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漢語詞匯中有壹部分是從古代沿用下來的古語詞。
我們從壹個錯用古語詞的例子談起。
1985年11月15日《光明日報》第4版上有過這樣壹段話:“他那滔滔不絕的談吐和表情豐富的姿態,使人不敢相信他已是九十二歲的古稀老人了。”這段話有什麽錯呢?徐凡同誌在1986年1月21日《光明日報》的短文中指出:“古稀,指人七十歲,出自唐代大詩人杜甫的‘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的詩句。至於九十二歲,早已超過古稀,應該按《禮記·曲禮》中所謂‘八十、九十日耄耋’的說法,稱為‘耄耋之年’才妥”.
古人說話講究辭令，寫文章講究文采，其中很有道理。
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是十分中肯的意見。
壹部《論語》，不但是儒家思想學問所在，其語言之精煉、優美、含蓄，堪稱古文學典範。
劉勰在《文心雕龍·情采》中也說：“言以文遠。”大意是說，文章因有文采，才能流傳千古。
這些，都說明了文采對於寫作的重要性。但是，現在有些人寫文章不太重視文采，他們的筆下只有抽象的道理，缺少具體的形象；只有甲乙丙丁的描述，沒有鮮明生動的論證，效果當然不會好。
常用詞“肉”的基本意義從古至今壹直沒有變化，但是先秦漢語的“肉”義場發生了壹定的變化，“肌”加入而專指人的肉，但“肉”依然是個泛稱，仍可以用於指“人的肉”，並非象有些人所認為的那樣，詞義縮小為專指動物的肉。
所以我們應該加強對常用詞的研究。
常用詞的研究對於漢語歷史詞匯學的建立有重要的意義，對於大型語文辭書尤其是斷代辭典的編纂更有重要的作用。
下面的壹段是有關這個方面話題的壹篇文章，也許對妳會有些啟發~~~~
李國文 1930年生於上海，祖籍江蘇鹽城。1947年就讀於南京國立劇，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專業作家。著有長篇小說《冬天裏的春天》（獲首屆茅盾文學獎）、中短篇小說集《第壹杯苦酒》（其中《月食》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以及雜文、評論、傳記作品多種。
《從“青年必讀書”談起》——李國文
1925年2月21日的《京報副刊》上，有壹篇魯迅先生對“青年必讀書”征求意見的答復。其中有這樣兩句話：“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麽大不了的事。”
這是距今已是七十年前的往事了。
或許如他在壹篇《小雜感》裏說的那樣：“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那樣，壹石擊起千層浪，他的這篇《京報副刊》上的答復，隨即引發了壹場不大不小的論戰。說到底，還是幾年前那場文言文與白話文之爭的延續。
其實持非議觀點的人，對先生所以憤激而極端的看法，並未完全理解。因為“五四”以後的文學革命，很難突破與舊體制、舊思想、舊傳統、舊觀念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文言文，也就是通稱之為古文的障礙，更遭受那些曾經闊氣和正在闊氣的復古主義者的強烈抵制。因此，魯迅先生才大聲疾呼：“我們此後實在只有兩條路：壹個抱著古文而死掉，壹個舍掉古文而生存。”
所以，他本著“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壹貫精神，對這張報紙提出來的“青年必讀書”的問題，作出了這樣壹個矯枉過正的回答。這在古文仍在全國範圍內占壟斷地位的當時，魯迅先生發出來的聲音，是具有警醒意義的行為。
我生於1930年的上海，等我進小學和上中學的時候，新文學運動已經波瀾壯闊，至少在大城市裏，在實施現代教育制度的學校裏，古文基本上退出了文字的流通領域。以白話文寫作的作家，如魯迅、胡適、郭沫若、周作人、郁達夫、徐誌摩、冰心、丁玲，已是家喻戶曉的人物。因此，我記不得小學的語文課本裏，有唐詩、宋詞，也記不得中學的語文課本裏，有韓、柳、歐、蘇的文章，在白話文逐漸全方位進入文化領域的那時，即使選錄壹些古典文學作品，大概也是為數不多。因此，我才沒留下什麽印象，相反，那些現當代文學的奠基者，對我倒產生了深刻影響，最終使我走上了文學之路。
現在回想起來，我受到的古文訓練，不是從當時的語文課本而來。基本上完全是在家庭的督促，環境的熏陶，從硬著頭皮，死背硬記開始，漸漸發生興趣，然後到接受，到受益，到深感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而矢誌活到老，學到老的。
古漢語的命運，終究維系於輝煌的中華文明，植根於中國這塊土地上，因此，其生命力應該是不會衰竭的。我記得，三十年代，在離城市並不很遠的鄉村，也還有科舉時代曾經盛行過的私塾，甚至到了五十年代了，在偏遠地區，也有類似私塾的家學存在。
這種現象的出現，除了經濟負擔的原因，交通不便的原因，也還有出於中國人固有的傳統思想的原因，不願意把孩子送到所謂洋學堂裏讀書。當時，城市的學校在農村人的眼裏，除了能夠識字的語文課外，那些常識、算術、英語、勞作、美術、音樂等課程，是沒有什麽用場的。
我曾經寫過壹篇談背誦有益的雜感，講到這種古老的私塾教育，雖然其教學方式完全背離於時代，落伍於生活，但是，私塾的強調背誦，即使在現代語文教育中，也是不可忽略的壹環。
我有壹位居住在鄉下的外祖父輩的前清秀才，入民國後，功名不成，便以塾師為業，在鄉閭間，是頗著人望的壹位老學究。他教過的學生，其出息者，有留洋，有當官，有領兵者；沒有出息的，當然更多，不過，老人壹句話，“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那就不是他的責任了。
暑假期間，家長便讓我回鄉下去，在那裏補習古文，好像我有這樣壹位斯文長輩，作為後生的我等，要是古文壹竅不通，那麽薪火相傳，就要斷磅在我們這壹代似的。於是，我就坐在板凳上，讀那些儒學的啟蒙書籍。老人對我倒不嚴厲，別人背不出來，是要吃板子的，我背不出來，就例外豁免體罰了。
我說：“我不喜歡背。”
他說：“要學古文，就得背，而且必須背得滾瓜爛熟。”
我問他：“我們學校的老師都是先講課，妳為什麽不講？只教識字，識了字以後就只是背書？”
他的回答，“背多了，妳就自然明白了。”
後來，我讀《紅樓夢》第九回，賈寶玉上家塾，其父賈政講的壹番關於教育方法的話，倒是今古同源，如出壹轍：“妳去請學裏太爺的安，就說我說了，什麽《詩經》古文，壹概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壹氣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
講明和背熟，其實是兩回事，也許老先生好壹口酒，晚年愈沈迷其中，精力有限，在他的私塾裏，於是只有背熟壹道，而無講明之說。因此，也有家長持異議者，他的解釋很簡單，妳願意來念就念，不念請便，還挺拿大。橫豎他那些留洋的，當官的，帶兵的學生，是他最好的廣告，從來不愁生源。我家不也利用暑假，要我到老人家這裏開小竈，來打好古文基礎嗎！
很久很久以後，我也琢磨出來這位老秀才的見解，不無道理。對壹個童稚氣十足的孩子，給他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真是如讓頑石點頭，是不會有什麽效果的。但確如他所說，書背得多了，人長得大了，知識面也拓展了，還真是“就自然明白了”。
在多多益善的背誦中，達到融會貫通，是壹個水到渠成的過程，以此，我是有真切體會的。隨便舉壹個例子，舊時坊間出版的感知，通常無標點，很難壹口氣連貫地讀下來，這時已經上中學的我，曾經求教於老人，如何句讀之法？他反問我，句讀有法嗎？我也相信確是無法，但無法之法，總是應該有的，他想了想，還是只有多背書這個法子，他說，書背得多了，也就自然明白哪裏該頓，哪裏該斷了。
我為壹家出版社撰寫《莎士比亞傳》，在檢閱大量資料時，發現這位文豪的童年，也是在背誦中開始他的文化積累的。看來，背誦不光中國有，外國也有。我記得淩叔華記辜鴻銘的文章中說，這位民國後還拖辮子的滿清遺老，留洋歸來，在北平當大學教授，能夠壹口氣背誦出上千行的密爾頓《失樂園》。看來，背誦，啟發智慧，增加修養，激發才華，加深記憶，在語文教學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這篇短文在報紙發表出來，過了好些日子，收到副刊編輯轉來的讀者來信，信中說，現在兒童的學習負擔，已經夠重夠重，有必要再增加背誦的古漢語課文嗎？我很慚愧，我沒有作過調查研究，也不了解目前課文課本中，古文的成分究竟占多大比例，因為我們家也沒有在小學讀書的學生，不了解現在語文背誦的情況。但我堅持短文中的觀點，如果腦海裏能記往這些古詩詞，古人的文章學問，總比腦海裏壹片空白要好。
因為我深有體會，由於解放後的語文課本，在壹度厚今薄古的文化思潮下，古漢語的篇幅，在教科書裏是屈指可數的。所以，這壹時期在校學習，爾後成為作家的同行，盡管他們非常努力地在充實自己，仍然時不時要暴露出他們傳統文化方面的相對弱勢，出現完全不應出現的語文知識方面的硬傷。
所以，我主張語文教學中的背誦，從做學生開始，背誦我們這個五千年文化中的精彩篇章，這樣持之以恒，不僅令構成壹生享用不盡的文化財富——妳要是能背誦出壹百首唐詩，比壹首也背不出來的人，肯定有著不同的精神世界——而且據科學家研究，人腦，只是不大的部分被使用著，更多的部位實際是在閑置著的。因此，強記硬背，是增強激活開發腦細胞的再好也沒有的手段。更何況古漢語的音節，言簡意賅，古漢語的語法，短句多，長句少，復合句更少，是最適宜於記憶和朗誦的。
在魯迅先生那個時代，出於與封建文化戰鬥的需要，建議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其實，他自己“還要翻翻中國書”，他更說：“我的確是讀過壹點中國書，但沒有‘非常的多’；也並不‘偏不讓人家讀’。有誰要讀，當然隨便。”
經過了七十年時光的沈澱，經過了“文革”的虛無主義，經過對於傳統文化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總結，我認為，進入二十壹世紀的中國，是舉世矚目的發展中的大國，也是既擁有古老文明，同時又是日益現代化的中國，因此，以培養二十壹世紀中國人的學校教育中，以恢宏大氣，兼收並蓄，凝聚民族精神，弘揚傳統文化，提高國民素質，促進中會文明為編纂目標，那麽，可瑯瑯上口地朗讀、可壹鼓作氣地背誦的古漢語占相當篇幅的語文課本，肯定會對人才的培養，文明的建設，時代的進展，國力的增強作出貢獻。
背誦，是學習中國語文，尤其是古漢語的必不可少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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