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論話語體系與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關。可以說,作為文學觀念之理論化形態的文論話語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體現。具體言之,與古代士人“社會導師”的文化認同直接相關,形成了儒家工具主義文論話語系統;與古代士人維護個體精神自由與超越意識直接相關,形成了以道家、佛釋之學為思想依托的審美主義文論話語系統;與士大夫詩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關,形成了以文本分析為核心的詩文評話語系統。
儒家的工具主義文論系統
儒家的工具主義文論系統,是中國古代居於主導地位或者官方意識形態地位的文論話語。就其產生的動因而言,主要有兩個方面:壹是西周文化之遺存。我們知道,西周是政文合壹的社會,文化系統與政治系統密不可分,國家意識形態直接表現為政治的與文化的制度以及人們的行為方式。所以,詩歌在西周時期乃是作為國家意識形態話語系統與禮樂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現存《詩經》作品來看,西周詩歌的功能首先是溝通人與神的關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靈為目的的頌詩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屬於這類作品。其意識形態功能在於:向天下諸侯證明周人統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證明貴族等級制的合法性。對神的祭祀從來都是壹種特權,因此,祭祀活動本身就已經具有意識形態功能了。西周詩歌的第二個重要功能是溝通君臣關系。這裏又分為“美”、“刺”兩個部分。“美”是臣下對君主的肯定性評價;“刺”是臣下對君主的批評與規諫。根據鄭玄《六藝論》和《毛詩序》等漢儒的記載我們知道,西周時期之所以采用詩歌的形式來溝通君臣關系,主要是因為這種形式比較委婉文雅,便於言說與傾聽。現在看來,這大約是貴族社會壹種言說的特殊方式或權力--可以“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根據《詩經》可以知道,在西周後期,詩的這種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實現。對於詩歌這種功能,我們可以理解為國家意識形態內部的自我調節機制。十分清楚,西周時期詩歌的這兩種主要功能都是意識形態性質的。這意味著,西周詩歌本來就是彼時國家意識形態的話語形式。這對於以繼承和弘揚西周禮樂文化為天職的儒家思想家來說自然會產生莫大的影響--在他們看來,詩歌具有意識形態功能就像母雞有下蛋的功能壹樣是天經地義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義文論觀形成的另壹個主要動因則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認同。儒家士人作為壹個知識群體, 自產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復禮”--通過個人的道德修養達到改造社會的政治目的為最高任務的。他們的壹切話語建構與闡釋活動無不以這壹目的為核心。對詩歌的闡釋自然也不例外。從現存的《論語》、《孟子》、《荀子》和被定名為《孔子詩論》的楚簡等涉及詩歌的論述來看,先秦儒家已經在詩歌闡釋過程中形成了壹套工具主義文論話語系統。從孔子的“興觀群怨”說到孟子的“知人論世”、“以意逆誌”說,再到荀子的“詩言是,其誌也”之說,都不離“克己復禮”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義文論從產生之日起就成為中國古代文論話語的主流,其影響至為深遠。漢代是儒家知識群體擎著儒學大旗與統治集團討價還價、形成“***謀關系”,從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識形態的關鍵時期。所謂經學,實際上乃是統治集團與知識階層在政治上終於形成聯盟關系的話語表征,是知識階層進入權力系統的意識形態保證,也是權力集團獲得合法性的直接產物。經學是政治權力正式承認知識階層話語之權威性的標誌,是“勢”對“道”的妥協;經學也是知識階層話語壓制了其固有的烏托邦精神之後的結果,是“道”向“勢”的讓步。因此,經學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它最終確定了中國主流文化始終在政治與知識之緊密聯系中發展的基本格局,從而也決定了這種文化始終不能獲得純粹的知識形態而向自然領域拓展的命運。
在經學語境中的文論話語自然是徹底的工具主義的。從《毛詩序》和鄭玄的《詩譜序》、《六藝論》等文論話語來看,在漢儒的心目中,詩歌直接就是壹種規範君權、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詩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據不能在個體情感世界中去尋找,而必須在人倫關系,特別是君臣關系中去尋找。漢儒說詩,非美即刺。無論美或刺,都是壹種具有明顯政治性的話語建構,是對儒家給出的價值秩序的維護與闡揚。漢代《詩》學四家,無論存在怎樣的差異,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義的眼光來解說《詩經》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於對古代詩歌的解說來實施對現實君主的約束與引導。總之,是出於現實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這就是經學語境中文論話語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時,儒家工具主義文論大體上繼承了漢儒傳統。但由於詩文自身的發展,文論話語也相應出現了壹些新的特征。經過了魏晉六朝的詩文創作大繁榮局面之後,儒家文論家所面臨的問題早已不再是如何闡釋已有的詩文作品,而是如何創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滿足於通過闡釋古代詩歌來表達自己的工具主義文論觀點。他們直接提出詩文要為現實政治服務的觀點。所謂“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之說,乃是此期工具主義文論的典型口號。這是壹種典型的實用主義或功利主義文論觀。在這時的價值坐標中,建功立業乃居於最高位置。因此,“有補時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工具主義文論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況發生了變化。此期的儒家已經不再把建功立業視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滿足於僅僅賦予詩文直接的政治功能。從社會地位看,宋儒與漢唐儒者根本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有幸成為君主集團唯壹的合作和依靠對象;而漢唐時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團最重要的依靠對象,文人士大夫常常處於被壓制與被排擠的地位。宋儒的這種社會地位,決定了他們不再以進入仕途、建功立業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遠的目標。壹般說來,成聖成賢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則宋儒所主張的工具主義文論觀也就有別於漢唐儒者。其根本之處是宋儒不僅僅要詩文服務於社會政治,而且更要服務於具有形而上學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論處處離不開對“道”的闡揚。這個“道”可以說乃是宋儒烏托邦精神的話語表征而不是現實社會秩序。這種將“道”視為“文”之本體、將“文”視為“道”之發用的觀點,本來是唐代中後期韓愈等人提出來的,是所謂“古文運動”的核心主張。但是這種觀點在唐代並沒有被發揚光大,而只是曇花壹現。只是到了宋代,由於言說者的社會境遇發生了變化,才成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論觀點。
這樣壹來,在中國古代儒家的工具主義文論觀內部就出現了兩種傾向:壹是要求詩文直接服務於現實政治,成為“治教政令”的工具;壹是要求詩文從屬於某種超驗的精神價值,成為載道之具。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某種緊張關系:為現實政治服務與為某種高遠難達的理想服務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說,這種不同就是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差異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義文論觀的發展即是這兩種傾向的此消彼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