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教是非洲、阿拉伯地區人們的傳統信仰，又是壹種人生哲學和民風民俗。伊斯蘭具有其它思想、制度無可比擬的號召力和凝聚力。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呼籲復興伊斯蘭，並掀起廣泛運動，這並不僅僅是由宗教因素引起的。
各種政治模式探索失敗的起因。伊斯蘭國家獨立或半獨立後，趕走了西方殖民者。在30多年時間裏，穆斯林國家探索著發展和建設自己家園的道路，采取過各種政治模式。
大多數伊斯蘭國家獨立初采用了自由主義的憲法和議會制。但民主的產生不是由於中產階級的增加或貿易上的需要，也不是由於公民施加了壓力。在埃及、敘利亞、伊拉克、巴基斯坦和印尼，自由主義是不在位的地主、城市名流和大商人的特殊領域，是與商業有聯系的城市律師和政府官員的領域。所以，傳統的庇護制仍然盛行，人民大眾被當作受庇護者，沒有享受到西方式民主。由於這種自由不能處理伊斯蘭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國防問題，於是議會民主作為民族發展模式受到貶損。壹旦遇到較長時間經濟危機或軍事失利，議會自由主義就會崩潰。由於其許諾的現代化理想與顯微成效間的差距，議會民主的合理性受到懷疑。
20C上半葉歐洲曾盛行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對於愛國主義意識不甚強烈的亞、非和拉美壹些國家來說，這似乎是壹個很有吸引力的模式。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曾被認為是為那些把經濟振興和文化復蘇作為目標的國家提供了最理想的解決方法。於是，出現了壹種新現象：各國的青年運動。但兩次世界大戰對第三世界國家產生了強烈影響，成了這些國家的分水嶺。新政治精英們對傳統殖民勢力（英、法）的衰落感覺更加強烈。戰爭和經濟危機把伊斯蘭社會推向新時代的泥潭。很快，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不再吸引他們。美蘇的全球性影響取代了殖民主義的歐洲。
獨立後的民族國家對社會的控制軟弱而不穩定。由於部落傳統的庇護制與國家正規憲法之間存在矛盾，政治空間擴大了，出現了許多黨派和組織。改革在社會福利方面收效甚微，卻擴大了軍隊，建起了學校。為了刺激工業生產，相對有效的政治管理應運而生。在軍人、教師、官員、醫生、工程師和新生的工人階級等階層中，湧現了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新思想。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政府和政黨提倡或采用了社會主義形式。到1950年，傳統賽萊菲式的愛國主義及多黨議會民主制被社會主義和戰鬥的民族主義取代。但這些國家實行的社會主義並非真正的科學社會主義，有人說它是重商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恩克魯瑪的泛非社會主義、賽古·杜爾的村社社會主義、尼雷爾的烏賈馬社會主義和工人自管主義、納瑟爾的阿拉伯社會主義、索馬裏的社會主義等都沒有取得預想的成功。資本密集型工業不能解決失業問題，不利本地開發；以沿海為主的工業布局不合理；奢侈品或半奢侈品的生產沒有給廣大群眾帶來好處；農業受到損失，政府稅收減少，糧食不能自給，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國有化部門如石油、礦山仍然為國際跨國公司的需要服務，非洲傳統的農產品出口減少，而從中產生的官僚階級利用職權制定有利於自己的政策，擴大了有產者和無產者的鴻溝。
1950-1970年間，伊斯蘭國家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國家作為復興和改革的中心機構變得日益重要，其改革重點是現代化、工業化和土地改革。宗教不得不屈從於民族主義、社會主義、人民大眾及眾多新目標。土耳其第壹位總統凱末爾（1881-1973）於1922年和1924年分別廢除了奧斯曼蘇丹和哈裏發，用世俗的歐洲法律代替了沙裏亞 。國家從法制上擺脫了宗教對國家的控制，廢除了壹夫多妻制和不受限制的夫權，建立了壹夫壹妻制和較為平等的婚姻家庭關系。教育改革旨在使教育擺脫宗教控制，建立統壹的國民教育體系。世俗國家這些不敬神的改革使伊斯蘭教在政壇上失勢了。因此，復興伊斯蘭教這個民族的基本信仰成了新壹代信徒的當務之急。
以上種種“舶來品”（exotic）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模式沒有給伊斯蘭國家帶來期望中的效果。物質沒有富裕，精神失去依托，政治專制腐敗未能根除。因此，在群眾之中產生了向伊斯蘭回歸的傾向，希望通過第三條道路——伊斯蘭道路——來改變此種面貌。
經濟困擾和貧富懸殊的導因。獨立以來，伊斯蘭國家為發展本國經濟采用了多種形式。但由於脫離本國國情，壹些國家盲目接受了“超越發展”理論，搞“社會主義”或實行西方“消費社會”發展模式，以致造成經濟長期停滯不前。
產業結構中，農業的比例下降，但總增長率沒有提高，生產力沒有發展。農業總收成雖有所增加，但由於內戰、邊界沖突和自然災害，糧食仍然短缺。
獨立後，中東地區曾特別註重工業發展，但發展速度仍然很慢。由於殖民統治者強迫被奴役國家生產他們所需產品，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壹直是畸形的，獨立後仍很難改變這種單壹的經濟結構形式。大多數國家依靠壹兩種初級商品出口。這種單壹經濟結構最易受國際貿易條件惡化或其他國家因素的影響。
社會結構方面，人口的迅速增長、城市化、傳統價值觀和不適宜當地的現代主義的影響，導致城鄉差距擴大，消費畸形結構。由於人口增長快，經濟發展的費用就相應減少以便用於贍養等福利問題。人口結構也不合理。另外，由於農村經濟被破壞，農村人口不斷湧入城市，引起就業困難，居民經濟和社會觀念發生變化。面臨貧困和失業的人們極易轉向原教旨主義，尤其是青年人，他們的生存與發展機會如此之少，更容易走上極端道路。
許多國家負債累累，遠遠超出了償還能力。
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東產油國積累了巨額石油財富，但卻落入了王公貴族、部落酋長和軍政要員手裏。當權者照搬西方模式，實行經濟自由化政策，有些要員和商人合夥，制定有利於自己的政策，從中得利。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與伊斯蘭平均主義產生沖突，使宗教勢力重新擡頭。原伊朗國王巴列維因為實行“白色革命”即全盤西化而被逐出國外。
伊斯蘭文化認同感喪失的反應。隨著殖民入侵的深入，以人文科學和自由主義為特色的西方文化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滲入到伊斯蘭世界，對伊斯蘭傳統文化結構產生了強烈沖擊。有識之士開始反省自己的過去、傳統及文化，倡導宗教政治改革，借鑒和采用西方實證科學思想以謀求伊斯蘭社會現代化。他們把人的現代化放在僅次於經濟現代化的位置，主張發展教育。改革中心是以伊斯蘭教為主的傳統教育，如男女學生同窗***讀，婦女可以不帶面紗、享有工作權及婚姻自主權等。這些改革改變了社會意識和人的觀念。
隨著現代化的發展、先進技術的引進和外國工程技術人員的增加，西方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隨之而來，西方生活中的腐朽內容沖擊著古老傳統和習慣，統治階層過著西方化的享樂生活。為了對付原教旨主義，壹些西方國家有意識地進行了文化滲透。伊朗對此不安，其宗教領袖最近向新老誌願者指出了新的敵人：“文化侵略者已粉墨登場，他們帶來了電影、詩歌和文學，那些假文人的言論試圖汙染革命的壹代。”這些人花錢拍攝色情片並免費提供給伊朗青年。伊朗是原教旨主義革命取得成功的國家，西方的這些措施是為了動搖青年的意誌。
在世俗國家，統治階層西方化的生活使中下層人民想起了殖民時代和帝國主義，引起他們深深的憎恨；前者對西方生活方式的效仿又損害了穆斯林對自身的認同。很多所謂西方化了的穆斯林對於還未成為不折不扣的西方人似乎甚感無所適從，他們有壹種照搬舶來品的感覺。按照他們的形象，他們既非西方人又非穆斯林，因此就無從談起他們自己的任何認同。
原教旨主義把伊斯蘭文化的失範和穆斯林認同的喪失、社會的腐化墮落及壹切邪惡、不義之舉都歸咎於西方價值觀念的植入和偏離伊斯蘭正道。他們認為，要擺脫自身目前困境，要有效地抵抗西方文化侵略，只有在宗教上返回原典，在文化上返祖歸根。伊斯蘭教具有強大的認同功能和整合性功能，它能將宗教、政治和文化凝聚在壹起。它既是壹種精神信仰，又是壹套政治制度；既是壹種神學學說，又是壹種生活哲學；既是壹套倫理規範，又是壹套生活方式。原教旨主義的發展與伊斯蘭教的特殊性不無關聯。它既是穆斯林們內在幻滅感和失衡感的外在表現，又是宗教道德使命感的內在驅動。
某些國際因素激起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精神。阿拉伯國家獨立後，曾以民族精神為紐帶，***同反對帝國主義和以色列的侵略。但由於不同的國家利益和地緣政治原因，未能采取有效的聯合行動，致使美國支持下的以色列有力量進行擴張。阿拉伯國家在1967年的中東戰爭中喪失了大片領土，包括西奈、戈蘭高地和約旦河兩岸。那以後，埃及單方面與以色列媾和，簽訂了埃以和約，這被認為是丟了穆斯林的臉。薩達特因此被當作穆斯林世界最大的異教徒而於1981年被埃及原教旨主義組織刺殺。但他的“耶路撒冷”之行卻結束了阿以長期全面對抗的局面，開始了就巴勒斯坦問題同以色列的談判。埃及為此付出了慘痛代價，許多阿拉伯國家同它斷絕了關系。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是阿以沖突的相持階段，阿拉伯放棄了“三不政策”，以色列自恃強大軍事力量和美國袒護，仍持強硬態度，美蘇從各自利益出發玩弄“零合遊戲”。1991年10月，馬德裏中東和會的召開標誌著阿以沖突步入和平解決階段。由於東歐劇變、德國統壹、華沙條約組織解散，冷戰時代宣告結束。在美國推動下，中東和會如期舉行。在第八輪談判中，被占領土上的巴勒斯坦原教旨主義組織哈馬斯綁架並殺害了以色列邊防警官，以當局報復而驅趕了418名巴勒斯坦人，致使談判雙方不歡而散。阿以沖突的人拖不決很傷穆斯林的感情。
海灣戰爭、蘇聯解體使中東政治格局發生了二戰以來最令人矚目的變化。美國曾因偏袒以色列而得罪過大批阿拉伯國家。1990年8月，它取得了海灣戰爭的勝利而改善了其在中東的戰略處境，政治影響明顯上升。蘇聯解體使美國在中東失去了對手，兩極對峙舊格局被打破，美趁機把中東作為它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試驗場，以形成美國領導下的中東新格局。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使***運遭受挫折，壹些非洲社會主義國家已放棄或將放棄社會主義，這些國家積聚的政治、經濟、社會矛盾激化。美、法等西方國家利用它們政治軟弱、經濟困難和社會矛盾等壹些暫時困難，強迫它們實行多黨民主，使這些地區發生有利於西方的變革。西方國家還將民主與援助掛鉤、人權與合作聯系，推銷其民主以徹底消滅社會主義在非洲的影響。在此情況下，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情緒已經減弱，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試圖填補這壹意識形態領域的真空。人們對蘇聯和東歐的變化感到惶恐，對西方施加的壓力感到憤慨，原教旨主義者認為西方代表富裕的穆斯林來同貧窮的穆斯林作戰。原教旨主義勢力在這壹民主化過程中異常活躍，發展迅速，它們利用從壹黨制向多黨制的過渡，分享權力或奪取政權。由於有民眾的支持，在選舉中它們很容易取得成功。
總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達到高潮並在90年代再次高漲都不是偶然的，它是由於阿拉伯國家內部長期經濟困擾、政治專制、人民生活水平不斷下降、貧富懸殊加劇、思想混亂及文化失範等社會矛盾激化引起。原教旨主義在民主化過程中的高漲又與冷戰結束、世界處於新格局形成中的國際大氣候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