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許慎《說文解字》雲：“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宋人張表臣在《珊瑚鉤詩話》中說：“中古之時，未知曲蘗，杜康肇造，爰作酒醴，可為酒後，秫酒名也。”杜康，作為中國的酒祖，歷代受人敬仰。杜康酒，作為歷史名酒，歷代文人騷客暢飲著它，寫下了汗牛充棟的錦繡文章、不朽詩篇。
酒與中國文化密切相關，它的發明者，***推儀狄、杜康。晉人江統說：“酒之所興，肇自上皇，或雲儀狄，壹曰杜康。”儀狄，大禹時代人；杜康，據說就是夏代國王少康。而杜康之名又盛於儀狄，故儀狄之名則彰而不顯。撥開塵封於酒史上的重重迷霧，最早的酒產生於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則是不爭的事實。
根據古人的記載，酒的發明也相當偶然。有壹次，杜康把剩飯放在空桑之中，日子久了，飯自然發酵，散發出壹種芬芳的氣味，並流出壹種液體，杜康取而飲之，感覺其味甘美。杜康受此啟發，發明了酒。
所謂空桑，即樹心被朽空的桑樹。據古代文獻記載，洛陽伊水流域有壹個地名叫空桑澗，可能與空桑有關。杜康釀的酒稱秫酒，即釀酒的原料以黑秫為主。黑秫是高粱的壹種，它野生於洛陽山區，上古先民把它培育成壹種重要的農作物。
杜康善於釀酒，其釀制工藝頗為講究。《杜康紀聞》記載的“五齊六法”據說就是杜康釀酒的秘方。它要求造酒用的黑秫要成熟，投曲要及時，浸煮要清潔，要取用山泉之水，釀酒器物要優良，火候要適當。民間傳唱的壹首酒歌據稱是杜康所傳，歌詞稱：“三更裝糟糟兒香，日出燒酒酒兒旺，午後投料味兒濃，日落拌糧酒味長。”這就是說，在釀酒過程中，對何時投料，何時開火，都非常講究。
酒在河洛地區產生後，就融入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中。周公在洛陽發布禁酒令，即《酒誥》，但並未完全禁止飲酒，而是把酒與周禮緊密相連，故周代的五禮均離不開酒。現存的《詩經》據說是孔子刪定的，但孔子刪定之前的“詩”其實就是在洛陽收集保存的官方文獻。在這些詩篇中，與酒有關的占了大部分篇幅。
杜康故裏即杜康釀酒的舊址在何處？這也是人們感興趣的話題。
杜康故裏，稱杜康村，***有兩處，均在洛陽。壹處在洛陽老城西。民國時期李健人寫的《洛陽古今談》稱，杜康村，在洛陽城西，又稱杜村，即杜康故宅。壹處在汝陽縣，此處杜康村的最早記載見於明萬歷《直隸汝州全誌》壹書，該書稱：“杜康村，（伊陽）城北五十裏，杜康造酒處。”這裏有杜康廟、杜康墓等遺跡。
杜康酒是中國酒宗，洛陽是中國酒文化的故鄉，認真總結洛陽歷代釀酒工藝，發掘洛陽酒文化的內涵，這是時代賦予我們的神聖使命。
史前時期
從最早的中華五千年文明之前——史前時代，原始部落的人們采集的野果在經過長期的儲存後發黴，然後形成酒的氣味。經過最初的品嘗後，他們認為，發黴後果子流出的水也很好喝，於是，就開始了釀酒文化。在原始社會，我國釀酒已很盛行，遠古時期的酒，是未經過濾的酒醪，呈糊狀和半流質，對於這種酒，不適於飲用，而是食用，故食用的酒具壹般是食具，如碗，缽等大口器皿。
夏朝
夏朝酒文化十分盛行，商人善飲酒，夏朝有壹種叫爵的酒器，是我國已知最早的青銅器，在中華歷史上具體重要地位。古雲：“杜康造秫酒”，杜康作為夏王朝的五世國王，親自造酒，可見當時人們對酒的重視程度。鄉人於十月在地方學堂行飲酒禮：“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友斯饗，日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由此詩充分展示了夏朝的酒文化。
商代
商代釀酒業十分發達，青銅器制作技術提高，中國的酒器達到前所未有的繁榮。作酒有了成套的經驗，出現了“長勺氏”和“尾勺氏”這種專門以制作酒具為生的氏族。當時的酒精飲料有酒、醴和鬯，飲酒風氣很盛，特別是貴族飲酒極為盛行，酒的廣泛飲用引起商統治者的高度重視，紂王造酒池可行船，整日裏美酒伴美色，商代留下了“酒色文化”。
周代
周代大力倡導“酒禮”與“酒德”，把酒的主要用途限制的祭祀上，於是出現了“酒祭文化”。周代酒禮成為最嚴格的禮節，周代鄉飲習俗，以鄉大夫為主人，處士賢者為賓。飲酒，尤以年長者為優厚，“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其尊老敬老的民風在以酒為主體的民俗活動中有生動顯現。這即是周代的“酒儀文化”。
春秋戰國時期
春秋戰國時期，由於鐵制工具的使用，生產技術有了很大的改進，農民“早出暮歸，強乎耕稼樹藝，多娶菽粟”，生產積極性提高，使生產力有了很大發展，物資財富大為增加。這就為酒的進壹步發展提供了物資基礎，所以，春秋戰國時期的文獻，對酒的記載很多：
《論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詩經·幽風七月》：“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詩經·小雅吉日》：“以禦賓客且以酌醴。”醴，酒的壹種，系甜酒。
《禮記·月令》：“孟夏之月天子飲酎用禮樂。”酎，重釀之酒，配樂而飲，是說開盛會而飲之酒。
《禮記·玉藻》：“凡尊必尚元酒唯君面尊，唯餉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木於士側尊用禁。”尚元酒，帶懷古之意，系君專飲之酒。春秋時分國人和野人，野人是指普通群眾。餉野人皆酒，意思是讓他們壹般的飯菜，喝普通的酒。木於、禁是酒杯的等級。
從商周至春秋戰國時期，特別是北方遊牧民族，其酒器主要以青銅制品為主。釀酒技術已有了明顯的提高，酒的質量隨之也有很大的提高，飲酒的方法是：將釀成的酒盛於青銅壘壺之中，再用青銅勺挹取，置入青銅杯中飲用。
秦漢時期
秦朝經濟的繁榮，釀酒業自然也就興旺起來。秦漢年間出現“酒政文化”，統治者站在“講政治”的高度屢次禁酒，提倡戒酒，以減少五谷的消耗，最終屢禁不止。漢代時期對酒的認識進壹步加寬，酒的用途廣為擴大，東漢名醫張仲景用酒療病，水平相當高。調和人倫、獻諛神靈和祭祀祖先是漢代基本酒文化功能，以樂為本是漢人酒文化的精神內核。秦漢以後，酒文化中“禮”的色彩也愈來愈濃，酒禮嚴格。而東漢末年，酒文化從以樂為本向以悲為懷的轉變。
兩漢時期，飲酒逐漸與各種節日聯系起來，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飲酒日，酒曲的種類也更多了。漢代之酒道，飲酒壹般是席地而坐，酒樽入在席地中間，裏面放著挹酒的勺，飲酒器具也置於地上，故形體較矮胖。
三國時期
三國時期作為我國的酒文化的發展時期，不論是技術，原料，還是種類等都有很大進步，三國時期的酒風極“盛”，酒風剽悍、嗜酒如命，陶元珍先生評價三國酒風時曾引用這樣壹段話：“三國時飲酒之風頗盛，南荊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暑之飲。”三國勸酒之風也頗盛，喝酒手段也比較激烈。
魏晉南北朝時期
秦漢年間提倡戒酒，到魏晉時期，酒才有合法地位，酒禁大開，允許民間自由釀酒，私人自釀自飲的現象相當普遍，酒業市場十分興盛，並出現了酒稅，酒稅成為國家的財源之壹，因此就有了“酒財文化”。魏晉南北朝時期名士飲酒風氣極盛，借助於酒，人們抒發著對人生的感悟、對社會的憂思、對歷史的慨嘆。酒的作用潛入人們的內心深處，從而使酒的文化內涵也隨之擴展了。
魏晉時期之酒道，此時期開始流行坐床，酒具變得較為瘦長，此外，魏晉南北朝時出現了“曲水流觴”的習俗，把酒道向前推進了壹步。
隋唐時期
唐宋時期的酒文化是酒與文人墨客大結緣。唐朝詩詞的繁榮，對酒文化有著促進作用，出現了輝煌的“酒章文化”，酒與詩詞、酒與音樂、酒與書法、酒與美術、酒與繪畫等，相融相興，沸沸揚揚。唐代是中國酒文化的高度發達時期，唐代酒文化底蘊深厚，多姿多彩，輝煌璀璨。“酒催詩興”是唐朝文化最凝煉最高度的體現，酒催發了詩人的詩興，從而內化在其詩作裏，酒也就從物質層面上升到精神層面，酒文化在唐詩中醞釀充分，品醇味久。唐朝酒肆日益增多，酒令戰風行，酒文化融入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
唐人崇尚“美酒盛以貴器”。其酒道，飲酒大多在飯（食）後，正所謂“食訖命酒”“食畢行酒”“烹雞設食，食畢，貰酒欲飲”。當時的飲酒之道，是在食畢進行，飽食徐飲、歡飲，既不易醉，又能借酒獲得更多的歡聚盡興的樂趣。
宋遼金元時期
宋朝酒文化是唐朝酒文化的延續和發展，比唐朝的酒文化更豐富，更接近我們現今的酒文化。酒業繁盛、酒店遍布，宋代酒店強調名牌的文化個性。金代北方民族素有豪飲之風，有著濃厚的酒文化底蘊，金代有著燒鍋酒文化。而元代出現了燒酒（阿剌吉酒）。此外，宋代發明了蒸餾法，從此白酒成為中國人飲用的主要酒類。
明清時期
明代起義烽煙不斷，清王朝不禦外侵，百姓四處遷徙避患，地域文化的形成促進“酒域文化”的產生。明清以後，酒已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的飲品，每逢佳節節令，“專用酒”十分流行，如元旦飲椒柏酒、正月十五飲填倉酒、端午飲菖蒲酒、中秋飲桂花酒、重陽飲菊花酒。清代有“酒品之鄉，京師為最”之說，當時京城的達官貴人們比較崇尚黃酒，中下層百姓則多喜歡價廉味濃的燒酒。
明清兩代可以說是中國歷代行酒道的又壹個高峰，飲酒特別講究“陳”之字，以陳作酒之姓，“酒以陳者為上，愈陳愈妙”。此外，酒道推向了壹個修身養性的境界，酒令五花八門，所有世上的事物、人物、花草魚蟲、詩詞歌賦、戲曲小說、時令風俗無不入令，且雅令很多，把中國的酒文化從高雅的殿堂推向了通俗的民間，從名人雅士的所為普及為裏巷市井的愛好。把普通的飲酒提升到講酒品、崇飲器、行酒令、懂飲道的高尚境地。
新中國成立後
當今，酒文化的核心便是“酒民文化”。人的酒行為更為普遍，酒與人的命運更為密切，酒廣泛地融入了人們的生活，貼近“生活”的酒文化得到了空前的豐富和發展。如生日宴、婚慶宴、喪宴等等以及相關的酒俗、酒禮，成為生活內容。
酒文化
酒文化是中華民族飲食文化的—個重要組成部分。酒是人類最古老的食物之壹，它的歷史幾乎是與人類文化史壹道開始的。自從酒出現之後，作為壹種物質文化，酒的形態多種多樣，其發展歷程與經濟發展史同步，而酒又不僅僅是壹種食物，它還具有精神文化價值。作為壹種精神文化它體現在社會政治生活、文學藝術乃至人的人生態度、審美情趣等諸多方面。在這個意義上講，飲酒不是就飲酒而飲酒，它也是在飲文化。
中國——酒的故鄉
中國是卓立世界的文明古國，是酒的故鄉。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長河中，酒和酒類文化壹直占據著重要地位。酒是壹種特殊的食品，是屬於物質的，但又同時融於人們的精神生活之中。酒文化作為壹種特殊的文化形式，在傳統的中國文化中有其獨特的地位。在幾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幾乎滲透到社會生活中的各個領域。首先，中國是壹個以農立國的國家，因此壹切政治、經濟活動都以農業發展為立足點。而中國的酒，絕大多數是以糧食釀造的，酒緊緊依附於農業，成為農業經濟的壹部分。糧食生產的豐歉是酒業興衰的晴雨表，各朝代統治者根據糧食的收成情況，通過發布酒禁或開禁，來調節酒的生產，從而確保民食。在壹些局部地區，酒業的繁榮對當地社會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積極作用。酒與社會經濟活動是密切相關的。漢武帝時期實行國家對酒的專賣政策以來，從釀酒業收取的專賣費或酒的專稅就成為了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之壹。酒稅收入在歷史上還與軍費、戰爭有關，直接關系到國家的生死存亡。在有的朝代，酒稅（或酒的專賣收入）還與徭役及其他稅賦形式有關。酒的厚利往往又成為國家、商賈富豪及民眾爭奪的肥肉。不同酒政的更換交替，反映了各階層力量的對比變化。酒的賜晡令的發布，往往又與朝代變化、帝王更替，及壹些重大的皇室活動有關。酒作為壹種特殊的商品，給人民的生活中增添了豐富的色彩。中國古人將酒的作用歸納為三類：酒以治病，酒以養老，酒以成禮。幾千年來，酒的作用遠不限於此三條，起碼還包括：酒以成歡，酒以忘憂，酒以壯膽。
酒神精神
酒，在人類文化的歷史長河中，已不僅僅是壹種客觀的物質存在，而是壹種文化象征，即酒神精神的象征。
在中國，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學為源頭。莊周主張物我合壹、天人合壹、齊壹生死。莊周高唱絕對自由之歌，倡導“乘物而遊”、“遊乎四海之外”、“無何有之鄉”。莊子寧願做自由的在爛泥塘裏搖頭擺尾的烏龜，而不做受人束縛的昂頭闊步的千裏馬。追求絕對自由、忘卻生死利祿及榮辱，是中國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
酒產生出的藝術
因醉酒而獲得藝術的自由狀態，這是古老中國的藝術家解脫束縛獲得藝術創造力的重要途徑。“誌氣曠達、以宇宙為狹”的魏晉名士、第壹“醉鬼”劉伶在《酒德頌》中有言：“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壹朝，萬期為須臾。日月有扃牖，八荒為庭衢。”“幕天席地，縱意所如。”“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這種“至人”境界就是中國酒神精神的典型體現。
“李白壹鬥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杜甫《飲中八仙歌》）“醉裏從為客，詩成覺有神。”（杜甫《獨酌成詩》）“俯仰各有態，得酒詩自成。”（蘇軾《和陶淵明〈飲酒〉》）“壹杯未盡詩已成，湧詩向天天亦驚。”（楊萬裏《重九後二月登萬花川谷月下傳觴》）。南宋政治詩人張元年說：“雨後飛花知底數，醉來贏得自由身。”酒醉而成傳世詩作，這樣的例子在中國詩史中俯拾皆是。
不僅為詩如是，在繪畫和中國文化特有的藝術書法中，酒神的精靈更是活潑萬端。畫家中，鄭板橋的字畫不能輕易得到，於是求者拿狗肉與美酒款待，在鄭板橋的醉意中求字畫者即可如願。鄭板橋也知道求畫者的把戲，但他耐不住美酒狗肉的誘惑，只好寫詩自嘲：“看月不妨人去盡，對月只恨酒來遲。笑他縑素求書輩，又要先生爛醉時。”“吳帶當風”的畫聖吳道子，作畫前必酣飲大醉方可動筆，醉後為畫，揮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黃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畫”。“書聖”王羲之醉時揮毫而作《蘭亭序》，“遒媚勁健，絕代所無”，而至酒醒時“更書數十本，終不能及之”。李白寫醉僧懷素：“吾師醉後依胡床，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飛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懷素酒醉潑墨，方留其神鬼皆驚的《自敘帖》。草聖張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於是有其“揮毫落紙如雲煙”的《古詩四帖》。
中國傳統酒精飲料
白酒是中國世代相傳的酒精飲料，通過跟蹤研究和總結工作，對傳統工藝進行了改進，從作坊式操作到工業化生產，從肩挑背扛到半機械作業，從口授心傳、靈活掌握到有文字資料傳授。這些都使白酒工業不斷得到發展與創新，提高了生產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壹批廠家成為中國釀酒的大型骨幹企業，為國家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我們應繼承和發展這份寶貴民族特產，弘揚中華民族優秀酒文化，使白酒行業發揚光大。
古代酒禁，約有四類，第壹，為強國而禁。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酒亡國者。周公戒之曰：“群飲，汝勿佚，執拘以歸周，予其殺而禹惡旨酒。”周公頒誥，嚴厲禁酒，唯恐民眾敗德傷性，損害元氣，此為強國而禁酒。第二，為節約谷物而禁。釀酒需要大量谷物，東晉之時，壹郡禁酒壹年，就省米百萬斛。(《晉書》卷九十壹)劉備在益州任官時，曾因天旱而禁酒。(《三國誌》卷三十八《簡雍傳》)節約谷物，歷代禁酒，壹般在災荒之年實施俱多，史籍累見不鮮，但均為短期。因嗜酒自古成習，長期禁之，斷難實行。第三為專賣而禁。《漢書·武帝傳》韋唁註雲：“禁民酒釀，獨官酒置，如道路投木為權，獨取利也。”似此非真禁酒，乃官府獨自釀賣，以獲其利，獨占專利，可謂假禁。此前之禁，為民而禁；然武帝之禁，為利而禁，兩者涇渭分明。後來，兩晉時朝廷實行的權酤，與漢武帝的酒釀專賣制度同為壹丘之貉。可見，飲酒日盛，習俗日普，國家制度隨機應變，官利本位優先，古今皆然，又豈獨酒俗為然歟?但民好飲酒，禁之不絕，史籍昭然。第四，因酗酒肇事而禁。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農民豐收後酗酒鬧事，文成帝為此下令禁酒，詔令明言：“釀、沽飲皆斬之。”(《魏書》卷壹百壹十壹《刑罰誌》)實則民禁官不禁，明禁暗難禁。
“杯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無論怎樣，人在社會生活中都要直接或間接地與酒搭上關系。這種關系的物化表現就是酒趣。酒趣富於酒令之中，酒令則純是以文化入酒的，是酒文化中的文化精粹。
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酒令就在黃河流域的宴席上出現了。酒令分俗令和雅令。猜拳是俗令的代表，雅令即文字令，通常是在具有較豐富文化知識的人士間流行。白居易曰：“閑徵雅令窮經吏，醉聽新吟勝管弦。”認為酒宴中的雅令要比樂曲佐酒更有意趣。文字令又包括字詞令、謎語令、籌令等。
酒令是酒與遊戲的結合物。比如春秋戰國時期的投壺遊戲，秦漢之間的“即席唱和”等都是壹種酒令。但是遊戲的發展成了壹種帶有強制性與結束性的遊戲後，就成了既輕松又嚴肅的—種文化現象了。西漢時呂後曾大宴群臣，命劉章為監酒令、劉章請以軍令行酒令，席間，呂氏族人有逃席者，被劉章揮劍斬首，為喝酒遊戲而戲掉了腦袋這也許就是戲中之戲了。此即為“酒令如軍令”的由來。唐宋是中國古代最會玩的朝代，酒令當然也豐富多彩。白居易便有“籌插紅螺碗，觥飛白玉卮”之詠。酒令在明清兩代更步上層樓，發展到了五花八門、琳瑯滿目。清代俞敦培將酒令分為四類：占令、雅令，通令、籌令、籌令是酒令中的重頭戲。
紅樓夢中就有很多的酒令.
籌令含義
籌令，顧名思義，行酒令必用籌子，籌子是此類酒令的顯著特征。說起籌令先要弄明白什麽是籌。籌本是古代的算具。古代沒有計算器，壹般用竹木削制成籌來進行運算、善計者可以不依賴算具求得結果，因此籌引申為籌謀、籌劃。《漢書.高帝汜》記劉邦對張良的評價時說“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吾不如子房。”現在把軍事指揮將在室內制訂作戰計劃，即稱為運籌帷幄。其中的籌，誌義為籌劃、籌略、籌謀之義。從唐代開始，籌子在飲酒中就有了兩種不同的用法：其壹，仍用以記數、白居易詩“醉折花枝作酒籌”中的”酒籌”即為此類、這種意義下的籌在後代酒令遊戲中仍可見到，作用是以籌計數，後再按所得的籌的數量行酒。另壹種就比較復雜了，人不滿足於籌子的原始用法，而把它變化成了壹種行令的工具。籌的制法也復雜化，在用銀、象牙、獸骨、竹、木等材料制成的籌子上刻寫各種令約和酒約。行令時合席按順序搖筒掣籌，再按籌中規定的令約、酒約行令飲酒。據考，唐代的《論語》酒籌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種籌令。
籌令特點
籌令的包容量很大，長短不拘。大型籌令動輒有八十籌，而且令中含令，令中行令。
籌令因有這樣的特點，才有能力從長篇巨作的戲劇《西廂記》及《水滸傳》、《聊齋誌異》、《紅樓夢》等小說中取材，也才能有包容像《易經》的六十四卦等具豐富內涵的文化現象。
酒籌文化
酒籌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壹部分，但也是—種特殊的文化現象。不能設想，在高節奏運轉的現代化生活的今天，再有幾個年輕人慢騰騰地坐麥當勞玩什麽《紅樓夢》酒籌。但是酒籌作為壹種傳統文化，它仍然是我們老祖宗留下壹份寶貴財產，除了有壹定的文化研究價值外，在某種特定的適當場合也會有壹定的文明作用。比如，無論如何、總比什麽“感情深，壹口悶”式的蠻喝，“哥倆好哇，五魁首哇”地俗喝要好壹些。因為“附庸風雅”總比“附庸粗俗”要有品位。而“附庸風雅”本來也就不是個貶義詞。
酒籌文化是中國飲食合餐制的產物，它的本質是農業文化。酒宴中的酒籌令有著很大的文化含量，參加者自古今名著、詩詞歌賦，至天文地理、 民俗俚語都要胸中有數才能現場發揮得好而不被罰酒。人們在歡宴中也鍛煉了才思敏捷和競爭精神；既活躍了飲食的氛圍又增添了審美情趣。
在中國，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學為源頭。莊周主張，物我合壹，天人合壹，齊壹生死。莊周高唱絕對自由之歌，倡導“乘物而遊”、“遊乎四海之外”、“無何有之鄉”。莊子寧願做自由的在爛泥塘裏搖頭擺尾的烏龜，而不做受人束縛的昂頭闊步的千裏馬。追求絕對自由、忘卻生死利祿及榮辱，是中國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
世界文化現象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西方的酒神精神以葡萄種植業和釀酒業之神狄奧尼蘇斯為象征，到古希臘悲劇中，西方酒神精神上升到理論高度，德國哲學家尼采的哲學使這種酒神精神得以升華，尼采認為，酒神精神喻示著情緒的發泄，是拋棄傳統束縛回歸原始狀態的生存體驗，人類在消失個體與世界合壹的絕望痛苦的哀號中獲得生的極大快意。
在文學藝術的王國中，酒神精神無所不往，它對文學藝術家及其創造的登峰造極之作產生了巨大深遠的影響。因為，自由、藝術和美是三位壹體的，因自由而藝術，因藝術而產生美。
因醉酒而獲得藝術的自由狀態，這是古老中國的藝術家解脫束縛獲得藝術創造力的重要途徑。“誌氣曠達，以宇宙為狹”的魏晉名士、第壹“醉鬼”劉伶在《酒德頌》中有言：“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壹朝，萬期為須臾，日月有扃牖，八荒為庭衢。”“幕天席地，縱意所如。”“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睹山嶽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這種“至人”境界就是中國酒神精神的典型體現。
與官司人、商人、匠人、農人相比，文人似乎和酒更有緣分。壹是文人多嗜酒。酒能激發靈感，活躍形象思維；酒後吟詩作文，每有佳句華章。飲酒本身，也往往成為創作素材。壹部中國文學史，幾乎頁頁都散發出酒香。李白和杜甫，中國文人的傑出代表，都終生嗜酒。李白自稱“酒仙”，杜甫因有壹句“性豪業嗜酒”，被郭沫若先生謚之為“酒豪”。“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杜甫《飲中八仙歌》）“醉裏從為客，詩成覺有神。”（杜甫《獨酌成詩》）“俯仰各有誌，得酒詩自成。”（蘇軾《和陶淵明〈飲酒〉》）“壹杯未盡詩已成，湧詩向天天亦驚。”（楊萬裏《重九後二月登萬花川谷月下傳觴》）。南宋政治詩人張元年說：“雨後飛花知底數，醉來贏得自由身。”酒醉而成傳世詩作，這樣的例子在中國詩史中俯拾皆是。郭老還煞費苦心地統計出，在他們現存的詩作中，言及酒的，李占17%，杜占21%。這就使我們想到，假設沒有酒，李杜的詩歌壹定會少了許多韻味，我們今天讀到的《李太白集》、《杜工部集》，也壹定會薄了許多。
二是文人飲酒特別講究那個飲的過程，特別講究飲酒過程中的那套繁文縟節。於是，便要制定頗為嚴刻的觴政，便要舞弄花樣百出的酒令。那酒令，可不是好玩的，是對人的聰明才情、知識水平、文學修養和應變能力的嚴峻考驗；沒有滿腹詩書和機敏睿智，是要臨場出醜的。文人們硬是把這壹套玩出美妙的極至，硬是把經史百家、詩文詞曲、歌謠諺語、典故對聯等等文化內容，都有出神入化地囊括到酒令中去了。於是，酒宴始終，便充溢著濃濃的而又綿綿的書卷氣和文化味。觥籌交錯中，不僅享受了酒的醇美，也享受了文化的馨香。古代文人宴飲時的逸雅情趣，我們是不能親眼見識了，只能從《紅樓夢》、《鏡花緣》等小說和記載酒令的書籍中窺知若幹。由於文人的參與，飲酒才飲出了檔次，飲出了境界，飲出了無限風光。酒文化中的精彩部分，實在是文人創造的。“五四”以後的現代文人，也常相聚宴飲，連魯迅先生也多次參加，《魯迅日記》中常有記載。他那首詩《自嘲》（詩中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成為名聯），就是在郁達夫做東的宴席上做成的。郁達夫更嗜酒，曾有“大醉三千日，微醺又十年”之句；酒中醉中，他乘興做出許多好詩文。新文人雅集，樽俎之間仍然充滿文化味，談詩話文，即席吟詠，仍是壹大主題。豐子愷就曾寫道：“世間最好是酒肴，莫如詩句。”五四運動，狂飆突起，滌蕩了舊世界，但千古傳下的酒文化仍然壹脈相承。創造新文化的新文人，壹端起酒杯，仍似他們的先輩。
不僅為詩如是，在繪畫和中國文化特有的藝術書法中，酒神的精靈更是活潑萬端。畫家中，鄭板橋的字畫不能輕易得到，於是求者拿狗肉與美酒款待，在鄭板橋的醉意中求字畫者即可如願。鄭板橋也知道求畫者的把戲，但他耐不住美酒狗肉的誘惑，只好寫詩自嘲：“看月不妨人去盡，對月只恨酒來遲。笑他縑素求書輩，又要先生爛醉時。”“吳帶當風”的畫聖吳道子，作畫前必酣飲大醉方可動筆，醉後為畫，揮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黃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畫”。“書聖”王羲之醉時揮毫而作《蘭亭序》，“遒媚勁健，絕代所無”，而至酒醒時“更書數十本，終不能及之”。李白寫醉僧懷素：“吾師醉後依胡床，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飛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懷素酒醉潑墨，方留其神鬼皆驚的《自敘帖》。草聖張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於是有其“揮毫落紙如雲煙”的《古詩四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