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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是文人論政?!

魏晉名士以清談為主要方式,針對本和末、有和無、動和靜、壹和多、體和用、言和意、自然和名教的諸多具有哲學意義的命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清談的進行有壹套約定俗成的程式,清談壹般都有交談的對手,藉以引起爭辯。爭辯或為駁難、或為討論。在通常情況下,辯論的雙方分為主客,人數不限,有時兩人,有時三人,甚至更多。談話的席位稱為“談坐”,談論的術語稱為“談端”,言論時引經據典稱作“談證”,談論的語言稱為“談鋒”。在清談的過程中,壹方提出自己對主題內容的見解,以樹立自己的論點,另壹方則通過對話,進行“問難”,推翻對方的結論,同時樹立自己的理論。在相互論難的過程中,其他人也可以就著討論主題發表贊成或反對的意見,稱為“談助”。到討論結束時,或主客雙方協調壹致,握手言和,或者各執壹辭,互不相讓,於是有人出來調停,暫時結束談論,稱為“壹番”,以後還可能會有“兩番”、“三番”,直至得出結論,取勝壹方為勝論,失敗的壹方為敗論。

魏晉“清談”的內容與形式

魏晉時期,社會上盛行“清談”之風。“清談”是相對於俗事之談而言的,亦謂之“清言”。士族名流相遇,不談國事,不言民生,誰要談及如何治理國家,如何強兵裕民,何人政績顯著等,就被貶譏為專談俗事,遭到諷刺。因此,不談俗事,專談老莊、周易,被稱為“清言”。

這種“清言”在當時很流行,特別是統治階級和有文化的人,更視之為高雅之事,風流之舉。他們在壹起討論爭辯,各抒歧異,擺觀點,援理據,以駁倒他人為能事。由於上流社會的普遍參與,“清談”成為時尚。

“清談”的方式,絕大多數屬於口談。而就口談而言,又有幾種方式。壹是兩人對談,即所謂主客對答。壹個人對某壹個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謂之“主”;提出不同見解和質疑者,謂之“客”。主客互相質疑對答,往返難休,這是“清談”的主要形式。二是壹主多客或壹客多主。不過主客雙方都以壹人為主,其余者可以插言。三是“自為主客”。當別人對問題都無高見可抒時,某人可以就此問題自己設疑,自己解答,以發表他的高超的見解。有壹次,大家爭論壹個問題,最後都窮於詞理,當時宰相謝安,“自敘其意,作萬余語”,侃侃而談,見解獨特。說完以後,肅然自得,四座沒有不佩服的。

當時,人們把***聚“清談”當作抒發情懷的良機,許多名流閑士都熱衷於此事。但其目的不是論政,不過是官吏、文人為了消遣和顯示自己清高不談俗事而已。《蘭亭序》中說“永和九年,……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鹹集,……”“修禊”原是三月初三沐浴除垢,嬉水采蘭,祓穢祈祥的活動,而“群賢畢至,少長鹹集”,很顯然不止是壹般的“修禊”;而是東晉士族文人的壹次大規模清談盛會。

“清談”是辯論演講,它和現代演講的***同點是,要求有新異的觀點,要“見人之所未見,言人之所未言,探求義理之精微而達於妙處”。如步入後塵,拾人牙慧,無新穎觀點,就會令人煩躁厭聽。孫盛到殷浩家去“清談”,直到廢寢忘食,不願離去,假如他們談的全是老壹套,是不會互相吸引到這種地步的。

壹場好的“清談”,固然要求理論觀點標新立異,同時還必須有高超的語言技巧來表達觀點。有壹次,劉惔到王蒙家“清談”,劉走後,王蒙的兒子問其父:“妳和劉惔誰勝了?”王蒙說:“韻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韻音令辭是語言優美動聽,“往輒破的”是說理論上壹發即中。前者包括聲調抑揚頓挫,和暢悅耳和詞語準確犀利,精當有力,是講“清談”的形式;後者說的是清談的內容。由此可見,王蒙是把“清談”的內容和形式並列起來看待的。

“清談”中,氣氛壹般很隨便,在激動的時候,往往助以手勢,身體擺動,甚至起舞,引吭;談到酣醉地步時,便無所顧忌了,口出粗言也是有的。

“清談”也有詭辯者。當然,詭辯者需有敏捷的思維和善辯的口才。王茍子和許洵辯論,王茍子不得勝,而反過來,“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實為交換命題),王茍子還是告敗。可見許洵的詭辯何其機巧。

“清談”是適應當時封建士大夫階層的需要,承襲東漢清議的風氣,就壹些玄學問題析理問難,反復辯論而發展起來的。王弼、何晏等玄學家是著名的代表人物、清談既是從玄學發展而來,必尚虛無之論,後人對它的意義,壹語道破:“虛無之談,尚其華藻,此無異於春蛙秋蟬,聒耳而已。”

“請談”作為壹種歷史文化現象,它所對應的政治現象是魏晉士族制度及封建等級特權;它所對應的經濟基礎是漢末以來的豪強地主經濟和士族莊園經濟。隨著士族制度的崩潰和士族政治經濟特權的喪失,必然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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