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壹代人讀中小學時，正值文革時期，大學不辦了，沒有高考，沒有中考，學校取消了重點。學生全部就近劃片入學。我家當時住在橋兒溝，被劃到姚店中學上學。雖然不可能上大學，上什麽學校都壹樣，但我父母仍然認為上學就得上延中。好在我父母都是搞教育的。我父親趙森當過延安地委黨校副校長。我母親孟竹印在多所學校當過老師。他們四處找人，設法把我送進了延中。雖然上了延中，但從橋兒溝到市內沒有公交車，往返二十多裏地。我當時不會騎單車。我母親便風雨無阻，騎自行車帶著十六、七歲的我，每天送我到東關，然後把我放下來，我再走到延中。有時因為要上班，沒時間送我，我母親便央求過路的汽車、拖拉機，甚至牛車，捎我進城上學。有時什麽車都找不到，我就步行進城上學。後來，我學會了騎單車，但我母親不放心我。有壹天晚上，我回家很晚，還與騎著單車來接我的母親在東關相撞，把我和母親倆人都撞倒在地，半天爬不起來。我弟弟當時也劃片分在王家坪小學，但我父母同樣設法將他送進了延中上學。在延安地區，每個學生都希望上延中，哪怕困難再多，也要想辦法克服。
在這個故事中，我想說的是，延安中學在任何時候都是延安人民心目中最好的中學。
第二個故事，延中與我們。
我們讀延中的時候，正值教育革命，中學的六年學制被壓縮為四年。我們是過渡期的第壹屆，便稀裏糊塗多讀了半年。那時的所謂上學，主要是學工、學農和學軍，還要接受階級鬥爭教育。但我們的運氣好，趕上了1972年所謂的“右傾回潮”，延中老師趁勢而為，全面抓教育質量。為彌補教材中“左”的內容，老師們自編語文教材。我們許多同學至今能全文背誦《嶽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如果按當時的正式教材，是不可能學到這些內容的。當時的延中還搞數學競賽，培養了我們對數學濃厚的興趣。我們的老師都是最好的，如杜世榮、高世好、陳孝章、李天芳、劉毓薌、李正祖、姚甦、阮誌鋒、常潤林、劉靜玲、鄒振基，等等，還有許多沒有給我們上過課的老師，全是文革前的老牌大學生，學養深厚，極度負責，盡其所能，讓我們接受了那個年代最好的教育。我們也記得在延中王樂畔農場裏度過的難記時光。1977年，我在安康鐵路分局當工人，幾乎沒有任何復習資料，居然也考上了大學，靠的就是延中打下的基礎。這當然也是我的運氣好。值得壹提的是，我們家兄妹四人都是延中畢業的。我們兄弟三人是七八年同時上的大學。我弟弟趙淵當時高中還沒畢業，以在校生的身份考大學，以高分考入今天的華中科技大學。我哥哥趙相珺是初六八級學生，初中只上了壹年，但他七七年考到西北輕工業學院，後來又考上研究生。他考大學參考的復習資料，就是我高中的數理化課堂筆記。僅靠課堂筆記就考上了大學，足見當時延中的教育水平。我妹妹趙曉雯雖然比我們小很多歲，但她也考到壹本錄取的高校。我們兄妹四人考上大學的事情，在當時的延安也有小名氣，延安報為此還專門發過壹篇報道。
我站在這裏發言，當然代表的不只是我們兄妹四人，而是代表我們那個年代的全體同學，也是因為同學們和母校擡舉我。人生的道路有時取決於機會和運氣。我們的許多同學雖然沒上大學，但他們比我優秀得多。我們高七三屆壹班，有三位同學，高中還沒畢業，就被直接選送到北京人民大會堂毛主席身邊工作，當時轟動了整個延安城。我們許多同學插隊期間就入黨提幹當兵，還有不少人擔任黨、團支部書記和生產隊長等職務。走上工作崗位後，許多同學都為社會做出了卓越貢獻。比如班理同學，壹生熱心於社會公益事業，以“紅鳳”項目資助了5300多名貧困女大學生，還上過中央電視臺。再比如張化民同學，是信息技術教育專家，但業余時間研究西北黨史軍史，出版了《謝子長傳》壹書，受到廣泛好評。與同學們相比，我只是運氣好點罷了。2004年，經王寬同學舉薦，延安電視臺“我是延安人”節目找到海南，要為我做專訪。我有自知之明，所以婉言謝絕了。
在這個故事裏，我想說的是，無論我們後來做什麽，無論我們有什麽樣的人生境遇，在這個社會中我們都是最好的，因為我們的母校延安中學是最好的。
第三個故事，我們與延安。
離開延中後，我們走向四面八方，工農商學兵，做什麽的都有。但是，延中和延安深深地影響了我們，改變了我們。在我們那個年代，並不是所有的同學都有機會走進大學，大多數人從社會底層的底層開始，壹輩子都在為改變中學的學歷而奮鬥，靠的就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延安精神，但都為社會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就說我們高七三級壹班，張新春同學壹生正規學歷只是延中的畢業證，但他堅持不懈，自學成材，後來是鄭州鐵路局紀委副書記。張建設同學也是同樣的學歷，最後擔任延安七裏村油礦的副礦長。薛建強同學，高中沒畢業，就留校為延中當門衛，真正把自已的壹生獻給了延中。我們都叫他延中的守夜人。還有高飛同學，和我在安康鐵路分局時住過壹個工棚，堅持寫作，四處投稿，硬是從中學畢業生成為小有名氣的作家。這樣的同學太多了，可惜我長期在外省工作，對外班的同學的情況所知甚少。延安這塊紅色的土地養育了我們，延安中學的老師培養了我們。我們上小學時見過鄧小平，讀中學時見過周恩來。我們從小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生活和工作過的王家坪、棗園、楊家嶺長大，耳濡目染，繼承了紅色基因，身上流淌著陜北人的血液。我們走到哪裏都忘不了自己的延安人身份，每個人都是自覺不自覺的延安精神的傳承者。
我任海南大學黨委書記時，學校正處在起步階段，但我從來沒有忘記自己延安人的本色。在全省上下的***同努力下，海南大學最終進了“211”。當時正值高等教育大發展時期，基建項目多，采購任務重，但我始終提醒自己，自己是延安人，是陜北漢子。雖然我在好幾個單位任過要職，而且當時的社會風氣不正，但我可以自豪地說，我從來沒有收受過別人壹分錢。我做學術研究，把延安精神和瓊崖革命精神進行過比較，因為我沒有辦法忘記生我養我的延安。我的人生中也有過低谷時期。在我最困難的時候，盡管蒙受誤解，但我心底坦蕩，相信自己清白無私。我把當時的感受寫入了自己的《中外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比較研究》壹書的後記：“我壹生都感謝陜北。陜北養育了我，也教會了我如何直面人生。延安窯洞教給我的不只是馬列主義，還有做人的境界和做事的風格。無論是在我躊躇滿誌的歲月，還是在我委曲求全的時光，只要埋頭於學術研究，我就會忘掉壹切，也會寬容壹切的人和事。因為我的根在陜北的窯洞裏。”
在這個故事裏，我想說的是，因為我們是延安人，是延中人。沒有延中，沒有延安，就沒有我們的現在。我們永遠都是延安精神的傳承者。
我講這三個故事，就是想說明我理解的光明在前的道理。每個延中學子都知道，“光明在前”是毛主席給延中學生的題詞，是延中的校訓。但這個“前”究竟離我們有多遠？上中學以前，我們的目標是上延中，以為光明就在延中。要上學，就要上延中！上了延中，我們才知道，延中只是給我們創造了追求光明的更好環境和條件。母校的老師和員工所做的壹切，是要讓我們用黑色的眼睛去尋找光明。走入社會，我們才知道，光明在前的“前”就在我們的心中。只要我們心中有光明，我們看到的就會是壹片光明。這正像朱自清在他的《光明》壹詩中最後的兩句：“妳要光明，妳自己去造！”
現在，我們已經步入退休的年齡，壹生已經度過大半。但是，我們無愧於人生，因為我們每個延中人都用自己的壹生實踐了刻在王樂畔農場窯面上的那句話：“光榮屬於勞動者”！無論我們走多遠，無論我們走到哪裏，我們骨子裏都是延中人，都是陜北人，都是勞動者！
最後，我願意借此機會，向辛勤培養我們的值得我們永遠尊敬的母校延中的老師們和歷屆畢業的親愛的同學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真誠的感謝！祝我們的母校延中繁華似錦，欣欣向榮，光明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