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現代性建設正在進行中。“五四”新文學為中國現代性的建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本文認為“鴛鴦蝴蝶派”文學和“五四”新文學壹樣，都是壹種現代性的表意方式。如果我們把近代、現代、當代作為壹個整體來看待的話，“鴛鴦蝴蝶派”文學無疑是中國現代性建設進程中的壹支重要力量。
壹
現代性的重要特征是啟蒙理性，啟蒙理性包括兩個方面：壹是個人主義，壹是民族主義。
人文主義是在和封建主義的鬥爭中成長起來的。主張以“人”為本，肯定人的價值與尊嚴。它肯定人的權力，用個性解放反對禁欲主義，用理性反對蒙昧主義。鴛鴦蝴蝶派文學以人的情欲抗拒封建道德，在壹定程度上主張發展個性，主張婚姻自由。
鴛鴦蝴蝶派的早期代表作《玉梨魂》（發表於《民權報》）寫的是壹出愛情悲劇。青年寡婦梨娘和來家中教書的落難才子何夢霞相戀，這壹對男女的感情相當熾熱 ，但是迫於當時封建禮教的壓力，他們只能通通信，作作詩，借此來發泄心中的相思之苦。梨娘癡得很，她想自己不能和夢霞結合，就打算把自己的小姑介紹給他，以彌補這個缺憾。事情得到公公的同意。可男女雙方都勉強之至。夢霞的心上人還是梨娘，小姑則為這不自主的婚姻而傷心。三個人都怨，都恨。梨娘因情傷而病 ，病中拒服藥石殉情而死。這正是梨娘對迫害她的罪惡封建社會的壹種抗爭。這部小說所揭示的愛情悲劇主要目的是揭示封建社會給青年男女所造成的婚姻不能自由的痛苦。可有的批評者卻認為作品宣揚了梨娘“發乎情，止乎禮”的封建貞操觀念，這是沒有道理的。何夢霞在深受刺激後，也有所醒悟，發出了“勵我青年，救茲黃種”的呼聲，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武昌起義，最後戰死沙場。小說寫的是才子佳人的愛情悲劇，而揭示的是社會問題，主要傾向是激起人們對社會的懷疑與否定，這無疑是有進步意義的。
周瘦鵑的短篇小說《此恨綿綿無絕期》（原刊《禮拜六》第16期）中的陳宗雄為自己死後愛妻的將來著想，要她委身於昔日的同窗好友洪秋塘，不必為他守節。“這充分表明了壹個舊民主主義革命者對‘從壹而終’的封建禮教的勇敢挑戰”[1]，可批判者卻說是“十足的資產階級的趣味和情調，它迎合著‘百無聊賴和胖得發愁’的買辦資產階級消遣的口味，而對青年，正是壹種宣傳消極絕望人生觀的毒藥”，這和現實相差多麽遠呀。
包天笑是鴛鴦蝴蝶派鼎盛時期的壹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的《壹縷麻》寫的是壹個聰明美貌的女子自幼許配給壹個醜陋癡呆的富家子弟的婚姻悲劇，小說所揭露包辦婚姻殘酷性的反封建意義，和當時青年追求民主和向往婚姻自由的思想願望相壹致，所以在廣大讀者心目中產生了強烈的***鳴。梅蘭芳曾在回憶錄裏說，他根據包天笑的小說改編成的時裝新戲《壹縷麻》上演後，曾感動過壹些看過此劇的家長，應子女要求，解除了不合情理的婚約，可見這部小說產生的積極影響。
特別要看到，鴛鴦蝴蝶派的許多作品都有壹種愛國主義思想，壹種反抗外來侵略的戰鬥性。如周瘦鵑的《真假愛情》《為國犧牲》，張恨水的《啼笑因緣》和秦瘦鷗的《秋海棠》等等。
當年《禮拜六》的主編周瘦鵑回憶說：“當年《禮拜六》的內容……大抵是暴露社會的黑暗，軍閥的橫暴，家庭的專制，婚姻的不自由等等……”他認為《禮拜六》的作者，也包括他自己在內，“有壹個莫大的弱點，就是對於社會各方面的黑暗，只知暴露，而不知鬥爭，只有叫喊而沒有行動。”這些話還是比較中肯的。“五四”新文學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以摧枯拉朽之勢,向封建社會發起了猛烈的攻擊，它們和封建主義是徹底決裂的。相對來說，鴛鴦蝴蝶派文學反封建沒有“五四”新文學那麽徹底，那麽壹步到位，它們和傳統保持著壹定的聯系。有些作品或情節甚至還帶有壹定的封建色彩。即便是如此，鴛鴦蝴蝶派的主流卻顯示著對現代性的壹種追求，這是明顯的，毋容置疑的。他們是和時代潮流壹同前進的“五四”新文學的同路人，方向是壹致的。實事求是地說,鴛鴦蝴蝶派的小說特別是言情小說，已經深深觸動了封建婚姻問題。沒有這些小說中的“殉情”“慘死”，就沒有“五四”小說中的“出走”“私奔”。死代表毀滅之美，說明新舊不可調和，死才為後人開辟了道路。鴛鴦蝴蝶派作家還宣揚了感情至上的現代愛情觀，體現了鴛鴦蝴蝶派小說的現代性和先鋒性。
歷史是復雜的。無論如何，在西方“現代性”沖擊下中國現代性的歷史不可能是單向度發展的，也不可能僅僅只有“五四”新文學這樣惟壹的形式。在現在這樣壹個多元化發展的時代，對歷史的壹些問題，我們應該采取壹種包容的心態。實際上像鴛鴦蝴蝶派文學這樣的寫作也是壹種現代性的表意方式。這種現代性也有其自身的意義和價值。如果說“五四”新文學是壹種高韜激越地采取壹種和傳統完全決裂態度的現代性，那麽相對而言，鴛鴦蝴蝶派文學應是壹種溫和的平緩的現代性。
二
鴛鴦蝴蝶派文學另壹個經常受到學界批判的是其作品的趣味性、娛樂性、消遣性。他們把文學當做高興時的遊戲、失意時的消遣的文學觀歷來被認為是壹種媚俗傾向，被學界所不齒。
鴛鴦蝴蝶派的確是很註重文學的趣味性、娛樂性、消遣性的。這從鴛鴦蝴蝶派的有代表性的刊物《禮拜六》雜誌的“出版贅言”便可看出。然而對於鴛鴦蝴蝶派的這壹文學主張，我們不能給予簡單的否定。文學本來就是從遊戲、消遣中產生的。關於藝術的起源有勞動說、模仿說、遊戲說等，它們都不否認文學藝術與生俱來的使人娛樂、放松、怡情養性、恢復疲勞，從而增進精力進行再生產的功能。隨著文明的發展，文學除了娛樂的功能外，也可以宣傳、啟蒙、教育，可以戰鬥……當然也可以造謠、撒謊、教唆、恐嚇等。但文學的最基本功能是娛樂。完全排除了娛樂的宣傳、教育、戰鬥，那就不再是文學了。
中國文學到了晚清時期，啟蒙戰鬥的功能徒然增強。但是辛亥革命後，特別是1912年至1918年，通俗小說獨踞文壇中心，其中大放異彩的就是鴛鴦蝴蝶派文學。到了現代文學，幾乎從壹開始就在尋找壹種代替封建文學的正宗文學。“五四”新文學提出“人的文學”，提出要描寫“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的為人生的文學主張。從整體格局看，“五四”文學還基本處於壹個多元開放的時代。經過文學研究會，“到了左聯時期，便進入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時代，從而完成了尋找文學正宗的任務”[2]。從此，文壇以革命文學為主宰，文學的功能則以政治與教化為主導，文學的壹元化格局基本形成。抗戰以後，這種格局日益鮮明。從晚清和整個現代文學的格局看，鴛鴦蝴蝶派無疑是對過分強調文學的功利性的壹種調節。所以鴛鴦蝴蝶派講究娛樂性、趣味性、消遣性是有其歷史合理性的。
其實鴛鴦蝴蝶派文學強調文學的娛樂性的同時，也沒有放逐文學的教化功能，也沒有淪落到“玩物喪誌”的地步。《〈遊戲雜誌〉序》說：“當今之世，忠言逆耳，各論良箴，束諸高閣，惟此譎諫隱詞，聽者能受盡言。故本雜誌搜集眾長，獨標壹格，冀藉淳於微諷，呼醒當世。顧此雖各屬遊戲，豈得以遊戲目之哉。”由此可知，鴛鴦蝴蝶派作家是想讓人們在茶余飯後得到警誡和教誨。這就是通常講的“勸俗”作用。這種方式是適應市民心理和特點的，鴛鴦蝴蝶派文學的大部分讀者是廣大的市民階層。由於當時市民自身的文化素養、生活習慣以及職業特點等方面的制約，更多的人便形成他們在工作之外便是娛樂的價值觀，他們往往會選擇帶有很大娛樂性的文學樣式，然而在讀書娛樂的過程中，他們的靈魂會自覺不自覺地受到善惡的考驗；潛移默化中，受到感化和陶冶，匡正自己的價值觀和人生追求。因此，鴛鴦蝴蝶派文學很註意考慮當時市民的審美趣味和審美要求，即講究故事的曲折驚險，跌宕起伏，新奇怪誕；敘述線索的簡潔、明晰，使之富有刺激性和趣味性；同時他們還註意市民性和人情味的交融。而“五四”新文學主要面對的是知識分子，作家們不需要考慮那麽多，相對較嚴肅。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文學革命以它前所未有的功績，宣告中國古典文學的終結，開辟了壹個新文學的世紀。但這也導致了壹種惡果——民族傳統文化虛無主義及全盤西化的傾向。其惡果使新文學的發展走了不少彎路。鴛鴦蝴蝶派文學與傳統的關系不像“五四”新文學那樣徹底的決裂，而是尋求壹種現代與傳統的結合和傳統的轉化。傳統通俗小說的“誌怪”“傳奇”，趣味性就在“怪”和“奇”上。後來的“話本”“章回小說”無不講究趣味性。傳統通俗小說的長處就在於通過趣味性，使讀者在潛移默化中受到教誨，收到“勸俗”的效果。“趣味性”在通俗文學的創作中，成了壹個很重要的審美標準。鴛鴦蝴蝶派文學很講究作品的趣味性，他們很好地吸取了這壹優秀的文學傳統的營養。首先，他們在創作時並不是隨心所欲、任意編造的，而是有生活基礎的。徐枕亞的《玉梨魂》就與他的自身經歷有關。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有原型，梨娘的兒子鵬郎是作者的門生，他的母親工於詩文，與作者曾經相認識，作者的妻子婚後被惡姑虐待致死，《玉梨魂》是悼念亡妻而作。正因為作者有生活實感，在構思這幕愛情悲劇情節時，才寫得如此逼真，纏綿悱惻，曲折動人，故而轟動文壇。作為記者，張恨水深入到社會的各階層之中，這種豐富多采的生活，為他創作有趣味性的小說提供了取之不盡的素材。但真正要創作出有趣味性的作品，作家還要有個基本出發點和依據，這就是進行美的趣味性的創作的要求和準則。只有那些與廣大讀者涉足現實的要求緊緊結合在壹起，與人們普遍關註歷史發展趨勢的心理狀態緊緊聯系在壹起，作品的趣味性才有與讀者對話的可能，才有在人們心靈深處引起***鳴的可能，從而達到激發人們精神的積極效果。這種富有藝術魅力的趣味性，包括通常說的“噱頭”。鴛鴦蝴蝶派作家深諳這種“噱頭”的重要性，光有言情是不夠的，情節還要有“噱頭”，要扣人心弦，引人入勝，要讓大家快活快活。而要做到這樣不容易。據說張恨水應《新聞報》主編嚴獨鶴的邀請，寫有“噱頭”的小說，苦思了幾個晚上不睡覺，還是沒轍，只好到附近的天橋轉壹轉。在鐘樓附近看見了賣唱的，想起前幾年發生的軍閥搶小姑娘的事情，與左笑鴻聊了兩天，才構思了《啼笑因緣》這部小說。這部反封建的言情小說，有力地暴露了當時封建軍閥的腐朽、醜惡，使得當時大城市的男女學生為之瘋狂壹時，就是因為小說含蓄的人情味和纏綿悱惻的故事。又因張恨水在寫《啼笑因緣》時，認為寫小說必須趕上時代，應該反映人民和社會的思想，小說應有吸引人的社會性和新聞性，這使得其小說的主題更加深入，“噱頭”更耐人尋味。以致當時此書風靡壹時，發行量非常大。
由此可知，鴛鴦蝴蝶派小說講究的是壹種趣味性、娛樂性、消遣性的現代性，是壹種與市場結合，面對當時市民觀眾的大眾的現代性。它之所以講究趣味性、娛樂性、消遣性，是為了使自己能在當時市場上更好地立足，和大眾可以更親近地交談，在更廣泛的範圍內可以被大眾接受。壹定意義上，這是壹種策略。金庸和瓊瑤小說的壹度走紅，也許是世紀初的文化現象在世紀末的重演。
當然，鴛鴦蝴蝶派他們追求作品的趣味性、娛樂性、消遣性，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滿足市民的都市欲望而達到賺錢的目的。當時的上海是租界，另有“治外法權”，言論比較自由。同時印刷業和媒介日益發達，帶來了出版業的興盛，這為小說的出版和傳播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知識分子除了傳統的謀生方式外，還可以“賣文”為生。工商業的蓬勃發展使上海成為當時的“十裏洋場”，造就了壹大批市民階層。商業城市的發展，出現了更直接的多種觀念之間的碰撞，必然帶來欲望的膨脹。對傳統宗族觀念的遊離，使人們的欲望更需要表達。商業化都市的發展也使書局報刊被納入商業經濟的軌道之中。作為以“賣文”為生的鴛鴦蝴蝶派作家，他們不得不考慮作品的讀者，不得不在作品中承載當時都市市民的欲望，迎合他們的趣味與觀念，迎合他們對作品的接受方式。可以這麽說，它是滿足現代都市欲望的壹種現代性。鴛鴦蝴蝶派作家沒有建設現代性的意識，可他們卻無意識地在進行著。當然，既然是壹種商業化的寫作，就難免出現壹些粗制濫造的作品，少數鴛鴦蝴蝶派作家就難免去迎合部分市民的壹些低級趣味的東西。有人把《九尾龜》稱為“嫖界指南”，這不能說沒有壹定的道理。但總的來說，這只是少數作品，或者說是作品中的次要方面而已。
三
總的來說，鴛鴦蝴蝶派文學和“五四”文學壹樣，都是壹種現代性的表意方式。“五四”新文學是壹種啟蒙的精英意識的現代性，它主要面對知識分子；鴛鴦蝴蝶派文學是壹種世俗的現代性，它尋求的是與市場的結合，選擇與當時的市民觀眾結合的方向。“五四”新文學是壹種激進與傳統徹底決裂的現代性，對傳統采取了徹底決裂的態度。鴛鴦蝴蝶派文學代表了壹種溫和的漸進的改良的現代性，它尋求的是壹種現代和傳統的結合與傳統的轉化，對於傳統的不合理和不人道采取壹種溫和的否定的態度。它們是現代性在不同方面、不同思路上的不同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