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是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的主流。
中國儒家提出“天人合壹”，人事必須順應天意，要將天之法則轉化為人之準則，順應天理，方能國泰民安。
中國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將“自然”這個概念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所謂“道法自然”，指得是“道”按照自然法則獨立運行，而宇宙萬物皆有超越人主觀意誌的運行規律。老子認為，自然法則不可違，人道必須順應天道，人只能是“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誠所謂“順天者昌，逆天者亡。”
中國佛家提出“佛性”為萬物之本原。宇宙萬物的千差萬別，都是“佛性”的不同表現形式，其本質仍是佛性的統壹。而佛性的統壹，就意味著眾生平等，萬物皆有生存的權利。
中國早就有自己的“環境文化”。四千年前的夏朝，就規定春天不準砍伐樹木，夏天不準捕魚，不準捕殺幼獸和獲取鳥蛋；三千年前的周朝，根據氣候節令，嚴格規定了打獵、捕鳥、捕魚、砍伐樹木、燒荒的時間；二千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采集剛剛發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獸，禁止毒殺魚鱉。中國歷朝歷代，皆有對環境保護的明確法規與禁令。中國今天的環保事業，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人與自然和諧精神的繼承與發展。
中國環境文化是對世界環保理念的吸收和創新。
總體上看，“道家側重於倡導‘天道主義’，儒家更註重‘人道主義’。天道與人道的互補合構，孕育了‘天人合壹’的大思維、大理念、大文化、大命題，充分體現了炎黃子民超時空、貫天地、通物我、保太和的大智大德。所以，‘天人合壹’是儒道哲學所期許的宇宙生態和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國文化綜合思維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體現。也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認定‘天人合壹’理念不僅是科學的宇宙觀，而且是進步的人生觀、價值觀。”中國臺灣學者李亦園將這種“天人合壹”觀念稱作“致中和宇宙觀”這種和諧生態觀，可被視為中國生態主義思想演進過程中的“邏各斯中心”。
從深層內核看，環境問題是個涉及到人與自然關系的哲學問題。“天人合壹”壹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理想境界。此壹深層價值內核在今日中國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具體到環太湖地區的經濟發展，其重大理論借鑒意義就在於促使我們考慮如何在通向基本現代化的改革和建設實踐中，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基礎上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重新協調，營造太湖兒女***同生活的美好家園。馬克思指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及其與自然關系的協調是理想的社會發展模式，它“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鬥爭的真正解決。”在這種理想的社會發展模式中，“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壹，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這裏，人與自然的關系在社會實踐基礎上，達到了真正的統壹。
中國的儒、釋、道三家，都十分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壹體的思想。他們認為，人與天地萬物同為壹氣所生，互相依存，具有同根性、整體性和平等性。如《莊子·齊物論》中說：“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壹。”儒家也因此倡導“仁民愛物”，如宋代著名哲學家張載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正蒙·乾稱篇》），著意強調萬物與人為同類（“與”），應當推己及物。理學的創始者之壹程顥也說：“人與天地壹物也“（《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壹），“仁者以天地萬物為壹體”，“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同上，卷二），等等。漢儒以陰陽五行說大講天人感應，其間附會於社會歷史、政治、人事等方面者多為迷信之屬，已經遭當時著名思想家王充尖銳而深刻批判（見《論衡》）。然其被吸收於醫學中者，則成了中醫重視自然環境對於人的健康和疾病密切相關的重要基礎理論。中醫認為，人與自然的和諧狀態的破壞或失調，可以說是人得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之壹。反之，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也就是保證人的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之壹。體現於中醫的治療中，則無論是診斷還是處方，都首先參之以時令節氣，乃至於嚴格到選擇藥材之產地產時。這種把人類健康與自然環境聯系起來的觀念，是完全符合事實的科學的理論。同時，這種觀念也告訴人們，為了人類自身的健康，必須要全力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自然環境。這在當今世界尤有其十分重要和積極的意義。此外，儒家還有許多關於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和節約消費的思想，也是值得我們今天借鑒的。例如，荀況把“節用”與“禦欲”聯系起來，提出人們在生活消費中必須要有“長慮顧後”的觀念，而不應當任人之欲。那種“不顧其後”，隨意奢侈浪費的人，乃是壹些“偷生淺知”之徒（見《荀子·榮辱》）。這是很有深遠意義的見地。
佛教提倡“護生”，道家主張自然無為，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他們都強調不為不恃，因任自然。這種對自然的態度，就其消極壹面講，誠如荀子所批評的，是為“蔽於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即忽視乃至放棄人的主觀能動性。不過，“因”的思想中並不完全只是消極的，它至少包含著這樣兩方面的合理因素：壹是不以主觀的好惡或意願，隨意地去違反或破壞自然及其規律，而遭自然界的報復；二是主動地去適應不斷變化了的環境。在“因”的理論中，包含著“權變”和“因時而變”的思想，所以壹些道家思想家就強調說：“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又說：“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忤者，謂之不知權 。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淮南子·汜論訓》）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看起來與原來的環境不合，然卻與變化了的環境相合，這叫做懂得權變；相反，就是不知權變。不知權變者，好事也會變成壞事。人與自然的關系，開始時是畏懼；誠如荀子所描述的，人們靠天吃飯，只好“大天而思之”，“從天而頌之”。以後，人們在與自然的鬥爭中掌握了它的壹些規律，於是就“騁能而化之”，“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論》）。然而，隨著人類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力量越來越強大，壹些人開始忘乎所以，漠然無視自然的力量，以為人類可以隨心所欲去擺布自然，其結果就是使當今人類陷入日益嚴重惡化的生存環境之中。在今天這樣壹個新的時空環境中，人們似乎可以從壹種新的意義上，去體會壹下莊子說的“無以人滅天”（《莊子·秋水》）這句話，它也許對我們今天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有所啟發。
以上只是列舉了很小壹部分中國傳統文化中關於保持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思想，然而如能靈活地吸取其精神，反思我們今日對待自然的態度，那麽對於緩解當前人與自然的緊張對立狀態，當會有所裨益。
儒家修身養性理論中的壹個重要目標，就是要培養壹種與他人和社會群體和諧、協調的道德品格。儒家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禮記·禮運》）等“推己及人”的精神，至今也還是值得倡導的壹種個人品德和社會風尚。
不少人認為，東方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忽視（或壓制）個性和個人（自我）的權利、價值。這是有壹定的歷史根據和道理的。但問題亦並非如此簡單。當我們冷靜地、深入地思考時就會發現，在人類社會中，任何個人都是不可能離開他人和群體而存在的，自我只有在為他我、群體的奉獻中，只有在得到他我和社會群體的認可時，才會突顯出個人（自我）的存在和價值。因此，儒家的強調獻身群體和社會，並非只是消極地否定自我，相反，如果我們能從積極方面去理解其精神，那麽個人對他人和社會群體的奉獻，正是實現自我價值、養成完美人格的正確途徑。人們以崇敬仰慕之意，千年不絕地傳頌著宋代名臣範仲淹的不朽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範文正公集·嶽陽樓記》）。這裏不正反映了人們對於那些能夠把自己獻身給社會群體利益的個人價值的高度肯定嗎？不正反映了人們殷切期望社會湧現出更多的具有這種品德的人的心願嗎？
目前，不僅在東方，而且在西方，尤其是在那些經濟發達的國家裏，壹股學習禪佛教的熱潮正在升起。許多西方的禪學研究者，已不再像過去那樣簡單地把禪看作是什麽“東方神秘主義”了，他們開始註意和研究禪的各種教理與禪的根本精神之所在。學禪打坐不僅能治病健身，調解人體生理上的失衡（這只是禪的低層次上的了解和作用）；更重要的是，對於那些信禪學禪的人來說，它能在相當的範圍和程度上調解人們心理上的失衡。禪學從壹個方面揭示了自我的本性，著重揭示了造成人生痛苦、煩惱的主觀自我方面的原因，並且探求了如何讓自我從怨天尤人、授命於環境的被動中擺脫出來，而通過自我主動的努力去解除種種的痛苦和煩惱，做自我的主人翁，等等。如上所分析的，禪學的這些探求正是現代人精神上最渴求得到的東西。加之禪佛教不離人倫日用的世間性格、堅韌不拔的實踐精神、自我去縛的解脫主張和當下頓悟的超越喜悅等，禪佛教的世界性熱潮正處於方興未艾之時。
俗話說：“人貴有自知之明。”此語源於《老子》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以“知人”與“自知”相比較，何者更為困難呢？先秦法家代表韓非認為：“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韓非子·喻老》）著名玄學家王弼也說：“知人者，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老子道德經註》）看來，他們都認為，壹個人要認識自己，比之於認識別人要困難得多。我完全同意他們的見解。在大多數人中，在大多數情況下，往往就是如此，亦正所謂“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推之於人類自身和客觀自然之間，我們可以看到，情況與此相類。也就是說，相對而言，人類對於自身的認識要比對客觀自然的認識困難得多。我在壹篇短文中曾經發表過這樣壹番感慨，我說：人作為萬物之靈，對於客觀物質世界的認識，大而至於外空星系的宏觀，小而至於量子真空的微觀，在今天都已達到了相當的深度，並且對於進壹步地去認識它和把握它充滿了信心。而與此相比，人對自我的認識，特別是對自我精神世界的認識，則還相當膚淺，愚暗不明。至於通過對自我的認識，來自覺地把握自我的精神世界，這對於多數人來說，更是難之又難了。另外，我還提到，人類在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時，也有壹個自我認識的問題。特別是當人類征服自然的力量越來越強大的時候，人類更需要對自我有壹個清醒的、正確的認識。然而，同樣地這也是比之於認識自然更為困難的事情，或許還可以這麽說，人類至今在自知方面尚不是很明的。如上所說，人類依仗著高科技，加速了對自然的征服、控制和支配，同時也正在更快速地受到自然的強烈反抗和報復。在這種緊張的關系中，難道人類不應當認真地自我反思壹下嗎？我認為，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人是主動的、能動的壹方，因此也是關鍵的壹方。換言之，其關鍵在於人類要對自我有壹個恰如其分的認識，並由此而進行自覺的自我節制。
天人和諧的科學理念
天與人即自然與人的關系問題，是哲學人的壹個根本問題，也是文化方向上的壹個基本問題。在中國偉統文化中，關於人與自然的關系，主要有三種學說：以莊子為代表的壹派主張順從自然；“不以人助天”，“無以人滅天”；以荀子為壹派主張改造自然；‘大天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而影響最大、最重要的主流觀點是《周易大傳》的“輔助天地”的學說。《文言》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是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天即引導自然，後天即隨順自然。這段話的含義是“在自然變化未萌之先加以引導，在自然變化既成之後註意適應，做到天不違人，人亦不違，即天、人相互協調。這是中國古代哲學的最高理想，亦即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觀點。《周易大傳》在歷史上是以孔子手著的名義產生影響的，所以這種天、人協調的思想在中國文化史上居於主導地位。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是中西文化的基本差異之壹。近代西方尤其是16世紀開始發展起來的自然觀，強調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與發展。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人類確實取得了巨大的物質文明成就，但隨著工業文明的發達，到上世紀後期，生態平衡、環境汙染、能源危機等令人優慮的問題叠起，給人類的生存環境造成巨大的威脅。此時壹些西方國家，為保護自己國家的環境與資源，竟然犧牲他國人民的利益，將壹些汙染嚴重、消耗資源的工業轉向壹些落後而弱小的國家，從而給這些國家帶來了很大的災難。而中國古代思想家壹般都反對把天和人割裂、對立起來的觀點與做法，而是竭力主張天人協調，天人合壹。在先哲們看來，天與人，天道與人道，天理與人性是相類相通的，因而可以達到天人和諧的境界。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直至今日，仍然是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人類在進行經濟建設，創造物質文明的同時，如果不註意生態平衡，也會受到自然的懲罰。改造自然是必要的，而破壞自然則必食苦果。中國傳統的天人協調的觀點，確實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參考資料：
/2811006867~-1/9219853_9219853_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