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說，在歷史上，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富裕過，這才是歷史的事實。那麽，古代中國人為什麽貧窮？對於這個問題，有人說是因為科技不發達。可是科技怎麽樣才會發達？其實是因為市場的刺激，科技才會發達。科技不發達不是窮的原因，而恰恰是窮的結果。
讀到這裏，我想朋友們心中有壹個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了：古代中國人貧窮，關鍵原因是在於商品經濟不發達、商業和貿易不繁榮。
認識到這壹點，可以說妳已經把對脈了。但是，我們又可以繼續追問下去：那麽古代中國為什麽市場經濟不發達呢？
我的答案是：歷朝歷代的統治者普遍堅持“重農抑商”的錯誤經濟指導思想，並在國家政策上限制工商業的發展。在歷朝政府的壓迫下，古代中國人的生產活動，並不是為了追求利潤，而是為了自家的消費，所謂“男耕女織”，只有當自家出現了生活盈余品的時候，才拿到集市上去交換（趕集），在這樣的經濟形態下，人民不可能富裕起來。
那麽歷朝政府是如何壓迫商業的呢？我舉個例子，漢高祖劉邦。劉邦當上皇帝之後，說過壹句什麽話呢？他說：
“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這句話是什麽意思呢？它是說：我們這個國家的商人是賤人，我不準商人穿絲綢的衣服，不準商人乘坐馬車，並且我們要對商人施加苛捐雜稅，逼死這些不務正業的王八蛋，看他們還敢經商不！
當然，這是演繹方式的翻譯法了。那麽為什麽古代的中國皇帝要壓迫商人呢？因為中國的皇帝認為：農民生產糧食，是“務正業”，商人是不生產糧食的，因此商人是“寄生蟲”，是“不務正業”。他們認為：農業是本，商業是末，所以要“重本抑末”，壹個人不種田、專門做生意，這種人是“舍本逐末”，要嚴加看管，妳比如說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他說過什麽話呢？他說過這麽壹句狠話：
“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為遊民，則逮捕之。”
朱元璋的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有人敢不種田而專門做生意的話，這種人就是“遊民”，我們要將這種人抓起來治罪。
再往前看，就算是那位以所謂“開明”著稱的唐太宗，也說過這樣的話： “設此官員，以待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逾儔類，正為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這話我就不譯了，總的意思是：做生意的人是賤人、下等人。
所以歷朝歷代的皇帝，在這種錯誤的經濟指導思想下，出臺過壹種叫做“賤商令”的東西，從日常生活方面對商人進行壓迫，對其穿衣、建屋、乘車等各方各面，都出臺了歧視性的規定，例如前面提到過的漢高祖劉邦，他就下過“賤商令”，規定：“賈人不得衣絲乘車”、生意人本人及子孫“不得仕宦為吏”。
此外，朱元璋還規定過：“農家許著綢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著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壹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穿細紗”。還有明武宗朱厚照也曾經“禁商販、仆役、倡優、下賤不許服用貂裘”。
象這種例子根本就是列舉不完的，總之，歷朝歷代的中國皇帝，基本上都瞧不起商人、壓迫商人、不允許商人群體壯大。可是問題又來了，這些當皇帝的，為什麽不允許商人群體壯大呢？
對此，唐太宗李世民曾經說過壹句這樣的話：“禁絕浮華，勸課耕織，使民還其本，俗反其真，則競懷仁義之心，永絕貪殘之路。此務農之本也。”
唐太宗的大體意思是這樣的：只有使人民務農，人民才會老實本分，妳要讓人民都做生意去了，人民就會變貪，變貪了就不安分。實際上唐太宗還有壹句言外之意，那就是：人民不安分，我的皇位就很難穩固。
說到這裏，讀者應該有恍然大悟的感覺了，歷朝歷代的皇帝認為：全國人民都務農了，人人就吃飽了，人人都吃飽了，老百姓就本分了，都安分守己了，就沒有人起來推翻我的皇位了，如果讓人民都經商去了，那麽人心就會膨脹起來，國家就容易不穩定，局勢就不好控制，這就是古代中國皇帝的普遍觀念。
正是出於如此，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對中國商人施加各種苛捐雜稅，千方百計地打壓商業，舉個例子，明萬歷年代按察使應朝卿，他在給朝廷的奏疏中曾經指出：
“自稅使紛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稅額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
應朝卿的這個報告讓我們看到：在明萬歷年間，由於政府的苛捐雜稅，在民間做生意的商人，竟然可以整整減少60-70%，也就是說，大部分的商人都走向破產的境地。
歷朝政府不但在國內打壓貿易，在國際上也打壓貿易，妳比如說那個臭名昭著的“海禁”政策，就是壹個典型，朱元璋說：“仍禁瀕海居民不得私出海”、 “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以重法”。
還有清朝中頁的廣州“壹口通商”政策，其實就是變相的“海禁”政策，只不過是稍微開了壹個口子。
要知道，老百姓是不會思考的，在這種國家政策的指導下，民間就興起了“當官光榮”、“經商低賤”的觀念，妳比如說“市儈”這個詞，它本來是個名詞，是古代的房產中介，但它在漢語中，竟然逐漸演變成了壹個貶義詞。
所謂“士農工商”，古代中國的生意人社會地位最低，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在這種國家政策指導思想下，社會上就有了壹個這樣的價值觀：當官才是成功，發財的不算。
這樣的國策，將無數的中國精英關在了書齋之中，壓抑了無數個可以創造財富的靈魂，所以古代中國人致富了之後，不是想著擴大自己的生意和事業，而是千方百計地去花錢買個官職來當，當時叫做“捐官”，有不少的商人就是死了，也要穿著官服下葬，活著當不成官，死了也要過把官癮。可見人的執念，是如此之大。
大家還記得清朝中晚期廣州的首富伍秉鑒嗎？這人富可敵國，可是他就不喜歡別人叫他“伍老板”、“伍總”之類的，他喜歡別人叫他什麽呢？他就喜歡別人叫他“浩官”，雖然我姓伍的這壹輩子當不了官，但是起碼妳得奉迎我壹下，叫我壹聲“官”，哄哄我，我才高興。總之，什麽都要沾個“官”字，才有面子。
歷代中國的抑商政策還導致了壹個容易被人忽視的結果：因為政府打壓商人，所以古代中國的商人致富之後，他們不會花心思去將生意做大，而是做什麽呢？他們去買田。他們認為：做生意只是個手段，它不是我的事業，我真正的事業，是要麽捐個官、過把官癮，要麽是用掙來的錢購置田產。富人們妳這麽幹，我也這麽幹，則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土地兼並。所謂地主階級，就是這麽來的。
所以在“重義輕利”的古代中國，稍微有點才華的青年才俊，都遠離了市場，他們都念八股文、考科舉去了，所謂“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就是這麽來的。問題是這群讀書人畢竟也是人，是人就有貪欲，所以他們壹旦考取功名、當上官老爺之後，權力在手，心中的貪欲就復蘇、並開始膨脹，所以他們開始盤剝富戶、壓榨商人，四處斂財，久而久之，社會上做蛋糕的人就越來越少，分蛋糕的人則越來越多，這樣的社會，要想不貧窮，那才怪了。
說到這裏我們就會明白：歷朝歷代的統治者，他們是憑直覺去看問題的，而不是憑經濟常識，其實當時也沒有什麽經濟常識，皇帝們及他們的文人幕僚們憑直覺認為：農民生產糧食，商人消費糧食，所以我們應該鼓勵務農、取締經商。但是這群統治者萬萬沒有想到：商人雖然不務農，但是商人的經商活動會給農業發送巨大的需求信號，這個需求信號會促使更多的人去務農、而且是更好地務農，在巨大的商業利益驅動下，農業才可能集團化發展，才會有人發明殺蟲劑、農業機器、以及各種提高農業產量的高科技，進而才會有工業科技的發展，國家才能富強，社會才能真正長治久安。
可見古代中國人貧窮，在於統治者的三觀不正。農耕文明無法造就富強的國家，農耕文明也根本無法抵抗商業文明，懂得了這壹點，我們回頭再看過去200年發生的種種，問題就看得比較清楚了。
本文摘自微信公眾號“馮學榮讀史”，原題為《古代中國人為什麽貧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