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1949年以後，隨著“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要求的提出和蘇聯契斯恰柯夫油畫教學體系的引入，這種“二分法”從內部產生了裂變。以中央美術學院（在國立北平藝專的基礎上於1950年4月成立，院長徐悲鴻）為例，這壹變革的直接後果就是原先的“西畫”分別成系（1954年成立版畫系，1956年成立油畫系）。由於以寫意為主體的傳統中國繪畫不具備像古典油畫那樣的天然的現實主義風格，“國畫”概念在1950年代以後也壹度受到冷遇進而質疑，當時對於傳統繪畫的批評者更傾向於使用“中國畫”而不是“國畫”這個產生於國民黨統治時期民族救亡運動中、不能代表新興***和國之“國”的命名。 同時也是為求形式邏輯上命名的對等，原先的“國畫”變成了“彩墨畫系”（1953年成立，1958年復改稱“國畫系”）。至此，“彩墨畫”與“油畫”“版畫”“連環畫”等等被規定成為學科分類上同級的畫種，素描作為“壹切造型藝術的基礎”也成為各系***同的大課。
如果說1953年彩墨畫系的成立意味著“國畫”所代表的“民族國家”意味被壹度排斥，那麽有趣的是，1958年，中央美術學院的彩墨畫系再次被改為“國畫系”，則意味著新的“國畫”的概念在壹片爭論和質疑聲中第二次的誕生。在1949年從法律上確定國旗、國歌、國徽之後，1950年代中在民間出現了繼“整理國故”運動之後的第二次“國”字命名熱潮——就是在這樣的氛圍裏，人們將“牡丹”定為“國花”。不幸的是，“國畫”在這兩次熱潮中都受到了牽連。只不過此時的“國”字已不再代表“民族的”而是悄悄轉變成了“政權的”。因而，將“彩墨畫（卷軸文人畫）”定為“國畫”，也就明確的具有了新中國政權的官方意識——“國畫”的這壹次誕生意味著從民國時期代表傳統繪畫的“國故”“國粹”轉變成了新政權領導之下的“新中國”的畫種。對中國繪畫寫實能力的質疑，最終屈服於新興的民族國家對於壹種代表性的文化符號的迫切要求。這個時期，此後，國畫、油畫、版畫並列的“造型藝術”門類格局更是約定俗成的被規定下來 ，“國畫”的外延義也從最初區分與西洋繪畫的“中國繪畫”限定成現代意義上的“彩墨畫”。於是產生了這樣壹種吊詭的現象：人們壹邊竭力地將國畫描述成壹種民族和政權的代表，壹邊大肆地批判這種繪畫樣式的“不革命”“不科學”。從而在“反映現實、歌頌社會主義風貌”的要求之下，傳統的“彩墨畫”也必須被革命。從而，寫實的社會主義新“國畫”大行其是。而此後接連的政治運動，更是把這種“國畫”徹底的打上了統治階級意誌的印記。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許多傳統派的老畫家也不自覺的卷入其中，高喊：“政治掛了帥，筆墨就不同”“脫離黨的領導，脫離群眾的幫助，筆墨，筆墨，我問‘您有何用處’？”！
值得壹提的是，1956年6月1日的國務會議決定建立“北京中國畫院”（1957年正式建立，院長葉恭綽），根據水天中的考察，這個名稱是在周恩來的提議下從“北京國畫院”改變而來。 在權力的支配下，狹義化了的“國畫”再次與“中國畫”也即“中國繪畫”建立明確的關聯。至此，“中國畫”也已經自然而然地被偷換成“新中國的彩墨畫”，美術領域內“國畫”“中國畫”也基本上成為通用的名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