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入了二十壹世紀，我眼前仍然晃動著許許多多茫然的眼睛。沒有生活的目標，沒有目標地生活，走不上人生正確的道路，沒有正常的人生規律，這是現代人們的悲哀！雖然，人人都在走著自己的人生道路，然而在這些道路上，荊棘叢生，暗礁遍布，陷阱隱匿，法網環繞。很多人就在這個路上打圈圈、繞彎彎，直到死，也沒有走上康莊大道，也沒有弄明白這壹切。這也是現代人生的悲哀！
其實，在公元前1070年時，殷朝屬下的壹個諸侯國——小邦周的君主周文王就意識到這些問題，並留下了具有相當強的洞察力及深邃智慧的《周易》壹書。時過五百年，春秋時代的老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人又留下了闡述和描寫人際關系，對人的心理和行為的探討，對痛苦人生的思索和總結的《道德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荀子》等書。然而，所有這些著作，後來都成了漢朝董仲舒、宋朝朱熹等封建文人為了維護統治階級“三綱五常”的有力武器。他們依憑著封建君主政權的力量，進壹步把道家、儒家思想法典化、神秘化、教條化，從而對壹切進步的、唯物的思想的存在與發展起了壓制和阻礙的作用。隨著封建社會的發展，越到後期，這壹文化思想上的專制主義的保守、反動作用就越明顯，成了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發展的精神枷鎖。這是人類的悲哀！
看問題、認識問題、研究問題就要研究最根本的東西，才能解決問題；就如同研究植物壹樣，光研究它的枝葉花果，是永遠弄不懂植物的。然而這兩千多年來，人們只是從表面上研究所有這些著作，等於只是站在地面上研究植物的枝葉花果末梢，沒有人去看看它的根怎麽樣，所以致使自《周易》以下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觀念被壹再誤解和歪曲！《周易》成了占卦蔔蓍的書，《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等成了封建禮教的八股文，《道德經》成了道土們的氣功養身書。這亦是人類的悲哀！我不幸之中有幸，有冷清的閑暇，悲哀的心情，有奮不顧身的耐心，有頑強的憂患，猶如唐·吉柯德揮舞著手中的長矛（中國傳統文化原解叢書），與現代的大風車（習慣思維定勢），作著殊死的博鬥。終於雙手鮮血淋淋地刨開了封存得厚厚的泥土，挖出了最原始的根——《周易》，並對這些著作壹壹作了原解，即最原來的解釋，現在壹並奉獻給所有的人，希望人們擠出壹小點找錢找愛找樂找無聊的時間，從這些著作中找到適合於自己的思想、觀念及人生道路，幸福並快樂地度過這壹生！
人，都是要追求快樂和幸福的，而快樂的精神是精神適意、安寧、自足，壹個人的精神快樂並不需要榮華富貴和金錢女人，這些東西不屬於性命本身的。真正的快樂是從生命的本性流露出來的，它源於自己的精神內部。自然而然地順乎人性，是快樂的人格內涵。快樂是與對人生的憧憬，對未來的希望聯系在壹起的。而享樂則是缺乏生活目標，沒有人生信念，更沒有創造樂趣。享樂者認為人生沒有什麽信念和意義可言，人生就是為了吃喝玩樂。享樂則從來沒有安寧和自足感。享樂的背後是病態和失望，舊的刺激剛過去又得馬上尋求新的刺激，否則，享樂者就會百無聊賴，就惶惶不安。之所以許多人在物欲橫流的社會中喪失了自我，甘願把自己作為商品推銷，失去人的本性，其根源是想以此換得金錢物質，以滿足自己貪婪的欲望。遠離了自然的本性，拋棄了赤子的天真，還自以為精明。人與人之間失去了真誠，相互的理解和同情就成了空話。可悲的是，我們的社會以權謀為天秤，將純真的人反而淘汰出局。可怕的扭曲的社會，成為了人性的地獄，人類在不知不覺中撬開了自己的墳墓之門！
給自己壹個坦白的空間，捫心自問，我們曾有過多少的言不由衷，曾有過多少的良心折磨，這壹切不正證明我們在愚弄歪曲著自己的本性嗎！以此種痛苦伴隨壹生，我們會有做人的快樂嗎？生命的根基迷失了，才會導致如此的痛苦，只有找回自然而然的生命根基，我們才會有快樂，人類才能走出誤區，走向光明。
所以周文王（公元前1070年左右）率先寫下了充滿智慧的“建國立業的道路和規律”——《周易》壹書，論述了建國立業的根本基礎。《周易》根本不是用來占蔔或問蓍的書，也根本不是迷信意義上的蔔筮之書，而且也不是單純的哲學著作，是我們的祖先在生產力極為低下、科學技術極不發達的古代社會中為求得壹種生活上的指導而獲得的關於周圍世界的整體性認識，是古代人民從自己的實踐經驗出發探索宇宙和人生奧秘的最早嘗試，是首先揭露大自然運行變化的道路和規律之書，是周文王生活和實踐經驗的總結和記錄，也是周文王對大自然現象的探討與治理，對國家統治現象的探討與治理的總結與記錄之書。夏商崇神敬鬼，以大自然不可解釋的神秘現象為鬼神，而周文王卻是開祖先崇拜之先河，即對人的崇拜，因為只有人才是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最先進的。所以，周朝八百年天下，沒有崇拜鬼神的宗教誕生。時至今日，通過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都知道這個世界上沒有鬼神，然而卻有很多人迷信宗教，崇神敬鬼，這不是愚昧又是什麽呢？因為壹切巫術、宗教的誕生，都是人類以不可解釋的自然現象擬人化，神秘化進行“說理”，從而取得很多人的相信，而演變成為宗教。然而大自然就是這樣運行的，並沒有想神秘，只是人類自己還認識不到而已。由此可見，三千年前周文王破除宗教迷信是何等地先進。然而三千年後又有人大罵“祖宗崇拜”，力圖要人們去崇拜上帝，這難道是先進嗎？否！這是落後，是愚蠢！周文王、孔子若泉下有知，必悲憤不已。《周易》全書六十四卦，每壹卦都是結構緊湊，爻爻相扣，首尾呼應，前後相連；每壹卦都是主題明確，中心突出。其以自然現象為表，聯系人事，挖掘出現象後面的本質的東西，具有相當強的洞察力及深邃的智慧，其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廣大胸懷，躍然紙上。因此，那些關於“卦爻辭是占筮的記錄或脫離卦爻象對記錄的整理，卦名是依辭而題”之說，則不攻自破。因為人們總無法抹殺這樣壹個明擺著的事實，即不同的卦爻辭在不同的卦中各有所屬，都有其深刻的含義，固定而不能相混。而且其中還存在著壹個何以此爻辭系於此卦而不系於它卦之原因，這是只有作者才能說清的。所以，現在重新認識《周易》，還《周易》的本來面目，也就非常重要了。
經過西周幽、厲時代的大混亂，這期間直到老子、孔子生活的春秋時期（公元前550年左右），在這三百多年時間裏，周國以及所有的諸侯邦國的人民沒有得到很好的休養生息，也沒有真正地得到安居樂業，壹直生活在戰亂中。這壹時期，即可稱為第壹次“文化斷層”時期。老子由此而感到，很有必要說明壹下“人與自然的道路和規律”，於是便寫下了《道德經》。在《道德經》中，“道”字就是指道路，“德”字就是指規律，再也沒有其它意義了。“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正因為這個道路太大，所以好象就不象了。若是相象，這個道路時間長了也就會變得細小了。正因為這個道路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不是人們平常走的具體的道路，所以它就不會象具體的道路那樣會因為時間長久而變得細小。那麽為什麽很多人不懂得這個
“道”呢？看不見、摸不著、聽不到這個“道”呢？就因為這個“道”是處於“無”的狀態，雖然它看不見、聽不到、摸不著，然而它卻是“有”的，不能否認它的存在，它自古以來就有了。由於這個“道”看不見、聽不到、摸不著，只能靠人類的理性思維去把握，所以歷來的哲學家們把這個“道”規定為無形、無聲、無體的形而上之道。老子為什麽要談論道路和規律這個問題呢？哲學起源於人類的問題意識，起源於人類對自己生存的狀況、環境條件和前景的困惑與疑問。是人類的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是人們對於整個自然界、社會和人的思維的根本觀點的壹種學識體系，哲學所關註的根本問題就是人類心靈與心靈、心靈與物的問題，即人類怎樣認識大自然的問題。人類自從開始思維以來，首先就是對神奇的大自然的思考，智慧的“智”字，由知和日組成，其義就是知曉太陽；“慧”字由彗和心組成，其義就是用心領會天上的彗星。我們人類古老的祖先在漫漫長夜裏用他們的眼睛註視著天上並開始了思索的時候，智慧的哲學便產生了。由於解釋不了神奇多變的大自然，某些人就利用某些神奇的自然現象，稱鬼稱神，於是就產生了鬼神崇拜乃至於宗教崇拜。自從周文王起，人們就開始破除鬼神迷信和宗教崇拜，揭開了大自然神秘的面紗，重新認識了大自然，使神秘的大自然不再神秘。而老子則把天、地、萬物、人類的道路和規律作了系統的描述，大自然由許多小自然構成，諸如人與動物，作物和樹木，山與澤，水與火，風與雷，天與地等，凡此不同的存在物都有自己的道路，各自遵循自己的道路。每天的日出日落，月盈月虧，四季的交替，植物的生長、發芽、開花、結果，動物的出生、成長、死亡等等都各有其獨特的道路。普遍性的大道由眾多的小道構成，壹切小道都有其自然之道要遵循，從開始到成熟最後到終點。因此，掌握自古以來的天和地的道路和規律，就能夠知道宇宙萬物的原始，也就能夠知道了宇宙大道的綱領、頭緒和要領，也就能使人類更好地生存下去。所以不承認這個道是不行的！因此，“道”是順其自然而運行，依其本性而活動的。壹切壹切萬物的各自獨特的小道也是根據這個宇宙大道而順其自然而運行，依其本性而活動的。但所有這些小道都要依照大道的原理，依據大道的規則，都要遵循自己獨特的有生有滅的道路而運行而活動。
天和地既然有道路，那麽所有的這些道路都會有其不同的運行變化規律，人類生活在這個天地間，生活在這個大自然間，就必須要懂得這個天地和大自然的道路和規律，而只有懂得了這些道路和規律，才能知道人類的道路和規律，才能知道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道路和規律。我們每個人都要走自己的人生道路，而每個人的生活道路都不是相同的，其規律亦是不壹樣的，有的曲折，有的平坦，有的艱難，有的苦難，各不壹樣。而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或快或慢，或停下來休息不走了，或者越軌了，甚至走上了岔路了，全在於個人自己。至於道路上出現的絆腳石、大山、河流、溝坎等困難，也是由自己去克服。至於道路上出現的財富、名譽、地位，也要看自己是否會辨別，是否去獲取、去占據。因此老子用“我有三寶，持而保之。壹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用“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來說明這些問題。從而使人們知道了天、地、萬物的道路和規律，認清了人們自身的道路和規律，從而可以認清人類自己的使命。
之後，孔子開始系統地思考與闡述“人際關系的道路和規律”，孔子的學生們為什麽要編纂這部《論語》？他們到底是想“論”什麽“語”？自荀子以降，似乎再也沒有誰弄清楚了。人類如何才能在這個復雜多變的世界上求得生存？不知道經過多少年代的探索和思考，人們終於意識到只有依靠群體生活；不但抗擊天有不測風雲的自然災害，抗擊其它生物的侵害需要依靠群體，而且種植和創造生活資料也必須要依靠群體。因此群體生活便成了人類生活的保障，並由此而產生了群體意識。人們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就要維護群體，為群體的利益而活著而勞動，而付出自己的熱血和生命。這就是人類由自然存在向自覺存在而邁出的關鍵性的壹步。而人們的團結，在於人與人之間的愛心，要想團結人，就必須要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相互親愛的關系（仁）；而要想建立起相互親愛的關系，就必須要選擇最佳行為方式（義）；而要選擇最佳行為方式，就必須要遵守壹定的社會行為規範（禮）；而要遵守壹定的社會行為規範，就必須要有智慧（智）；有智慧還不夠，還要有誠信（信）。如此，用誠信，用智慧，遵守壹定的社會行為規範，選擇到最佳行為方式，才能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相互親愛的關系。這便是《論語》壹書的重點。
孔子的教材是《詩》.《書》.《禮》.
《樂》，然而孔子的學生們在孔子去世以後，認識到《詩》.《書》.《禮》.《樂》已經不能適應現實，也就是說，《詩》、《書》、《禮》、《樂》的“說理”體系不夠完善，不能說服人了。於是他們根據孔子的言行，編纂了《論語》。“論”，議論，衡量，評定，評論，辯析，研究，分析和說明事理；“語”，交談，說話，古語，詞語；合起來，《論語》就是壹本議論、衡量、評定、評論、辯析、研究、分析和說明事理的“說理”之書。孔子之所以舉了那麽多人的例子，就在於說明人們的社會行為準則需要有壹個***同的認識和認可。而《論語》作為教材，顯然是要比《詩》.《書》.《禮》.《樂》好得多了，因為它是從社會整體性上來把握怎樣做人的和做壹個什麽樣的人的壹種人文知識，而不是技能、工具性的知識。
孔子的學生曾子，感到孔子所說的最重要的壹點是“修養自己的心身”，於是便寫下了“正心誠意的道路和規律”壹書——《大學》。明明德，即是明白那明明白白的人與自然的道路和規律，想要治理整個國家的人，先要在家族裏實行平等；想要在家族裏實行平等的人，先要修養自身；想要修養自身的人，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性；想要端正自己的心性的人，先要使自己意念誠摯；想要使自己意念誠摯的人，先要達到認識明確；而達到認識明確的方法就在於度量和衡量事物的原理。度量和衡量事物的原理而後才可以知道周密與周到，知道周密與周到而後意念才會誠摯，意念誠摯而後心性才能端正，心性端正而後自身才有修養，自身修養而後才能使家族裏的人平等，家族裏實行平等而後整個國家才能治理，國家得到治理而後天下才有太平。全部《大學》就緊緊圍繞著這壹人生“規律”主題而展開，詳細闡述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各個不同階段，尤其強調了個人心性修養的重要性。
曾子的學生子思認為他的爺爺——孔子沒有詳細說明生活方式的問題，於是便寫下了“生活方式的道路和規律”——《中庸》壹書。中等的需要和需求的生活方式是根據天地萬物的道路和規律而總結出來的人們最需要遵循的壹種生活方式，遵不遵循這種生活方式，全在於各人自己的意願。因為只有遵循這種生活方式，人生才能夠得到快樂和幸福；如果是勉強自己遵循這種生活方式而造成痛苦，那也就不對了。所以這個中庸之道離我們並不遙遠，就在我們身邊，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它、找到它。然而，子思並沒有停留在個人的生活方式的問題上，他從個體延伸到了天地大自然，延伸到整個人類；天地化育萬物，並沒有想要占有萬物，也沒有要求萬物回報，而人們卻無視天地的本性而想要占有萬物，想要萬物都給予回報，無止境地向大自然索取，利用壹切可以利用的資源，所以他們也就迷失了本性。如果能夠認識到天地本來就是如此，我也如此，那麽就能盡到人的本性了。只有做到天下那周密而周到的誠信，才能夠盡到本性。什麽叫本性？就是本來如此，本來就是如此，還有什麽誠信不誠信？本來如此的也就是誠信的。只有本來不如此的，才會有不誠信的。所以，天地能夠盡到本性，人則能夠盡到人的本性；然而很多人為什麽不能盡到本性呢？那就是他們沒有認識到天地本來就是如此。因此人類的生活方式也必須維持在中等的需要和需求上。這就將中庸之道提高到全人類。如果人能夠盡到人的本性，才能夠盡到物的本性；就象天地對待人類壹樣，人類也是厚待萬物，化育萬物，不占有萬物，不要求萬物回報，那麽，萬物也就能夠盡到萬物自己的本性。
子思的學生孟子則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是人們的行為方式的問題，於是便留下了“行為方式的道路和規律”——《孟子》壹書。這是壹本專門探討人類行為方式的專著，現代心理學是這樣定義的：人在生活實踐中與周圍事物相互作用，必然有這樣或那樣的主觀活動和行為表現。這就是人的心理活動，或簡稱之為心理。具體地說，外界事物或體內的變化作用於人的機體或感官，經過神經系統和大腦的信息加工，就產生了對事物的感覺和知覺、記憶和表象，進而進行分析和思考。人在實踐中同客觀事物打交道時，總會對它們產生某種態度，形成各種情緒。人在生活實踐中還要通過行動去處理和變革周圍的事物，這就表現為意誌活動。馮特所創立的心理學只興盛了三、四十年就遇到困難。問題出現在“心理學是研究意識的科學”這個定義上。因為要承認這個定義，首先就要求承認意識的存在。但是，這不是心理學界所有的人都能同意的。1913年美國心理學家J·B·華生首先向馮特的心理學提出挑戰。華生指出，心理學如果要成為壹門科學，能和自然科學其他學科處於平等地位，就必須來壹場徹底的革命，就要放棄意識作為心理學的研究對象。華生說意識是主觀的東西，誰也看不見、摸不到，更不能放到試管裏去化驗，這樣虛渺的東西決不能成為科學的研究對象。他認為科學的心理學要建立在可以客觀觀察的東西上面。人和動物的行為是可以客觀觀察的，因而行為才是心理學研究的對象。華生在心理學界掀起了壹場影響深遠的行為主義運動。
孟子的學生告子的思想就如同現代西方的“行為主義心理學”的理論壹樣，其理論認為，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應該是可以***證和觀察到的行為，而不是意識。行為是有機體用以適應環境的各種身體反應的組合，不外是肌肉收縮和腺體分泌，通常由各種環境刺激所引起。心理學的任務就是要確定刺激與反應間的規律，從而預測和控制人類行為。心理學的研究方法應該是客觀觀察法、條件反射法、言語報告法和測驗法，而不是內省法。後來美國又興起壹種“新行為主義心理學”（20世紀30年代創始於美國，主要代表人物有托爾曼、赫爾和斯金納等），它的理論繼承了早期行為主義的基本立場，保留了早期行為主義對人的行為進行客觀研究，找出刺激與反應間規律的方法，試圖建立關於人類學習或行為改變的嚴密理論。和早期行為主義不同，吸取了其他心理學派的壹些概念，開始重視對肌體內部條件和行為動機的研究，重視行為的整體性。但仍未擺脫早期行為主義拒絕研究意識的立場。現在看來，行為主義的理論太簡單化和絕對化了，不能因為頭腦中的活動看不見，就否認人的思維和意識的存在。心理學畢竟要研究人的心理的內部過程。再者，人的社會活動極為復雜，不是簡單的行為工程所能闡明的。而精神分析學派認為，心理學是研究“無意識”的作用。其主要興趣在於探討人在生活中基本的心理動機。認為人的根本心理動機都是無意識的沖動。正是這種強有力的“無意識”的心理活動在人的生活中起著決定性的根本作用。至於有意識的心理過程則只是顯露在表面的壹些孤立的片斷。近年的新精神分析已不再那麽強調生物沖動的作用，而更為重視人際間的社會關系。在西方社會中精神病發病率很高，許多病因都與道德墮落有關，所以精神分析理論很容易就被接受了。
而孟子並沒有停留在“行為方式”這個問題上，他在探討人們的行為方式時，深入到人們的內心深處，提出了著名的“性本善”學說，也就是說，孟子認為人的行為是來自於心理活動，心裏想什麽，才會去做什麽；心裏想不到，也就不可能去做到。所以觀察人的行為方式，就可以知道這個人的心理內容，而知道了這個人的心理內容，也就可以識別這個人的心理本性是善是惡了。為什麽要討論“性本善”的問題？這不是孟子、告子忽發奇想，而是孟子就探討最佳行為方式的問題而順理延伸下來的。人，既然要生活、要工作，就要有所作為；而人們的每壹個、每壹次所作所為，每每都要面臨選擇的問題。選擇什麽樣的行為方式，是很多人感到迷惑和痛苦的事情，很多人在無法決定選擇時，便胡亂行為，結果弄得事情壹塌糊塗，事後悔恨不已。因此，孟子認為，行為方式問題在人的壹生中占很重要的位置！本是好心，卻辦了錯事、壞事，這就是源自於人們的教育程度不夠，學識不豐，不肯思想，不能思考的原因。《孟子》壹書所討論的正是這個問題。
當然，從老子到孔子，再到孟子，他們所探討的大部分是統治者的心理和行為，所以荀子感到有必要詳細論述領導與管理的道路和規律，於是他縱覽古今，包羅萬象地寫下了《荀子》壹書，詳細論述了領導人與管理者的行為方式，以及他們的領導與管理的道路和規律。在《荀子》中，與《論語》、《孟子》等著作不同的是，他對領導人的身份有好幾種稱呼，如“國君”、“君人者”、“君主”、“主”、“用國者”等，這些稱呼並不專指統治者，而是對不同地位的領導人的不同稱呼。荀子充分認識到，統治者、領導人和管理者是不同的，有著不同的職責，因此他從若幹事例中論證了這之間的不同，並探討了各自不同的行為方式、道路和規律。這是壹本即使是現代管理學也無法比擬的管理學專著。
從董仲舒開始，《論語》就被肢解得支離破碎，其他著作亦是如此！他為了漢武帝的封建統治需要，對先秦儒家倫理思想進行了所謂的理論概括和神學改造，形成了壹套以“三綱五常”為核心，以天人感應和陰陽五行說為理論基礎的系統化、理論化的倫理思想體系，由此，孔孟思想成了董氏的儒家思想。表面上看，“獨尊儒術”是定孔子思想為至尊，以儒家文化為根本，但實際上，儒家思想已經是名存實亡，它們自身所存在的豐富發展的可能性和活力也在這壹思想文化政策下被扼殺了。儒學的社會功能，教育功能，在被統治者們擡到嚇人的高度後成為封建專制政治的工具和武器。雖然董仲舒舉起了儒學的大旗，但卻沒有搭起“文化斷層”（戰國時期兼並戰爭比春秋時更為激烈和頻繁，規模也更大。到公元前222年，秦攻遼東，滅齊，中國統壹，這期間又是兩百多年，孔孟思想雖沒有滅跡，但也少有人傳承了。尤其是秦始皇“焚書坑儒”，對這些思想的傳承無疑是壹個很大的打擊。這便是第二次“文化斷層”）的橋梁。再到宋朝，公元後1150年左右，朱熹拜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為師，發現了儒、道、佛之學的“破綻”，於是專心儒學，繼承二程，又獨立發揮，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後人稱為程朱理學。他在董仲舒陰陽五行理論的基礎上，糅釋、道入儒，是“理”學的集大成者，是中國封建時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壹。他的學術思想，在中國元明清三代，壹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誌著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更趨完備。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把朱學鞏固起來，作為在上層建築領域實行政治文化專制的理論依據，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強有力的精神支柱。它強化了“三綱五常”，對後期封建社會的變革，起了壹定的阻礙作用，尤其是對孔孟思想起了變異的作用（這便是第三次“文化斷層”）。1919年的“五四運動”，乃是反對封建文化的新文化運動，壹方面是企盼與要求自由、理性、法治與民主的實現與發展，另壹方面則是全盤性反傳統的興起與泛濫。直到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立四新”，仍然有全盤西化的思想在蠢蠢欲動。直到現在，仍有不少人斥儒學為封建糟粕，以為只有“科學”才能強國、才能救國。
“文化斷層”標誌著人類社會公理解釋系統的崩潰，於是人——每壹個地球生物，就只會用對“神靈”（未知領域裏的神秘現象）的崇拜（宗教的說理體系），就只會用有限的解釋先把自己封閉起來，自造壹個心靈的“堡壘”，然後利用有限的知識和狹隘的世界觀、人生觀對其他人、其它事物、未知事物，對整個世界，對龐大而復雜的人類社會進行種種的自我猜測和解釋。面對著現實生活中吉兇禍福等壹系列生死攸關的問題，人們自然地以村落、地域和風俗習慣、特定的文化氛圍等形成多種多樣的解釋法則。而由周文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建立起來的社會公理解釋系統的崩潰，使歷代的中國統治者在維護其利益時，首先是“私有”的，野蠻的，其次才是說理的。在這“文化斷層”中，大多數中國人就因為“儒家”思想的被改毀、被竄造而不知所措，於是老百姓們在壹家壹戶的獨立的生產單位中，按照自然經濟封閉模式而“自得自樂”，在自己狹小的自我中心基點上建構著自己狹隘的以自我為中心的說理體系和生活方式以及夢想著美好的未來。
孔子依靠什麽使他的學生們服從呢？就是依靠“說理”，依靠壹定的社會行為規範和社會公理解釋體系。《道德經》、《大學》、《中庸》、《孟子》、《荀子》等書亦是如此，是議論、衡量、評定、評論、辯析、研究、分析和說明事理的“說理”之書，是對人類社會行為準則的說理，是對人類社會公理解釋、價值取向的說理，是對人類行為方式的說理，也是人類自身素質得以提高的教材。這才是中國的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