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冬天沒有太溫暖的陽光，夏天沒有寒冷的氣候，春天沒有冷風，秋天沒有連續的雨。
出處：出自《左傳·昭公·昭公四年》。
原文節選：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
其藏之也，黑牲、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
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遍，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不出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劄。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節選譯文：
天下大雨和冰雹。季武子向申豐詢問說：“冰雹可以防止嗎？”申豐說：“聖人在上面，沒有冰雹。即使有也不成災。在古代，太陽在虛宿和危宿的位置上就藏冰，昴宿和畢宿在早晨出現就把冰取出來。當藏冰的時候，深山窮谷，凝聚著陰寒之氣，就在這裏鑿取。
當把冰取出來的時候，朝廷上有祿位的人，迎賓、用膳、喪事、祭祀，就在這裏取用。當收藏冰的時候，用黑色的公羊和黑色的黍子來祭祀司寒之神。當把冰取出的時候，門上掛上桃木弓、荊棘箭，來消除災難。冰的收藏取出都按壹定的時令。
凡是祿位足以吃肉的官吏，都是有資格用冰的。大夫和妻子死後洗擦身體要用冰。祭祀司寒之神而加以收藏，奉獻羔羊祭祖打開冰室，國君最早使用。大火星出現而分配完畢，從大夫和他們的妻子以至於老弱的生病的，沒有人不分到冰。
小官在深山中鑿取冰，縣正運輸，輿人交付，隸人收藏。冰由於寒風而堅固，而由於春風而取出使用。它的收藏周密，它的使用普遍，那就冬天沒有溫暖，夏天沒有陰寒，春天沒有淒風。秋天沒有苦雨，雷鳴不傷人，霜雹不成災，瘟疫不流行，百姓不死於傳染病。
現在收藏著河川池塘的冰放在那裏不用，風不散而草木雕零，雷不鳴而畜傷亡，冰雹成災，誰能夠防止它？《七月》這首詩的最後壹章，就是藏冰的道理。”
擴展資料：
左傳·昭公四年簡介
左傳·昭公四年，出自《左傳》，主要記載了魯昭公即位的第四年楚靈王聚集天下諸侯於申地會盟的前後過程，以及魯昭公時期魯國大夫叔孫豹病重時和死後三桓爭鬥的事跡。
《左傳》簡介
《春秋左氏傳》（Zuo’s Commentary），原名《左氏春秋》，漢代時又名《春秋左氏》、《春秋內傳》，漢代以後才多稱《左傳》。
《左傳》相傳是春秋末年魯國的左丘明為《春秋》做註解的壹部史書，與《公羊傳》、《谷梁傳》合稱“春秋三傳”。是中國第壹部敘事詳細的編年體史書，同時也是傑出的歷史散文巨著。
該書***三十五卷，是儒家經典之壹且為十三經中篇幅最長的，在四庫全書中列為經部。記述範圍從公元前722（魯隱公元年）至公元前468（魯哀公二十七年）。
《左傳》的史學地位
史學地位
《左傳》的矚目成就，首先在於它是我國第壹部規模宏大而內容詳實的史學鉅編，在古代史學發展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春秋戰國之際，我國文化的發展尚處於早期階段，史學的演進也是如此。
就可靠文獻來看，此前先後問世的少量著作，不論是今存《尚書》中的部分編帙，還是各諸侯國編纂的史籍（諸如《春秋》之類）等。
內容壹般都比較零散、簡約，載事也往往只是列述壹些綱目。而《左傳》以近二十萬言的規模，全面、系統記載春秋壹代大事，廣泛涉及周王朝和晉、魯、楚、鄭、齊、衛、宋、吳、秦、越、陳等十多個諸侯國，並且屢見追記西周與商殷、甚至有夏以前時期的史實。
它采用編年記事的方式，雖然以《春秋》為綱，然而其記事範圍之廣，敘述內容的具體、詳贍，則大大超出了《春秋》。
《左傳》的出現，標誌著我國古代史書的編纂步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左傳》為後世所提供的春秋及其以前階段之大量的思想史、經濟史、社會史以及其它學術史的重要資料，是此前或相同時期的任何其它壹部史所難以企及和不能比擬的。
它對於公元前八世紀至公元前五世紀壹個重要歷史階段大事的可靠記載，填補了空白，有助於後人對中國古代文明進程的全面了解，彌足珍貴。
作為壹部編纂於兩千多年前的史著，《左傳》另壹引人註目之點，是它在記事中還體現了有積極意義的指導思想和撰寫原則，從而開創了我國古代史書編纂的優良傳統。首先，《左傳》面對紛紜史實敢於秉筆直書，不虛美、不隱惡，所記事件與人物具有很高的歷史真實性。
全書對於周王與諸侯、諸侯之間以及諸侯國內部的明爭暗鬥的具體載述，對於此壹時期眾多人物崇高與卑下、光明與醜惡之不同表現的真切敘寫，都體現出壹種真正史家的目光與膽識。班固稱司馬遷為“良史”，其實早自《左傳》，可以說這種“良史”精神已經始發其端了。
其次，《左傳》在真實記事的基礎上又表現出壹定的傾向性，不僅在史料取舍或事件的敘述中往往表現出愛憎與臧否的不同態度，而且，還常以“君子曰”形式直接評人論事，或給予譴責，或表示痛惜，或加以贊揚等等。
這些評論，有的是作者的“自為之辭”，有的也許是“出自時人”而“為左氏認同”之語，都顯示著鮮明的是非評價，展現了《左傳》作者的史識和史德。
再次，《左傳》對歷史人物的褒貶，集中體現了對仁、義、禮、德等道德規範的肯定。由於這類道德觀念大體屬於儒學的範疇，而兩漢以後，儒學被定於壹尊，此道德觀念逐漸融入正統思想，成為傳統文化之相當重要的評價體系。
由是決定了後世史家對於《左傳》的上述道德觀也總是持認同和承襲的態度。另外，《左傳》雖未完全否認天命鬼神，卻極力強調人事作為，重視民心向背的重大政治作用，反對“困民之主”，都突出地體現了“以民為本”的思想。
發軔於春秋戰國（或稍前）的民本思想，經《尚書》、《左傳》以及《國語》、《孟子》等典籍的推重，不斷得到後世史家的繼承、發揚，形成了貫穿於我國古代史學精神傳統的壹條引人註目的紅線，其積極意義已不限於史學此壹領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