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廣九鐵路建成通車，羅湖車站啟用，深圳成為內地與香港的交通門戶，賣農產品的谷行街（今解放路）、賣小吃和雜貨的維新路（今人民北路）、永新街、南慶街等處商業街迅速發展起來，形成了今天的羅湖舊城。深圳建特區後，老街又理所當然地成為最早的商業中心，長期引導和左右著深圳的消費潮流。透過次第林立的店鋪，熙攘的客流，擺滿街面的各色傳統商品和曲折幽深的小巷，可見具有鮮明嶺南特色的民居，騎樓、廟宇、書院、祠堂、古鐘、石板路和有百年生命的古樹。
清嘉慶道光年間，深圳地區有平湖墟、深圳墟、王母墟等等36個墟，每個墟每3天壹個墟日，鄰近墟市墟日相互錯開。深圳墟的“墟日”就是逢農歷的二、五、八。深圳墟成為當時重要的物資集散地。鴉片戰爭後，英國殖民主義者逐漸割占了香港。自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英國侵略者與清政府簽訂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以後，英國人取得了“新界”的租借權，將香港的邊界自九龍界限街以北擴展到深圳河南岸，深圳墟遂對外有了更大的接觸——這在客觀上刺激了深圳墟的魚埠、鹽埠和繒（絲織品）埠等貿易場所的崛起。
1910年10月1日，廣九鐵路從九龍尖沙嘴至深圳羅湖橋的壹段通車。此後商賈往來更趨頻繁，又將中外貿易向前推進了壹步。其時，深圳墟的酒店、魚店、餅店和米鋪、肉鋪、雜貨鋪以及茶樓飯館等的服務行業大量湧現。每逢“墟日”。農、工、商等各界人士均雲集在上大街、鴨仔巷和油榨頭等處交易農副產品，景象非常熱鬧。位於英國殖民地香港和大清國分界線邊上的深圳墟，位置變得十分重要起來，產生了巨大的商業要求，晚清深圳墟有了多家商號。
1911年8月14日，廣九鐵路通車後，香港和深圳地區貨物進出大為方便，拉動了深圳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廣九鐵路在羅湖橋兩側英華界均設有火車站。據民國初年管轄寶安縣的粵海道道尹王典章的日記記載：深圳墟是寶安縣商品最為繁盛之區。商人之間組織了商會，墟內商店240家，從深圳運往香港的為農副產品，“以蠔豉最佳，油、糖、花生、菠蘿、沙梨、蘿蔔、荔枝亦出品之大宗雲”。從香港購回紡織、日用品、化工產品等物資，再運銷往各地。
保留在香港歷史檔案館的壹張二十年代的舊照片上，可以看到深圳墟已經有了壹定的規模。
這時，深圳墟已經發展成為寶安縣中、東部最大的墟鎮。又因為深圳墟是香港至廣州、惠州等城鎮的“中轉站”，所以不少商旅都喜歡在此駐足流連，其中亦不乏“冒險家”在這裏大發其財，建於羅湖火車站旁邊大利公司的“大攤”（賭場）在深圳墟內開設了五家分館，
東門確有“門”
現在我們說東門，但大家都沒有見過真正的“東門”的“門”在哪裏。張壹兵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還就此專門到香港的下村墟考察了壹番，下村墟比深圳墟小多了，但確實有門，過去壹到晚上，還要關上門，以防偷盜。
深圳墟“百年老字號––東生源”的主人梁柏合老人也回憶說，在解放前，深圳墟確實有門，晚上也要關的。東門的位置就在今天解放路和東門中路的交叉點，西門的位置大致在今天解放路和廣深鐵路交叉點東側100米處，南門在今天的深南大道，北門在今天深圳中學和財經學校南邊的沼澤地。
西門壹帶店鋪很少，北門壹帶是荒地，南門壹帶有壹個南塘市場，因為東門壹帶的谷行街、上大街、東新街等商業最為發達，所以後來人們都說“去東門買點東西”，東門的叫法就是這樣來的。
老東門“是建築多樣化典型的地方”
深圳墟的建築多為晚清至民國時期所建，雖然房屋低矮，街道狹窄，但是門類齊全。
1953年，因深圳鎮連接廣九鐵路，交通便利，人口聚居較多，工商業比較興旺，寶安縣政府從南頭遷至深圳墟。縣政府就在蛟湖路壹帶，也就是東門老街西北面的壹片沼澤地。縣政府的舊樓在1979年以後被用作了深圳經濟特區管委會的辦公樓，再後來拆掉了舊樓，蓋起了迎賓館。
東門舊事
1912年夏天，壹隊日本間諜以普通人的身份通過羅湖橋從“新界”進入深圳墟，在深圳墟的旅館裏住了壹晚。他們在遊記中寫到了：深圳很熱，蚊子很大、很多。
1925年，廣東國民政府兩度東征廣東軍閥陳炯明、楊希閔、劉震寰，由於地理位置重要，深圳地區的平湖墟和深圳墟是兩軍必爭的軍事重鎮。
1925年6月，香港工人舉行大罷工。19日淩晨，香港電車工人分別乘火車或步行到深圳。中華全國總工會派員在深圳墟南慶街22號思月書院（即張氏宗祠、私塾）設立香港罷工工人招待站，招待從香港過來的工人。每日由深圳乘火車回廣州的罷工工人有1000多人。
1927年，中***寶安縣委領導農民運動，壹度占領了深圳墟。
1931年，設立了隸屬寶安縣的深圳鎮。民國時，深圳墟的半殖民地色彩非常濃郁。二三十年代，廣東軍閥陳濟棠的胞兄和妾在羅湖火車站附近開設大賭場，並在深圳墟開設了5個小賭場。賭場裏吃喝嫖賭樣樣都有。賭具除了骰寶、牌九外，還有當時國內少見的輪盤。賭場還規定，凡是買籌碼1000元以上的，可以免費享受賭場提供的奢侈生活。輸完了錢，賭場還可以發給回家的路費，並“歡迎下次光臨”。
1938年12月，日本侵略軍從大亞灣登陸。為了抗擊日軍入侵，葉挺率東江遊擊隊把位於南慶街的鴻安酒店作為遊擊指揮部，上面是指揮部，下面是政治部，但是僅僅運作了7天就不得不從大局出發撤走了。後來，鴻安酒店經常接待愛國誌士和港澳臺同胞，足以媲美“阿慶嫂”的茶館。被人們稱為“鴻安婆”的店老板何華益，也成為了深圳的“阿慶嫂”。
1942年日軍侵占深圳後，日軍的崗田部隊又將司令部設在這裏。解放後，鴻安酒店曾作為寶安縣郵電局和郵電工會會址。梁柏合、陳敏學等幾位老人都清楚地記得，當年許多人趕深圳墟的時候因為沒有面對日軍行九十度鞠躬禮，被日軍兩個巴掌打趴在地上後，胸部再被踩上壹腳，甚至被殘暴地打死在街頭。
1940年，深圳墟設有電報局。現位於福田區上梅林的基督教深圳堂原來位於深圳墟（遺址在今新安酒家西側），為1896年德國萊茵公會所創建，二戰中被日本侵略軍燒毀。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深圳墟鎮先後盤踞著國民黨駐深圳總隊、國民黨縣政府駐深圳警察大隊、稅警團、聯防大隊、護路大隊以及梁基團、蕭天安大隊等兵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侵華日寇的鐵蹄又殘酷地踐踏著老東門這片土地……
1949年10月19日深圳鎮和平解放，寶深會主任劉汝琛率領駐紮在布吉的人民解放軍，乘火車進駐深圳墟。
1953年，寶安縣委、縣政府機關從南頭搬到深圳鎮，老東門便成為全縣人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活動的中心。深圳戲院、新安酒家和寶安汽車站等壹批頗具規模的建築也相繼在五六十年代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