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訓、家風、家法與士族的興衰
陳寅恪先生認為，所謂士族“在家學和禮儀方面，與其他姓氏不同”；“士族的特點，不僅在於其校風之雅，更在於其學術傳統”(陳寅恪:《論唐代政治史》)。魏晉隋唐時期，世家大族普遍重視家風、家訓、禮儀、家法，註重傳承家學教育子女，逐漸形成了所謂“雅家風、政規”的貴族世家(“大理國李晴年使歸黔制度”)。“家法有備，然後以言養人”(《新唐書·劉公綽傳》)已經成為壹種社會知識。顏之推在漢武帝末年撰寫了《顏氏家訓》，開創了世家大族重視家訓編撰的先河。在唐代，學者編撰家訓的現象十分普遍，如王《對王的訓誡》、《劉勰對後代的告誡》等。，而唐太宗的模式也可以看作是皇帝家的家訓。
唐代名門士族家風的形成和延續，離不開優良的家訓和嚴格的家法。開元中學宰相韓秀，以“嚴家子侄”聞名於世。穆寧“在家嚴，對妹甚敬”，兒子贊、智“受其兄之教，為仆，贊最孝”。貞元年間有“講家法的士大夫尊韓慕”之說，“講家法的士大夫重穆”(《舊唐穆寧傳》)。博陵之父崔砦曰:“三代壹家。當時治家者推其法(《新唐書·崔齋傳》)。他的兄弟有四個是學者，壹個是宰相。"翟、嚴、是五禮."玄宗聽了嘆道:“舞為孝友，可視為士族之法。”因為題:“德興堂。”唐朝中後期，京兆的劉子嚴於家訓，“以禮自持”，專配苦口丸，供其子弟晚自習時提神醒腦，“以其資勞”(《南方新書》卷丁)。在這種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劉公卓，“重性，循禮”，“治家甚嚴，子女可管教”。後來牛僧孺都稱贊家教好:“不學名教，能成此事！”故史稱“劉氏，世稱劉氏”(《舊唐書·劉公綽傳》)。
家訓的內容與家風家法的形成
唐代家訓最突出的特點是開啟了中國古代“詩書傳家”的文化傳統。統壹後的隋唐采取了削弱士族影響的策略，“以文取士”，富貴不再永久，“讀書為個人之寶，高官大臣在朝”，傳詩傳書、求名的觀念成為士人的最高追求。杜甫寫《宗武聖日》，勸誡兒子:“詩是我家之事，人傳情代。如果精通文選，就不要找花花綠綠的衣服了。”韓愈勸子女:“金碧雖是寶地，難存開銷；學問雖隱，卻綽綽有余。”他還強調，人天生有相似的才能和愚人，“三十根骨頭在壹龍做壹頭豬”是天壤之別。關鍵在於看不看詩書。元稹訓誡子侄，“吾家儉貧，祖師爺教我，常恐置財物而疏於兒孫，故家無柴蘇之室”，並以“敬慕詩書”勉勵兒孫勤學而爭榮大，“奮發圖強，不棄所需”。苦讀詩書是窮孩子致富最有效的途徑，“朝為田舍郎，暮為皇帝”的神話在唐宋時期成為現實。王安石告誡後人“讀書不貴，但益萬倍”，“男不讀詩書”，“猶如園中沃草”。
唐代家訓壹般以“忠孝”教育為主。唐太宗也說:“孝為百行之本。”《太公家訓》說:“君忠父孝。當妳聽到禮貌，妳學會了，但妳沒有聞到教學...孝子事父，君存朝夕。”本文以韻文的形式，簡要概括了《孝經》中忠孝的思想，以利於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嚴格踐行，養成符合禮儀的舉止。很多士紳把“忠孝”作為家訓的核心內容。穆寧寫家訓訓導兒子，說:“君子事近，誌大。”要求褒揚四子，“播禮樂，忠孝，正名，導人。”劉勰家訓說:“講家法，要以孝為本，恭敬無聲，謹小慎微，勤於律己。”忠孝節在家訓中經常被相提並論。比如“壹個出身名門，家道中落的人，都是祖上創立的。”
唐代家訓在對子女的各種規勸中，更註重勤儉節約的培養和堅持。唐太宗寫了《帝範》，告誡太子“奢儉靠人，安靠己”，希望太子勤儉持家，做壹個賢明的君王。唐朝競爭激烈，讀書人的勤奮程度往往決定個人的成敗。韓愈告誡子女:“詩書勤，不勤而空。”個人勤快不勤快，就意味著以後的官奴之別。《太公家訓》總結了勤儉持家的形象:“勤儉持家者，必豐衣足食；勤奮學習的人會占據官位...勤奮無價，學問明月珍珠。”以家風嚴明著稱的穆寧，也要求子女“惟惠施之車，惟中書之幕，惟蘇秦之錐，三物盡美”，其家以此聞名。
唐朝的家訓也重視謙虛禮讓等美德。朱《教兒言》雲:“為人生讓路，不枉百步；讓銀行終身，不虧壹款。”這是中國人謙遜的經典詮釋。壹個人壹輩子卑微沒有什麽損失，反而養成了良好的品格，得到了別人的尊重。唐代家訓把禮讓和謙讓作為立身和修身的基礎。《祖父家訓》雲:“人之立命之本，以義為主...和別人壹起吃飯，註意不要先嘗...道敬，路邊夾攻...三個人走在壹起，壹定有我的老師。如果妳選擇了好的，妳應該遵循它...要想立足，先立業；如果妳想接觸別人，妳會先接觸別人...虛心是百行之本。”本書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匯集了古代聖賢關於謙讓的名言、諺語、格言，旨在說明與人交往、與人交往的根本在於相互禮讓，取長補短，先成就他人，給別人機會，退壹步海闊天空。此外，提倡“互惠”原則也是唐代家訓教育的重要內容。《祖父導師》說:“風流飄逸，禮尚往來...妳有壹頭牛和壹匹馬。去而不來，不是恩賜。”
家風、家訓、家學決定孩子學風的成敗。
家風、家訓、家學是現在常說的家庭教育環境，對孩子成長的影響很重要。如《太公家訓》說:“近朱者赤則黑，近墨則黑；蓬蓬裏，不幫自己直；白玉不沾色。親近妳的人奉承，偷竊的人是賊；近愚為愚，近賢為德。”家庭環境和風氣的好壞對孩子習慣和品行的養成至關重要，甚至從根本上決定了孩子教育的成敗，這也是孟母遷居三地的原因，唐代的很多例子也可以說明這個問題。比如中唐吳旦四五歲生，戲如道儀，八九歲會說詩，自己卻不知道，就掩蓋了對儒家和玄學的研究。弱冠喜歡道書，也是真的...”(白居易:《饒州吳復君刺史墓碑碑文序》)。吳丹從小玩沙長大，所以能模仿道教的儀式，堆道場，說明他生活的環境充滿了道教的氣息，以至於他身體虛弱之後，曾經研究過道教。幸運的是，他後來努力學習《詩經》並考上了進士，取得了成功。再比如，劉公綽家人才輩出，這與劉家法嚴、學風好有很大關系，代代相傳。
在傳統社會，貴族家庭的優良家風是孩子接受良好家庭教育的有效保證。比如元稹母親出身“五姓婚姻”，滎陽鄭氏家族以家風嚴明著稱。鄭幼時“教父母孝”。他在元氏縣結婚後，“拜奉節家，傳為引燕之訓”。二十五年來“專諫，除鞭”。“常以正言諫子孫，子孫以恥”(白居易:滎陽鄭氏家族墓誌銘，唐河南苑府之妻)。元稹之所以成為唐代著名人物和文學大師，是因為他有著優秀的母系教育和祖父家良好的家法。
家庭傳統和出身對孩子成功的影響尤為明顯。比如魏晉以來，顏氏學派不僅以儒學聞名，而且有很多書法家，如顏藤之、冰之、勤、真卿等，這應該與顏氏子弟從小註重書法訓練有很大關系。這使得他家很多人從小就擅長書法。如顏是“幼有所悟，博學深遠，精於篆書，尤擅練功”；顏維真的“仁孝，小孤，養舅舅尹中榮家，教筆法”，書法精湛的“考上高等”，“學百家之長，學六書之無術”。大書法家顏真卿也是出自他家。他“孤獨的早，是他叔叔和雲南自己教出來的”。顏真卿成為著名書法家，應該和他叔叔從小的啟蒙有很大關系。另壹位大書法家的兒子歐陽通，“是個孤兒，母親徐教父親書”，“非常熱衷於敬慕，精力日夜不倦，不下於探詢”(《舊唐書·歐陽詢傳》)。相反，很多缺少書法家傳記的孩子，往往是“知其門，不知其秘”。即使父母“廣尋名著教子，考其所入，必寄誌”，結果仍是“不成功”(《章文熙·論六種書風》)。
總之，壹個家庭的興衰與良好的家風、家訓和嚴格的家法有很大關系。正如劉璇所說，“壹個名門正族的人，是由他的祖先的忠誠、孝順和勤奮，以及他的後代的固執和傲慢所創立的。”士族之家“登天難，落天易。”如果貴族家庭家教不嚴，家風不正，家訓不好，就容易衰落。因此，家風、家訓、家教、家法無疑是維護貴族家庭的重要手段，客觀上起到了教育社會、繁榮文化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