，又有歷史遺留問題，必然會產生各種摩擦。如果不能正確對待和處理兩國之間的摩擦，必將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構成威脅，成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大局中的消極因素。中日兩國應從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局出發，正確看待和處理兩國重要國際角色和國際地位轉換過程中產生的摩擦。
要使中日關系有大局感，至少需要解決兩點:壹是正確認識世界大國應該承擔和履行的國際責任。中國和日本都是世界強國，主觀上和客觀上都在向全面的世界強國邁進，但在成為世界強國之前，我們必須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這個心理準備就是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局有深刻的認識，對歷史問題有深刻的反思，願意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貢獻。就日本而言，首先是要真正反省歷史上對世界和平發展造成的損害，對其侵略給亞洲國家造成的傷害進行懺悔和道歉，以其和平發展道路和與世界特別是周邊國家睦鄰友好的做法取得有關國家和人民的信任，以實際行動真正證明自己是世界和平發展的推動者和建設者。對中國來說，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為重，正確認識和處理中日關系中的摩擦，不能為了壹時的緊張而犧牲未來，不能讓局部的不和諧影響兩國的全面關系。多做有利於和平發展的努力，不激化矛盾，不擴大緊張，是中日兩國必須履行的國際義務，也是大國形象的基本要求。第二，中日兩個世界大國，在各自向世界大國轉變的過程中，必須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國和日本都在亞洲和東北亞。他們在各自向世界強國的轉變中不可能沒有競爭和摩擦。關鍵在於如何理解和處理這種競爭和摩擦。從世界格局演變的歷史來看，區域發展和區域壹體化包括以美國為單核的北美自由貿易區，以法國和德國為雙核的歐盟，以及多核的東南亞國家聯盟。中國和日本在亞洲特別是東北亞的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未來的亞洲壹體化進程中，特別是東北亞地區，中日兩國應該成為共同促進亞洲包括東北亞地區，乃至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雙引擎。
21世紀中國的大局和國家利益非常明確，就是維護和平的國際環境，保持國家穩定，促進社會發展。和平的國際環境，特別是和平的周邊環境，是當前中國重要的國家利益，因為和平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是維護國內穩定、促進社會發展的基本條件和前提。沒有和平的環境，壹切都無從談起。中日關系是周邊環境和關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國內穩定是當代中國的根本利益。社會穩定是社會發展的基礎，是人民和諧生活的保障，是社會文明的重要體現。周邊關系摩擦會影響國內穩定，國內民眾情緒不穩定甚至會威脅穩定。促進社會發展是當今中國的核心利益。“發展是硬道理”，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人均GNP在世界後面。日本是發達國家，人均GNP居世界前列。發展對中國來說遠比日本重要。如果發展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中國不可能真正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
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已成為日本第壹大貿易國，日本與美國、歐盟壹起成為中國前三大貿易國。經濟利益中有巨大的* * *利益。中日關系直接關系到維護和平國際環境、保持國內穩定和促進社會發展的國家大局和國家利益。面對這個大局，每個人都必須處處保持清醒和理性，壹切愛國情感和行動都必須服從和服務於國家的大局和利益。有利於大局和國家利益的感情和行為就是愛國，否則就會走向愛國的反面。
第三，要善於從未來的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
“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其中“以史為鑒”是前提和基礎，“面向未來”是目的和基礎。中日作為亞洲乃至世界的兩個大國，應該為亞洲和世界的未來做出貢獻。我們必須用未來的目標和需求來指導和約束過程行為。對中國來說，從未來的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極其重要。
未來的世界應該是和平發展的世界，未來的國際秩序應該是公平合理的新秩序。中國是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倡導者和推動者，應該為建立國際新秩序做出努力和貢獻。以理性與和平的方式解決國際關系和國家爭端是建立國際新秩序的重要實踐。亞洲特別是東亞的持續發展必將在未來的國際秩序中發揮重要作用。中國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努力應該從亞洲開始，東北亞國際新秩序的建立首當其沖。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在處理東北亞國家關系和建立新秩序中受到考驗。不以現在代表未來，不以現在犧牲長遠，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對抗犧牲合作，才是我們應有的正確態度。(中國虛心向日本學習，是因為他在改革開放時放低了姿態。不要看不起日本。日本的很多管理軟件技術都很先進。)希望能收養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