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第二次國際產業轉移浪潮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產業轉移的路徑是從美國向日本和原聯邦德國轉移。20世紀50年代，美國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大背景下，對其國內的產業結構進行了重大調整，將鋼鐵、紡織等傳統產業轉移到日本和原聯邦德國，美國國內主要致力於集成電路、精密機械、精細化工、家用電器和汽車等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美國之所以將國內的部分產業轉移到日本和原聯邦德國，首先是處於冷戰狀態下的國際政治格局所決定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雖然日本和德國曾經給美國以及其他國家造成過莫大的生命和財產傷害，但冷戰格局形成之後，日本成為東亞地區兩大陣營的前沿陣地，原聯邦德國成為歐洲兩大陣營的前沿陣地。對日本和原聯邦德國的支持，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其次是美國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與前兩次科技革命對產業影響不同的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對各國產業的主要影響，不是產業的互補，二是產業之間的替代，即新產業的誕生。具有替代關系的新產業的誕生，決定了伴隨科技革命的，必然是產業結構的重大調整，是傳統產業為新產業的發展讓路。最後，原聯邦德國和日本之所以能夠大量承接美國的產業轉移，還因為它們具有工業化的歷史基礎（尤其是人才基礎）。戰爭雖然摧毀了兩個戰敗國的有形設施，但是，曾經培養起來的人才、積澱下來的工業文明，為原聯邦德國和日本經濟從戰爭的創傷中迅速恢復和發展保留了火種。另外，20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爆發所帶來的“特需經濟”加快了美國對日本的產業轉移。第二次國際產業轉移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巨大，原聯邦德國發展成為世界經濟強國，日本建成了第三個“世界工廠”。也可以說，第二次國際產業轉移，推動了“世界工廠”的第二次變遷。
3、 第三次國際產業轉移浪潮開始於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產業轉移發生的主要區域在東亞地區。這次國際產業轉移是由日本主導的，日本成為第三次國際產業轉移主要的產業輸出國，而東亞“四小龍”是這次國際產業轉移的主要承接地。第三次國際產業轉移持續時間大約20年。20世紀70年代，已經成為世界制造大國的日本為了應對世界石油危機的沖擊和日元匯率升值的影響，選擇了壹條對外投資、重構國內產業結構的國際產業轉移道路。在這壹輪產業轉移浪潮中，日本產業向外轉移經歷了三次小高峰。第壹次小高峰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初，轉移的產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業等輕紡產業，向外轉移的目的是確立資本密集型的鋼鐵、化工、汽車、機械等產業在國內的主導地位，轉移的主要目的地是東亞“四小龍”。第二次小高峰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第二次石油危機之後，轉移的產業主要是資本密集型產業，如鋼鐵、化工和造船等，轉移的目的地仍然是東亞“四小龍”。第三次小高峰發生在1985年“廣場協議”之後，轉移的產業不再局限於在國內完全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而是擴展到包括汽車、電子等在內的已 經實現了技術標準化的資本密集型和部分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的目的地既有東亞“四小龍”，也有東盟四國和中國內地，更有美國等發達國家。由日本所推動的東亞地區的產業轉移，也是第三次國際產業轉移，引領了東亞崛起的“雁陣飛翔”。20世紀80年代末之前，日本在這壹“雁陣”中，無疑處於“雁首”的地位。第三次國際產業轉移，催生了東亞“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奇跡。
4、 第四次國際產業轉移發端於20世紀90年代至現在。這壹次國際產業轉移之所以獨立於前壹次國際產業轉移，是因為這次國際產業轉移的輸出地、轉移的目的地等方面和前次產業轉移相比，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並具備新的特征。20世紀90年代以後國際產業轉移的產業輸出地，不僅有日本，而且有東亞“四小龍”，還有美國。產業承接地既有東盟四國，但主要是中國內地地區。在此次轉移中，東亞“四小龍”起到了二傳手的作用。東亞“四小龍”通過承接第三次國際產業轉移，加上原有的產業發展基礎，很快成為東亞地區崛起的壹個經濟發展群體性明星。但“四小龍”在經濟發展中很快就面臨著境內市場狹小與生產能力擴張之間的矛盾、生產要素成本上升與企業追求更多利潤的矛盾、產業發展與資源環境瓶頸的矛盾。這三大矛盾的存在，催生了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第四次國際產業轉移浪潮。東亞“四小龍”在將其產業轉移到菲律賓等國家的同時，也將很大壹部分外移產業轉移到中國內地地區。中國內地地區是第 5 四次國際產業轉移的最大受益者。除了對東亞“四小龍”產業的承接，中國內地地區還以其廣大的市場還吸引了日本、美國和歐洲的大量投資，中國內地地區的制造業得到迅速發展。也可以說，對第四次國際產業轉移的承接，奠定了中國作為世界制造大國的國際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