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是十分尊敬太姜的，傳及後世，所以漢人劉向所作的《列女傳》，稱其“貞順率導，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徒必輿太姜。”《資治通鑒·夏商紀》也說：“太姜賢而有色，生太伯、仲雍、季歷，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古公有事諮謀焉。”這裏不僅說了太姜賢而有色，古公亶父極為倚重，還講了壹件事情，就是：她生育了三個兒子：長子太伯，次子仲雍，季子季歷，而且三個兄弟皆有賢名。
但是太王似乎更希望傳位給小兒子季歷，壹者，雖然應該傳位與長，但是太伯並無子嗣，他為首領，誰又該繼他的位呢？難免殷商的“九世之爭”，所以不好；仲雍倒是有子，但是立仲雍的話，不如立季歷。因為不僅季歷要賢於仲雍，季歷之子似乎也要賢於仲雍之子，既然已經舍棄了傳給嫡長子的傳統，幹脆就選賢以繼。多虧於太王的想法，季歷之子才得以承繼大位，也就是後世終於滅商的周武王之父，周文王姬昌。但是傳位長子是傳統，怎樣才能說服太伯讓位，又避免大臣的分裂呢？
不好辦，確實不好辦。
不過季歷之子姬昌出生之時有異象，而且生得也異於常人，所以古公亶父便在壹次儀式上贊嘆道：“我的後代當有成大事者，大概就是昌吧？”
太伯何等聰明，馬上就看出父親想要傳位給季歷的想法，為了完成父親的這個願望，以及打消諸大臣擁護自己的念頭，太伯毅然決定出走。二弟仲雍也隨從大哥離開周原。
這裏我們需要解決壹個問題，就是為什麽古公決定傳位給季歷，並最後傳位給季歷之子姬昌呢?
依《史記》所言，季歷賢，季歷妻太任為賢婦人，特別是其子姬昌為“聖子”，有“聖瑞”，振興周邦者在於姬昌。“聖子”“聖瑞”之說，清人崔述在《豐鎬考信錄》裏曾懷疑過這個說法，他認為小小的幼嬰能有什麽“聖瑞”？但如果我們不從品質、德性方面考慮，而從出身方面看這壹問題，便知稱昌為“聖子”、有“聖瑞”，也是可以說得通的。因為季歷的正妻，也就是文王之母大任，是來自殷商貴族的大家閨秀，不僅季歷因妻而顯赫，文王昌也因母而顯貴。文王雖小卻有“聖”號，因為他是“大邑”商族的外孫。而周對商是向來有著壹種崇拜精神的，即使在武王伐紂之後，仍稱商為大國，而自稱為小邦。
這壹問題解決了，我們再回過頭來說大伯、仲雍兩兄弟。他們離開岐山後，壹路向東南而行。據說途中曾經過太行九泉山（今晉城市吳王山），後世為了紀念太伯，便更名為吳王山。最後他們到達荊蠻之地，當地土著聽說了他們的事跡，便有千余戶來歸順他們。
兄弟二人遵守當地土著的生活習慣，斷發紋身，顯示要在此常住的決心，故而輕松與土人打成壹片。土著覺得太伯有德有義，便擁立 他為當地的君主，尊稱他為吳太伯。太伯、仲雍兩兄弟便慢慢在這裏建立功業，建諸侯國，自號“句吳”。
商代末年，中原地區侯王兵燹頻繁，太伯恐被兵禍波及，便在梅裏修築城郭，名為“故吳”。但是這個說法卻沒有正規的史料記載，而在當地也沒有發現古城遺址。將梅裏定在無錫，其實是南朝無錫縣令劉昭在註《後漢書·郡國誌》時開始的，而他身為無錫壹縣之長，所言並不可信。然而以前古籍所說的梅裏究竟在哪裏，至今也壹直難以確定。
不過今人曾有過這樣的推測：太伯定都梅裏後，大力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曾“穿澮瀆以備旱澇”。相傳太伯開鑿伯瀆河，貫穿坊前、梅村、蕩口，直至漕湖，全長43公裏，是中國古代 歷史 上人工開鑿的第壹條運河。而無錫清名橋壹段俗稱“伯瀆港”，壹作百瀆港。這或許就是今之無錫為古之梅裏的證據吧。但是這個說法又不無可疑：從黃土坡坡過來的人，怎麽如此會水利；而且剛到南方的太伯仲雍，又是怎麽調動大量當地人力開河呢？這實在使人難以置信。不過《論語·泰伯》中曾記載，孔子說過“泰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的話，可見是承認的。然而不管當時史實如何，三讓天下和開發江南的功德，都被記在了太伯的帳下，而他也因此受到後世的敬仰。
所以太伯被奉為東吳文化的宗祖，是有壹定道理的，畢竟是他帶給了尚未開化的東南以文明，並創建了吳國。所以司馬遷認為吳在西周諸侯國中資歷最深，又是西周姬姓同姓國，故而將《吳太伯世家》排在《史記》所有“世家”的第壹位。
相傳太伯去世後，吳人無不悲慟欲絕，哭聲震天。百姓爭相向他的遺體敬獻鮮花，誰知祭拜者太多，導致漫山野花無存。後去者不忍空手祭拜，便在腰間系上壹束麻，因為太伯生前最喜種麻，人們以此來表達對太伯的緬懷之情。這個風俗歷經數千年，期間不斷演變，遂形成“披麻戴孝”的喪葬習俗。
而且吳人為了紀念這位偉大開拓者的不朽功勛，還將他在梅裏的居所改為祠廟，也就是泰伯廟，又稱至德寺、讓王廟。如今的泰伯廟則是在明清古廟址的基礎上翻修重建的。據說古廟楹聯曾有“誌異征誅三讓兩家天下，功同開辟廣杯萬古江南”之句，以彰太伯功德。
另有傳說：農歷正月初九是太伯的生日，所以每逢這日，梅裏壹帶人民紛紛前往瞻仰朝拜。農歷清明時節，梅裏鄉俗更有祭祀泰伯廟的隆重節日活動。
可惜太伯壹世英名，卻膝下無子。於是太伯死後便由其弟仲雍繼位。
仲雍，是吳國的第二代君主，太伯親弟，名雍，因為是周太王次子，所以史稱仲雍，又稱虞仲、吳仲。仲雍繼承兄長遺誌，與民並耕，也為萬世所景仰，歷來被奉為吳地和常熟的始祖。今江蘇常熟市虞山東麓有仲雍墓。
仲雍死後，葬於虞山，其子季簡即位。季簡死後，其子叔達繼位；叔達死後，其子周章繼位。此時周之句吳已歷五世，而原在岐山的周族，已在武王的領導下成功滅商，並四處尋找太伯和仲雍的後人。終於在吳地找到周章，因周章已做吳君，就因地正式封周章為句吳國君，周章之弟仲則被封在周原附近的虞（今山西平陸縣境內），也列為諸侯，建虞國，其後人便以虞為姓。仲因此而稱為虞仲，如其先祖仲雍同號。
如此看來，是壹個大團圓似的結局，
但是，太伯、仲雍是心甘情願地走吳嗎？ 其實按照《史記》所載，太伯、仲雍不但沒有即位，甚至連儲君都未曾被立過。但是《左傳》的記載則提出了另壹種說法，“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這麽說來，太伯未繼承君位是因不從父命。那麽反過來說，如果太伯遵從父命，便可以繼父君位。
是這樣嗎？可能真的如此。
《史記》所說“以傳昌”是、而“立季歷”非。根據殷禮，太伯、虞仲與季歷均有依次繼位的權利。只是最後由誰得大位，古公有自己的想法：依次傳弟，最後由季歷傳位於“聖”孫姬昌。“大伯不從”正是這後壹點，他與虞仲不願做過渡式的君主，便壹起出逃，連君位也不願繼承了。
由此可知，太伯、仲雍之走吳，或許是不甘，而非情願。而各國正史又怎麽會汙蔑自己的先祖呢？周人不會記載太王逼走了太伯、仲雍，吳國也不會記載開國之祖是被迫走吳，於是各自書史之時，便無約而達成默契，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