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對後世的影響？
史學貢獻
壹、建立傑出的通史體裁 《史記》是中國史學史上第壹部貫通古今，網羅百代的通史名著。正因為《史記》能夠會通古今撰成壹書，開啟先例，樹立了榜樣，於是仿效這種體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繼而起了。通史家風，壹直影響著近現代的史學研究與寫作。 二、建立了史學獨立地位 我國古代，史學是包含在經學範圍之內沒有自己的獨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書在劉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藝文誌》裏，都是附在《春秋》的後面。自從司馬遷修成《史記》以後，作者繼起，專門的史學著作越來越多。於是，晉朝的荀勖適應新的要求，才把歷代的典籍分為四部：甲部記六藝小學，乙部記諸子兵術，丙部記史記皇覽，丁部記詩賦圖贊。從而，史學壹門，在中國學術領域裏才取得了獨立地位。飲水思源，這壹功績應該歸於司馬遷和他的《史記》。 三、建立了史傳文學傳統 司馬遷的文學修養深厚，其藝術手段特別高妙。往往某種極其復雜的事實，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貼，秩序井然，再加以視線遠，見識高，文字生動，筆力洗煉，感情充沛，信手寫來，莫不詞氣縱橫，形象明快，使人“驚呼擊節，不自知其所以然”。（《容齋隨筆·史記簡妙處》） 但必須特別指出的是，由於司馬遷受時代的限制，《史記》也存在某些缺點與不足之處。例如，存在“天命”、災異和歷史循環論的神秘思想的影響。在《六國年表序》論述秦並天下的原因時，指出這是“天所助”的結果。在《天官書》中，記述各種特殊的自然天象時，常常與人事聯系在壹起，更多地表現了災異的神秘思想。這些說明《史記》在“究天人之際”時，仍然沒有完全擺脫“天人感應”神學思想的影響。
文學影響
文化方面
京劇《趙氏孤兒》
《史記》對古代的小說、戲劇、傳記文學、散文，都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首先，從總體上來說，《史記》作為我國第壹部以描寫人物為中心的大規模作品，為後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壹個重要基礎和多種可能性。 《史記》所寫的雖然是歷史上的實有人物，但是，通過“互見”即突出人物某種主要特征的方法，通過不同人物的對比，以及在細節方面的虛構，實際把人物加以類型化了。 在各民族早期文學中，都有這樣的現象，這是人類通過藝術手段認識自身的壹種方法。只是中國文學最初的類型化人物出現在歷史著作中，情況較為特別。 由此，《史記》為中國文學建立了壹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後代的小說、戲劇中，所寫的帝王、英雄、俠客、官吏等各種人物形象，有不少是從《史記》的人物形象演化出來的。
小說方面
在小說方面，除了人物類型，它的體裁和敘事方式也受到《史記》的顯著影響。中國傳統小說多以“傳”為名，以人物傳記式的形式展開，具有人物傳記式的開頭和結尾，以人物生平始終為脈絡，嚴格按時間順序展開情節，並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評論，這壹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淵源於《史記》的。 後世小說多以《史記》為取材之源。其中比較典型的有馮夢龍的《東周列國誌》、孫皓暉的《大秦帝國》和寒川子的《戰國縱橫》。
戲劇方面
京劇《霸王別姬》
戲劇方面，由於《史記》的故事具有強烈的戲劇性，人物性格鮮明，矛盾沖突尖銳，因而自然而然成為後代戲劇取材的寶庫。 據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所載，取材於《史記》的劇目就有180多種。 據李長之統計，在現存132種元雜劇中，有16種采自《史記》的故事。其中包括《趙氏孤兒》這樣的具有世界影響的名作。已經失傳的類似作品，當然更多。到後來的京劇中，仍然有許多是取材於《史記》的，如眾所周知的《霸王別姬》等。 宋元時期，隨著中國戲劇的形成與成熟，《史記》的內容與藝術也影響到戲劇創作。例如宋元戲文有《趙氏孤兒報冤記》；元明雜劇有《冤報冤趙氏孤兒》（元·紀君祥）、《卓文君私奔相如》（明·朱權）、《灌將軍使酒罵座記》（明·葉憲祖）；。明清傳奇有《竊符記》、《易水歌》（清·徐沁）；地方戲及新編歷史劇有《搜孤救孤》（京劇）、《臥薪嘗膽》（漢劇越劇）、《和氏璧》（同州梆子）、《完璧歸趙》（京劇）、《鴻門宴》（京劇 川劇漢劇 秦腔）、《蕭何月下追韓信》（京劇 川劇 漢劇 秦腔）、《霸王別姬》（京劇）、《大風歌》（話劇）。
傳記文學
在傳記文學方面，由於《史記》的紀傳體為後代史書所繼承，由此產生了大量的歷史人物傳記。 雖然，後代史書的文學性顯著不如《史記》，但其數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將其中優秀傳記提取出來，也是極為可觀的。 此外，史傳以外的別傳、家傳、墓誌銘等各種形式的傳記，也與《史記》所開創的傳記文學傳統有淵源關系。
編輯本段傳世刻本
《史記》版本大致分出4系。 第壹系為宋刻十行本。 第二系約有4種，分別為南宋紹興年間杭州十四行刊本；南宋孝宗年間建陽刊本；南宋紹興十年朱中奉刊十二行本；南宋紹興年間淮南東路轉運使司刻九行本。 第三系為集解索隱二家註本，現存2種，壹種是南宋淳熙二年張杅刻本，壹種則是南宋淳熙八年耿秉重刻張杅本。 第四系現存最早的是南宋乾道七年蔡夢弼刻二家註本，此後又分為2支。第壹支較為簡單：南宋慶元二年建陽黃善夫刊三家註本、元彭寅翁刻本、明廖鎧刻本、明柯維熊刻本、明王延喆刻本、明秦藩刻本、清同治年間崇文書局覆刻王延喆刻本、清同治年間金陵書局刻張文虎校本。第二支較為復雜，這壹支的起頭是蒙古中統二年刻本，由中統本出的有明遊明刻本、明建陽慎獨齋刻本、明建寧官刊本以及元大德年間刻本。而從大德本又分出明南京國子監刻本和北京國子監刻本。而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則從北監本出。 此外還有壹系即明末汲古閣十七史本，此本為單集解本，據說源自宋刻，但具體底本不詳，據此本重刻的則有清同治年間五局合刻二十四史本（金陵書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