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司法制度由刑到法的轉變過程

中國古代司法制度在漫長的發展演變過程裏，以其獨樹壹幟的鮮明特色與世界其他法系相區別。中國古代創立的法官責任制度、禦史監察制度、回避制度、死刑復議制度等壹系列制度，都是古代司法中比較好的制度，不僅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起到了有益的作用，而且有的制度對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仍有壹定的借鑒作用。

縱觀四千年中國古代司法制度，可以總結出以下壹些基本特點。

（壹）高度集權，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

這是中國司法制度甚至時中國傳統法制的最本質特征。中國古代社會壹直實行的是專制主義的統治，法律出自皇權，並且用以維護皇權統治。中國傳統的司法制度從萌芽、發展、成熟到瓦解，歷時幾千年，皇權至上的思想原則對其影響是最為明顯的。

歷代王朝的最高統治者以其擁有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來實行個人獨裁的統治。奴隸社會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會的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皇帝既是最高的立法者，又是最高的審判官。從秦建立起封建專制的國家起，歷朝歷代，皇權至上既是國家政權的基本組織原則，也是從上到下，各階層人普遍接受認同和信奉的觀念。儒家學說以“三綱五常”作為最根本的倫常原則，其中“君為臣綱”是核心，無論在社會生活還是政治生活中，君權始終處於不可代替的中心位置。在立法方面，封建君主“口含天憲”，以自己的意誌來立法，歷代法律最終都以皇帝個人意誌的形式表現出來。在司法審判領域，封建帝王掌握著臣民的命運，有生殺予奪的大權。從秦至清，皇帝壹直是國家司法機關的最高審級，掌握了壹切大案要案的終審權。

從司法機關的設置上來看，中國古代司法機關經歷了由簡到繁，由粗到細，最終走向集權的歷史演變過程。在司法制度上，我國古代司法機關從商周開始直到明清，逐步由單壹制的司寇或廷尉變成三法司，三法司是分工配合、相互制約的機制，運行良好，但從宋至明清，三法司的權力逐步集中到刑部，最終被皇帝所控制；在審判上，司法機關成了禦用工具，所有的重案、疑難案件都要由皇帝親自裁決，只有皇帝行使的才是最終的審判權，皇帝還可以通過直訴、錄囚等方式直接了解和幹預司法工作。此外，其他案件的審理也要定期向皇帝匯報。皇帝處理案件，既可以遵守現行法律，也可以權宜行事，置法律於不顧。由於皇帝掌握最終的司法審判權，這樣壹個案件直到皇帝的審判才算終審，因此沒有例如現代的“兩審終審”制度，案件逐級審轉復核，沒有終審限制。秦以前，壹般案件均可由郡縣司法審判機構自行處理結案，到兩漢實行疑獄上報制度，在後來逐步演變為逐級審轉復核制度，至明清完全成熟。案件由縣級開始立案審理，但審結

後需要存檔並登記在“循環簿”上，等待上級機關檢查，對於重大案件則要直接上報，所以只有皇帝作為最高審判官，掌握最終司法審判權。因此中國古代司法的公正清廉與否並不決定於司法制度本身的優劣，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帝王的英明與昏聵，司法秩序往往因人為因素而破壞，最終導致司法黑暗，這是高度集權的必然結果。

（二）司法與行政混淆

司法行政合壹，是中國傳統司法制度的又壹顯著特征。這壹特征表現為：在中央機構中，皇帝不僅常常以自己的意誌斷案，破壞既定的“常法”，更是通過建立讓許多行政、軍事甚至內廷機構參與審判的體制，以制約審判機構可能出現的獨立傾向，並使之完全聽命於己。因此可以說，在集權制專制國家出現行政司法不分是壹種必然的結果。

我國歷代司法機關都是從屬於行政部門的壹個分支機構，是朝廷的職能部門之壹，而不具有獨立性。從地方到中央，司法都是從屬於行政的。在中央，秦漢的廷尉是中央政府的九卿之壹，刑部在唐宋明清壹直是中央政府的六部之壹，但這些司法機關都要絕對服從皇帝的命令，壹般都要受制於丞相、內閣等中央行政中樞。而在地方上，司法更是處於行政的從屬地位，商周時，地方司法權由諸侯掌握，秦以後由郡守、縣令等各級地方行政機關掌握。雖然地方政府中也設有決曹（漢朝）、司法參事軍（唐朝）等專職的司法官吏，但在審級上，下級要服從上級所形成的行政隸屬關系，司法權始終沒有獨立。

如果說中國傳統社會的中央機構設置中，為適應社會管理的需要，存在著行政與司法的分工的話，在地方各級，皇權壹統就直接表現為司法行政合壹。地方長官就是同級司法審判官,司法斷案也就是地方長官的主要職責之壹，不用在行政管理機構外另設司法機構去專門履行司法職能。如果協助斷案有了差錯，長官須自負其責。

應當說，這種地方官親任司法審判職責的現象或者說司法行政合壹的現象是不無原因的。壹方面，這是司法制度發展過程中的必然階段。在古代，社會管理各領域分工不是很明顯時，兩者合壹反而能提高管理效率，有效滿足社會需求。從這個角度說，中國傳統司法制度中司法行政合壹的特別之處並非是這種合壹的形式本身，而主要在於這種形式的長期延續。這就涉及到另壹方面也就是最重要的壹方面，即上面所提到的專制皇權的影響。在中國古代，地方官吏只是皇帝在各地的代理人，或者說是以“君市爵祿，臣賣智力”為基礎的皇權在各地的管理者，因此，他的存在以及以何種方式存在都只是取決於專制皇權在地方的需求。而前文已經分析過，專制皇權的最本質特征是對權力的壟斷性，他不願意也絕不可能許可地方各級出現行政司法相分離的二元結構，因為這實際上會妨礙自己意誌的有效貫徹。於是，地方長官統領行政與司法就成了最順理成章的體制，而刑名錢谷也就成為地方長官最重要的管理職任。

行政與司法審判的混同，導致了壹些不良後果。比如，以行政辦法處理司法事務。因為，既然處理司法事務只是各級官吏管理職能的壹種，或者說與行政職能混同，那麽，二者之間就會常常混淆，不易也不必去區分，這就導致地方官員會傾向於以行政管理的辦法來處理司法事務。其不良後果就是導致職權主義、武斷主義、輕視司法程序等等。再就是降低了司法官的專業素質。地方長官兼理司法事務，地方長官的法律素養決定了其司法案件的質量。由於中國古代的地方官吏多采取薦舉與科舉選拔再經由皇帝任命的方式，而入選為官的重要標準多不包括法律素質，因此各級地方官法律素養普遍不高。中國在長達 2000 多年的以自

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專制統治時期，不可能存在法治的土壤，因而也不可能存在司法獨立的價值奢望，司法只是行政活動中的壹環。

（三）民刑部分

中國古代雖然自周代就有了民事和刑事的簡單區分，卻始終未能形成現代司法制度意義上的民事、刑事的定義。所謂“壹代之興，必有壹代之法”，中國古代歷朝歷代在立法上都沒有民法、刑法、訴訟法的區分，而是諸法合體，以刑為主，民刑摻和，實體法和程序法相混合。表現在司法制度上就形成了民刑不分、重刑輕民。

造成這種民刑不分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自然經濟始終占統治地位，商品經濟的發展相對薄弱。由於民事法律關系是商品經濟生活的壹般要求在法律上的表現，所以商品經濟的發展狀況直接決定了民法的發展狀況。在中國古代，落後保守的自然經濟長期占據統治地位，束縛了民事法律關系的發展。

其次，封建專制制度的嚴酷統治，始終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從秦朝到清代的兩千年間，專制制度不斷強化，排除了任何商業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立法的可能性。在專制制度下，維護皇權與鞏固國家是壹致的，這是立法者的主要著眼點。至於私人之間的利益，則被視為“細故”，是無足輕重的。為了保護矗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專制體制，歷代的封建統治者都大力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明清以來，推行禁海政策，嚴重地摧殘了海外貿易和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商人也轉而經營土地作為其更可靠的財力來源。

第三，人身依附關系長期存在。不能廣泛提供法律上權利與義務關系的“私人的平等”，而“私人的平等”恰恰是發展民事法律的重要條件。

第四，家法、族規對族內民事法律關系起著實際的調節作用。這些所謂的家法、族規實質上都是家族內部的習慣法，對於家族內的財產、繼承、婚姻等民事法律關系起著實際的調整作用，與國法相通，是國法的補充。

因為民刑就無從區分，因此更無從談起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的劃分，基本是壹套刑事訴訟程序。我國古代很多婚姻財產問題都是靠刑事手段來解決的。如唐律規定，負債違契不償的，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而悔婚的，都要處刑。因此，古代的戶婚案件有相當壹部分是刑事案件。中國古代訴訟法沒有專門的法典，但在唐律、明清律中都有訴訟方面的規定，如唐律中的鬥訟，明清律中的訴訟、捕亡等等。中國古代司法制度是為了維護特權統治階級利益的，以刑代民也體現了其鎮壓民眾、鞏固統治的目的。

（四）禮法結合，以儒家思想為理論基礎

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制度和家族統治，是中國古代國家賴以存在和鞏固的基礎。在中國古代法律中，禮占有重要位置，“為政先禮，禮為政本”，禮既是道德規範，又是法律規範。

秦始皇以法治國，西漢初期大體上是“霸王道雜之”。到漢武帝時期，由於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以孔孟之學為淵源的儒家學說躍居社會的統治地位，成了近兩千年封建法律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並以其為基礎逐步形成了以禮法合流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體系。

從漢代開始，隨著儒家思想的確立和漢儒倡行說經解律，大開引禮入法的途徑，到唐代禮法結合達到了高峰。《唐律疏議》明確宣布：“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二者不可偏廢，如“昏曉陽秋”往復無窮。禮刑結合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壹，禮所調整的宗法倫理方面的行為規範，構成了封建法律

的基本內容。第二，凡屬於調處壹類的民事和輕微刑事案件，禮起著法的實際調整作用。第三，對於某些案件的判決，“於禮以為出入”，親疏、尊卑，同罪異罰。第四，區分血緣親疏的“五服”之制，成為斷罪量刑的重要依據。“五服”之制，始於漢代，到元明清時期，把喪服圖列於刑律之首，不僅對刑事裁判具有重要意義，對民事糾紛的解決也同樣至關重要。喪服圖列於刑律之首，是引禮入法的又壹具體表現。

儒家思想對封建司法制度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第壹，以法律的形式確認儒家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學說所宣揚的君權、父權、夫權的不可侵犯性，違者致以嚴刑；第二，貫穿“德主刑輔”、“明刑弼教”的精神。以德刑作為維護統治的手段在中國由來已久，經過漢代儒學家的充分論證，德刑的作用、適用的範圍、相互的關系更為明確。漢代以後，統治者大都以“德主刑輔”、“明刑弼教”為指導立法與司法的既定政策；第三，通過春秋決獄和以禮實際調整民事訴訟，使儒家經典法典化；第四，確認秋冬行刑，使儒家“則天行刑”的思想制度化。從“引經決獄”，實行秋冬行刑，到“十惡大罪”和“八議”的規定等，許多法律內容都是以儒學的等級倫理關系作為定罪或赦免的標準，並為歷代統治者所尊奉。因此，包括司法制度在內，“禮”也被與之相結合，“刑禮相須”、“出禮入刑”的精神貫穿其中。親屬之間以晚輩告長輩或妻妾告夫的，要處以重刑甚至是死刑，但反之則無罪或量刑很輕，這既體現了儒家重“禮”的思想，反映出我國古代婦女地位的卑微，同時更體現了我國司法制度和禮教有著無法分割的聯 系。

（五）刑訊逼供，罪從供定

刑訊逼供是中世紀中外各國在處理刑事訴訟案件中普遍采用的極其野蠻的制度，在中國更是歷代統治者實現其司法主張的審訊方式。

在中國古代壹般是以口供來作為判案的依據的，沒有口供就不能定案，“罪從供定”指的是依據口供來最終判定是否有罪、有何罪。所以獲取口供便成為審理過程中至關重要的環節，而由此衍生出來的各種刑訊所用器具則是花樣百出，舉不勝舉，當事人往往因為不堪忍受皮肉之苦，屈打成招而含冤受屈。

中國大約從西周開始，就實行了拷訊，以掠笞為主。在秦漢兩朝，刑訊雖然不見於法律，但據雲夢秦簡的記載表明，拷訊在秦朝已經成為法律制度，被普遍實行，實際上已經合法化。漢景帝時規定了刑具的規格。南北朝時開始把刑訊寫在法律上，例如，梁朝首創了測罰（斷絕飲食），陳朝則規定了立測（把人犯置於土圍子中，施以鞭撻等），北魏規定限打五十杖，北齊的刑訊花樣更多，更殘酷，為歷代所承襲和發展，拷問無節度，日益殘酷，無所不用其極。唐代時，刑訊得以制度化，《唐律》中對拷訊對象、條件、工具、受刑部位、程序和如何實施都做了具體規定。在合法拷訊之外，還有種種非法拷訊的手段。刑訊為歷朝歷代所沿襲與發展，逐漸合法化，成為判案中可以合理使用的壹項審判制度，正因如此，刑訊逼供的手段才極盡殘忍。

古代的刑訊制度是和偏重口供、罪從供定的證據制度聯系在壹起的。古代訴訟雖然也收集使用物證人證，並比較重視勘驗現場，但更重視口供，以口供作為定案的主要根據。在通常情況下，沒有認罪的口供是不能定案的，這種對口供的重視就必然導致了刑訊逼供。刑訊逼供是由於我國古代重口供輕證據的審判特點而產生的壹個扭曲的審判制度，是統治階級為維護其統治而采取的極其殘酷的手段。

結 語

在幾千年的中國法制史進程中，司法制度也經歷了壹個由簡而繁，由粗到細，由野蠻走向文明的歷史演變過程。在這壹發展演變過程中，各代司法制度之間既有繼承延續的壹面，又有變革創新的壹面，這種繼承、變革與創新的關系反映了中國法制的文明進程。

中國古代司法制度的發展史告訴我們：司法制度是國家機器得以完善運行的重要保證，司法制度的建設也是關乎壹個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因素。古代的司法經驗和教訓，時刻提醒著我們加強司法制度建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