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傳統”的性質根本就與西方人的“傳統”背道而馳。
中國的第三期新儒家的文人們就明顯地患了上述的“食洋不化”的毛病。
新儒家的文人們幻想繼續推進儒家傳統來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精神”和“自然科學精神”。事實證明，這是南轅而北轍，完全是在做“學術”上的幻夢。
他們連最起碼的思維規律——邏輯都不懂，只憑“章句”的相似，就來大發無知的幻想。既坑害了自己“學術”的生命，更貽誤了中華民族發展自己文化的近現代難得的良機。
正是因此，中國人在東方的世界，就只能繼續落在日本，甚至韓國的後面爬行。
八十年代中期，從海外流進中國的林毓生先生的壹部書——《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在中國大陸掀起了壹股不小的新儒家的浪潮，得到了內地非常多文人們的響應，甚至包括壹些所謂的“思想領袖”或“精神導師”。
本書的壹個重要的主題，即是指責近半個世紀的中國大陸繼承了“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的新傳統，從而中斷了中華民族儒家“傳統”的“血脈”，以至造成並發生了他所謂的“意識的危機”。
這真是請來了壹位荒唐的醫生給中國的文化“治病”，更是下了極其荒唐的“藥方”。
這個“藥方”直到今天還在發生作用。證據即是：在今天中國的上上下下正在發起壹股“回歸傳統”、“回歸國學”、“尊孔讀經”的社會文化的極其有害的逆流，現在正屬方興未艾。
其實，這個問題，我在前面的壹篇文章《東西方文化的“分水嶺”》之中就已經涉及了。所謂文化的“分水嶺”本身也就是文化傳統的“分水嶺”。在這篇文章中我指出，所謂東西方文化的“分水嶺”指的是：西方的文化（傳統）壹直都是在“人人生而平等”的真理的大方向上掙紮著向前推進和發展；相反，東方的，尤其中國的文化（傳統）卻壹直都是在“人人生而不平等”的邪惡的大方向上陷入了文化發展長期停滯的“陷阱”。我今天必須指出，這實際上也正是西方文化的“傳統”與中國文化的“傳統”之間的根本的區別。正是因此，西方的文化“傳統”，盡管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也同樣會走彎路，會包含大量“泥沙”、“垃圾”，但他們的“傳統”的大方向，本質上是正確的。中國的文化“傳統”則不然，大“方向”就錯了，再折騰也只能向死路或泥潭“前進”，並越陷越深。所以，中國人今天，只能徹底地反傳統，而不可能僅僅對舊“傳統”進行小改小革。“大方向”不糾正，中國人的歷史之路就只能離人類的正道越走越遠，以至最後自我毀滅。順便提及，印第安人的“文化”，事實上也是壹個走錯了大方向的“文化”，所以它只能走向覆滅，或等待別人（西方人）來把它消滅。
本文的下面還要解決兩個問題，壹個問題是，為什麽長期以來中國的“文化”會走向邪惡的大“方向”；另壹個問題，中國儒家傳統並不等於全部中國古代文化的“遺產”，徹底反儒家“傳統”並不妨礙我們還可以繼續發揚我們中華民族古代真正優秀的文化“遺產”。先談第壹個問題：為什麽長期以來中國的“文化”走向了“邪惡”的大“方向”？
談到“文化”，首先就必須談到“文人”。中國的“文人”不同於西方的“文人”。西方的“文人”基本上來自兩類人：壹類是希伯來宗教的教士，最初稱“先知”；另壹類是希臘哲學的“哲人”。這兩類“文人”都有壹個***同的特點，即他們的文化創造的意誌並不聽從於世俗政治強人的暴力的嚴重控制。也就是說，他們的心靈既自然，又自主，還享有比較大的自由。先知只惟壹崇拜“上帝”，“教士”則再加上“上帝的兒子”——“耶穌”，哲人只惟壹崇拜“理念”形式的“真理”，他們均不必懼怕來自世俗政治強人的暴力的恐嚇和威脅。
中國最初的“文人”則與上述的西方的“文人”大相徑庭，他們都來自春秋戰國時代的“士”。“士”屬於周禮的“階梯”——“天子，諸侯，大夫，士，庶民”中的第四層，壹方面他們是大夫家中的家臣，另壹方面，他們也同樣是“庶民”頭上的最底層的“統治者”。中國的“文人”從壹開始就是世俗權力系統中的壹環，他們心中既無神的“上帝”，更無觀念的“真理”，他們的心中除了變化莫測的“天命”之外，惟壹只有“大人”，以及最高的“大人”——“聖人”，在《論語》之中，他們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實際上無論“大人”，“聖人”，他們全都是政治“權力”——潛在“暴力”的化身。
這壹來就明顯可見，中國的“文人”，從壹開始，他們便既喪失了自然平等的權利，也喪失了社會的自主的權利，更喪失了精神自由的權利。中國的文化，說白了，從壹開始，就是由這樣壹幫喪失了自然的平等、自主的主體和自由的精神的“文人”們“創造的”。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基本上就都是由這樣壹類稱作“士”的“文人”，例如像老子、孔子、墨子、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等等等等組成的。他們中的所有的人們，都不可能逃得了世俗政治強人們的暴力的恐嚇和威脅。正是因此，他們的“文化”的創作，全都受到了極大的不平等、不自主、不自由的嚴重的局限。老子能夠在如此嚴酷的環境條件下創造出隱含有“人人生而平等”的“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觀念的《道德經》，的確是難能可貴極了；而墨子也同樣能夠在如此嚴酷的環境條件之下創作出隱含有“人人生而平等”的“兼相愛，交相利”的觀念，並創造了自己特有的邏輯體系，也同樣屬難能可貴。至於孔子、孟子、荀子，他們則是順應世俗政治強人的“人人生而不平等”的“禮”而“創作”了他們的儒家的“文化”。這種儒家的文化深深地打上了“人人生而不平等”的永恒的歷史烙印。尤其在漢武帝把孔子及其儒家定於“獨尊”的地位之後，歷代統治者更是層層加封——“聖人”、“文宣王”、“至聖先師”
、“萬世師表”，等等等等，使之完全壟斷了中國的“文化”，從此，中國文化的傳統，事實上就只能是中國儒家文化的“傳統”。而
這個“傳統”即是把中國文化的大方向完全定向了“人人生而不平等”的邪惡的方向的文化“傳統”
顯然，在中國古代文化之中，仍然是具有不少優秀的文化“遺產”的，例如前面說到的老子和墨子的思想遺產，其實更必須提到的還應包括“伏羲”的相當重要的文化“遺產”。關於伏羲，我在前面的文章中也曾談到，他的關於七十二個卦畫（八卦和六十四個卦）的抽象“符號”，將是啟迪新時代的邏輯研究的非常重要的古代思想資源。我在今後的文章之中，包括我的著作之中，都將對此作出專門性的介紹。
通過此文，我希望能夠讓更多的同胞們看到，
徹底反“傳統”，特別是徹底反孔子及其儒家的文化“傳統”，對於我們中華民族今後文化和文明的發展來說將是何等地重要。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21世紀，簡直就是中華民族文化“脫胎換骨”、“重新創造”自己的新文化傳統的偉大的世紀。（請進入我個人的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