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境內》篇保留了當時許多軍法制度細節，關於斬首記功的內容主要有：
“ 五人壹屯長，百人壹將。其戰，百將、屯長不得，斬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論，百將、屯長賜爵壹級。…… 能攻城圍邑斬首八千已上，則盈論；野戰斬首二千，則盈論；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將盡賞。…… 能得爵首壹者，賞爵壹級，益田壹頃，益宅九畝，壹除庶子壹人，乃得人兵官之吏。 ”
商君制定的軍法要求屯長（即伍長）和百將（即百夫長）在戰鬥中必須有殺敵記錄，否則斬首。戰國及後世很多朝代的軍法都很嚴酷，這是戰爭年代常態，不必大驚小怪。耐人尋味的是百將晉爵壹級的標準。秦軍普通士兵是“能得爵首壹者，賞爵壹級…… 乃得人兵官之吏”。嗯，殺敵晉爵了，軍職也提升了，然後做到百將時，立功更難了。
妳所部壹百士兵必須斬殺三十三名以上的敵人才能“盈論”，即達到晉爵標準。平均每個士兵殺三分之壹個敵人就能達標，但實戰是不能這麽計算的。百將要指揮調度自己手下的百人隊結陣而戰，不被敵方沖垮，並且擊潰敵軍的兵陣。不僅要保持全勝，還要斬殺相當於己方兵馬三分之壹以上的敵軍才能達標，這對百將的戰術素養要求很高。
換言之，凡是在秦軍中脫穎而出的將軍，都必須突破百將這道坎，刻苦鉆研百人隊打小規模殲滅戰的技戰術。不過這道坎，提不了幹。
商鞅制定的這條軍法顯然比齊國軍功獎勵規定更為合理。據《荀子·議兵》稱：
“ 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壹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復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 ”
這裏的“本賞”指的是打勝仗才能獲得獎勵。齊國軍法同樣以首級為記功標準，但不管打勝仗打敗仗都壹視同仁地發錢，只要有人頭就行。這就給士兵留下很多作弊空間，只挑軟柿子捏，不敢打贏仗。跟強敵硬碰硬的時候容易率先失去戰心。而秦國軍法不僅鼓勵斬首，還要求基層指戰員以指揮為本。否則壹仗打下來，士兵們斬首晉爵，百將則可能因沒有指揮部隊完成“盈論”指標而原地踏步。
相比之下，另壹條微妙的軍功獎勵標準更容易被忽略——“能攻城圍邑斬首八千已上，則盈論；野戰斬首二千，則盈論；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將盡賞。”
商君之法還把斬首分為攻城圍邑戰與野戰兩個考核科目。指揮攻城圍邑戰的統兵大將要斬首八千以上的敵軍才能盈論，野戰只需斬首二千才盈論。只要達到標準，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將盡賞。
根據《商君書·境內》的定義，“爵自壹級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公；爵自二級已上至不更，命曰卒。”這個“操”和“校”指的就是軍功爵第壹級公士爵及以下的無爵士兵。而第二級上造爵、第三級簪梟爵、第四級不更爵都被商鞅劃分為“卒”。由此可見，上述軍功獎勵的覆蓋人群實際上涵蓋了全軍各級官兵。所以說，壹位良將簡直是幫助千萬軍人家庭建功業謀富貴的福星。
那麽問題來了，為什麽商鞅把攻城圍邑戰的斬首盈論標準定得那麽高，而野戰的斬首盈論標準僅為其四分之壹呢？
先來看看商鞅入秦後的秦孝公時代戰爭記錄：
秦孝公八年，與魏戰元裏，斬首七千，取少梁。（《史記·六國年表》）
秦孝公十年， 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史記·秦本紀》）
秦孝公十壹年， 衛鞅圍固陽，降之。 （《史記·六國年表》）
秦孝公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 《史記·秦本紀》 ）
秦孝公二十三年， 與晉戰岸門，虜其將魏錯。 （ 《 史記·六國年表》 《史記·秦本紀》 ）
秦孝公二十四年，秦大荔圍合陽， 孝公薨。商君反，死彤地。 （《史記·六國年表》）
大家看，真正有明確斬首記錄的只有秦孝公八年的元裏之戰，斬首紀錄是七千，低於攻城圍邑斬首八千以上盈論的標準，但遠超野戰斬首二千盈論的標準。此戰的目標是攻占河西之地的交通樞紐少梁城。秦獻公生命中最後壹戰就是攻打少梁，後來少梁在秦惠文王前元十壹年更名為夏陽，此地恰恰是司馬遷的祖先——秦國滅蜀名將司馬錯的故鄉。
而其他的戰事均無明確的斬首記錄，包括三次攻城圍邑戰和兩次野戰。兩次野戰都擊破敵軍並俘虜敵將，但不清楚統兵大將殺敵是否盈論。三次攻城圍邑戰除了最後壹次沒提結果（應該是因秦孝公去世而解除包圍）之外，另外兩次都沒斬首，而是采取迫降戰術。
由此可見，商鞅自己在攻城圍邑之戰中都未曾達到“盈論”標準，哪怕把斬首最多的元裏之戰算進來，也還差壹千顆首級。
秦孝公時代最主要的作戰任務是收復當年被魏國名將吳起等人奪取的河西之地，主要形式是與魏國西河郡邊防軍爭奪少數邊城。在這個背景下，秦魏的較量往往是圍繞城池攻防展開。如此壹來，攻城圍邑戰中遇到的敵軍可能比在野外交鋒更多。
有趣的是，秦獻公東征三次。他在位的第十九年在洛陰擊敗魏韓聯軍；二十壹年派章蟜與晉（魏韓）戰石門，斬首六萬； 二十三年，與魏戰少梁，虜其太子及丞相公叔痤（趙軍在這壹戰支持魏國）。除了最後壹次直接攻打少梁城外，另外兩次更像是與敵軍在野外打大會戰。
相比之下，秦孝公時所有戰爭的殲敵數字加起來，恐怕也抵不過父親的石門大捷。秦孝公與商鞅明顯采取了更謹慎的謀略，趁著魏國與趙韓齊等諸侯亂鬥時來包圍敵城，能迫降的就不強攻。就算是與敵軍進行大規模野戰，也是秦孝公晚期的事了，而且顯然不是采取石門之戰和後來樗裏疾、白起等人常用的斬首戰法。
也就是說，商鞅自己制定了壹個鼓勵三軍將士多砍人頭的軍法，但他自己極少采取斬首戰法。他在秦孝公前半段指揮的戰役主要是攻城圍邑，且以迫降戰術為主，後來跟公子卬打野戰時破軍虜將，依然不是殺得人頭滾滾的殲滅戰，更像是擊潰戰。
這種戰術思想壹直延伸到秦惠文王時代。而秦軍再次出現斬首過萬的殲滅戰，是秦惠文王前元七年的事了。同樣來自魏國的秦大良造公孫衍在雕陰俘虜魏將龍賈、斬首魏軍八萬（壹說是斬首四萬五千）。秦惠文王稱王前只有這壹次大規模殲滅戰，更多時候還是采取商鞅的包圍迫降戰術。相邦張儀甚至以此戰術成功迫使魏國割讓上郡十五縣給秦國（因為魏國河東與河西、上郡的交通樞紐都被切斷了）。
換句話說，攻城圍邑斬首八千以上則盈論的標準，在很長時期內都沒幾個達標的。秦武王時丞相甘茂強攻韓國宜陽五個多月，最終斬首六萬，是少數案例之壹。倒是不少將軍在野戰中遠超斬首二千盈論的標準，殺敵數甚至超過了攻城圍邑的斬首標準。
總體來看，商鞅這套軍功計算體系導致的演變結果是：秦軍諸將在攻城圍邑時更傾向於使用迫降等代價更小的打法，不那麽追求提高斬首成績（也有類似宜陽之戰的例外）；在野戰中則盡可能多多斬殺敵軍、俘虜敵將，不斷刷新斬首記錄（也有只求擊潰不求全殲的例外）。
這壹方面是因為，野戰是在運動中消滅敵人，比攻城更容易取得更高的殺傷效果；另壹方面，商鞅制定的軍法還有另壹組規定——
“其戰也，五人來簿為伍，壹人羽而輕其四人，能人得壹首則復。…… 戰及死吏，而輕短兵，能壹首則優。 ”
妳同伍的某壹位戰友陣亡了，其他四人要受到刑罰，如果每人能殺死壹名敵兵則可以免罪。將官戰死，衛兵有罪，如果殺死壹個敵人則能免罪。換言之，秦軍官兵不光要多殺敵軍，還要保護好自己的戰友。這條軍法在引導全軍上下註重戰術配合與互相保護，而不能只顧個人斬首立功。因此，秦軍將領普遍重視在提高殲敵效率的同時控制己方的戰損率。
例如，殲敵記錄空前絕後的武安君白起，壹生中親自領兵出征16次，真正明確記錄斬首的戰績只有5次，伊闕之戰、光狼城之戰、華陽之戰、陘城之戰、長平之戰。如果加上無斬首記錄但確實大量殺傷敵軍的鄢郢之戰，也只有6次。他采用殲滅戰法的戰爭只占了37.5%的比重。他“斬首”時必得城池土地，但拔城奪地時未必次次“斬首”。當然，這些城池的守軍在戰鬥中肯定有傷亡，只是不計入“斬首”。
哪怕被後世稱為“殺神”的他，主要是通過野戰來摧毀敵軍數萬甚至數十萬主力兵團，然後再順手拔幾座城。這些斬首n萬的戰役，往往是明確的以消滅敵軍有生力量為核心目標。而在打常規的攻城圍邑戰的時候，他通常不追求殺戮，大體上延續了商鞅以來歷代秦國名將的基本路數。
從這個角度來看，邯鄲之戰那種不顧自身傷亡來死攻硬打的戰法，與商鞅以來的秦國軍事傳統背道而馳，武安君白起肯定是寧死也要反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