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書信的廣泛意義來講，古代國與國之間往來的公函國書，皇帝頒布的詔書，臣下向君王上呈的文書及親朋舊友間往來的私人信函，都可稱為書信，但前三者都具有公文的性質，本文研究的文獻範圍限定在後者。
書信在很早以前就成為我國古代散文中的重要部分。書信從何而起，歷來說法不壹，學者多受“春秋說”的影響，劉勰在《文心雕龍·書記》中雲：“三代政暇，文翰頗疏;春秋聘繁，書介彌盛。”意思是說上古政務不多，書信的使用頻率比較低，而春秋時代由於各諸侯國之間的政務往來比較頻繁，便隨之促生了許多的書信作品。因此，多認為書信產生於春秋時代，是由早期的公務往來之書逐漸演變形成。但是劉勰在這裏只是介紹了書信發展逐漸興盛的壹個情形，並未涉及書信具體的源頭問題。
此外，清代姚鼐編撰的《古文辭類纂》和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都將《尚書·君奭》作為書信的鼻祖來看待。姚鼐在《古文辭類纂》中分論辯、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贊頌、辭賦、哀祭 13 類采集文章，他在書說類中首選《君奭》篇，並在《序目》中雲：“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為書相遺，其義壹也。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為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
曾國藩在《經史百家雜鈔》中說道：“書牘類，同輩相告者。經如《君奭》及《左傳》鄭子家、叔向、呂相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啟，曰移，曰牘，曰簡，曰刀筆，曰帖，皆是。”褚斌傑先生在《中國古代文體概論》中也提及這個問題：“我國最早的書牘文，當產生於春秋時期。《左傳》中載有《鄭子家與趙宣子書》(文公十七年)、《巫臣遺子反書》(成公七年)、《子產與範宣子書》等，是我國保存下來的最早的壹批書牘文。但從這些書牘的內容和寫作目的看來，與後世壹般所稱的書牘文，有很大不同;從傳遞信息的角度看，它們有書信的性質，但從內容和功用上說，它們實際上是外交辭令的書面化，或略等於列國之間交往的‘國書’。”
至於書信的源頭具體到什麽時間，趙樹功先生在《中國尺牘文學史》中認為“《君奭》說”和“春秋說”皆缺乏有力證據，尺牘類具體的源頭，暫不可考早期“書信”的概念是比較模糊、不甚明確的，章表、奏啟、議對等所有書寫的文字，從廣義上都可以納入“書信”的範疇。隨著書信概念的不斷發展和文體樣式的逐漸細分，“書信”的概念也越來越明確，明吳訥《文章辨體序》雲：“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皆總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為‘表奏’，唯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
他從臣僚向上進言陳詞的公牘和親朋間往來的私人信箋兩大類中進壹步明確出書信的概念，界其限於朋舊之間的信函。後來為了對公文和私人信函加以區別，“壹般把前者稱為‘上書’或‘奏書’，屬公牘文的‘奏疏’(亦稱‘奏議’)類;後者則單稱‘書’，或稱為‘書牘’、‘書劄’、‘書簡’，屬應用文的‘書牘’類。”這樣，就將書信定義為親朋間交往的私人信函，大大縮小了“書信”概念的範圍，成為現代意義上所謂的書信了。
書信作為我國古代散文中比較實用的壹種文體，從產生到發展成熟，經歷了壹個不斷演變的過程，在此期間，由於載體、用途和身份等的不同，書信產生了許多不同的名稱，主要有“牘”、“劄”、“簡”、“帖”、“函”、“啟”這幾類。“牘”是古人以竹簡、木板為刻寫記錄文字的材料而得名，漢許慎《說文》雲：“牘，書版也。長壹尺，既書曰牘，未書曰槧。”後多用於人臣上書給皇後太子、王公大臣;“劄”又叫“書劄”，因所用木板是薄而小的木片，“劄與簡同以木為之，而作字於其上。後乃轉以為書劄名之，即漢人所稱筆劄是也。
至今世，則為公牘中壹體，而朋友往來之間，鮮有稱劄者矣。”至於“簡”，徐師曾雲：“簡者，略也，言陳其大略也，或曰手簡，或曰小簡，或曰尺牘，皆簡略之稱也。”可見“簡”為簡短隨意的書函;“帖”，書於絹帛而謂之;“函”是在傳遞過程中因有封套而稱之。可見這些名稱雖不壹，但它們都是書信的壹種，只因古代書寫材料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稱謂。還有不少名稱，與封建社會時期的上下尊卑關系有著密切的聯系。如“啟，開也，開陳其意也”，在書信的開始和結尾皆書“某啟”，“獨兩漢無啟，則以避景帝諱而置之也。”
約自魏晉以後開始流行。褚斌傑先生認為：“在古代有奏啟與書啟的不同。給君主、諸王上書用‘啟’的名稱，是魏晉時代開始的;至於‘書啟’，則是指壹般親朋之間的往來書信，前者屬上行公文，後者則是壹般的應用文。”表是臣下用以陳情的，“古者獻言於君，皆稱上書。漢定禮儀，乃有四品，其三曰表，然但用以陳情而已。”它是披著等級和權勢色彩的壹種公文，由於所呈對象的不同，而有了獨特的稱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