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學的研究方法與研究者的政治立場密切相關。對紛繁復雜的國際政治現象，需要從各個不同的觀察角度進行理解。對不同層次、不同領域的問題，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往往不盡相同。 它是馬克思主義學者研究國際政治的主要方法。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歸根結柢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國際政治的發展變化，也是受多種因素交互作用影響的，研究分析國際政治問題時，必須全面把握制約發展的各種因素。而在各種紛繁復雜的國際政治現象中，隱含著壹定的階級關系。以階級分析方法看，在社會主義國家登上國際舞臺後，國際政治鬥爭的本質特點則表現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即集中表現為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對立和沖突；殖民主義是階級壓迫的擴大和延伸，它形成以階級壓迫為基礎的殖民制度；帝國主義爭奪世界霸權是爆發世界大戰的根源。
在社會主義國家以外，也有壹部分學者試圖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觀察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壹些學者提出的依附論。他們認為由於世界資本主義的擴張，許多發展中國家被迫參與資本主義的“國際經濟大循環”,其結果是形成了“中心-外圍”的格局。“外圍”(指發展中國家)受“中心”（指發達國家）的剝削，資源的剩余價值源源不斷地流向了“中心”，成為資本擴張的犧牲品，陷入難以逆轉的依附狀態。還有人指出跨國的資產階級在當代世界範圍內取得了統治權，跨國公司在其“整合”世界經濟的過程中，造就了壹個“國際資產階級”，這個階級的成員將本人所屬民族的利益置於次要地位，相互勾結，並同跨國公司所在國的統治者結成特殊的聯盟。從世界範圍內看，存在著國際資產階級和國際工人階級的對立；在壹個國家內部，又存在著國際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同被剝削人民的矛盾和對抗。 國際系統或體系是比國際結構含義更為廣泛的壹個傳統概念。國際政治研究中的系統論，是西方學者在行為主義流行的60年代首先采用的。在西方國際政治學界影響較大的相互依賴論和壹體化理論，是在系統分析方法的基礎上產生的。系統分析方法所研究的，可以是由所有主權國家組成的全球系統，可以是某壹個國家的外交決策系統，也可以是某壹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地的經營網絡系統。全球系統包含若幹個地區系統，後者是前者的子系統；某個國家的政治系統是地區系統的組成部分和子系統，這個國家的外交決策系統又是該國政治系統的子系統。每個層次的系統都有其特征，可能是松散的、嚴密的、穩定的、不穩定的，但都力圖保持某種均衡，針對內外變化進行調整。每個系統都有其邊界，使它與活動環境相區別。每個系統又有其壹定的開放性和適應性，有信息網絡和輸入、輸出。某壹系統（如國家政府）的輸出（如執行政策造成的後果）都會形成反饋，作為輸入重新進入該系統，如此循環往復。
系統分析方法強調大系統與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它把國際關系中的各種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因素，看成壹系列相互聯系、相互作用著的自變量和因變量，其中任何壹個或壹部分變量若發生變化，其他變量或變量組合就會同時變化或接連發生變化。國際系統是由無數個國家的和非國家的社會系統組成的。它們之間又有非常復雜的相互作用。因此，每個國際事件都必然有兩個根源，壹個來自參與事件的社會系統，另壹個來自有關系統之間的壹連串相互作用。同樣，壹個國家的對外政策，壹方面是國內政治的繼續，另壹方面也是該國家與外部環境相互作用的產物。 系統的比較方法主要描述國際關系史或外交史，對歷史經驗教訓進行總結。研究者力圖揭示在類似的國際條件下，某種現象的重復發生，告誡人們重視國際政治發展的歷史規律。
80年代後期,國外壹些學者熱衷於“案例研究”,他們按照壹般的調查方法設計出調查提綱，帶著同壹組問題去考察許多不同的案例,希望通過案例的比較分析,建立壹些模式，得出壹些有啟發性的結論。如在國際沖突的研究中，壹些歷史學家同政治學家合作，分析歷史上的若幹事例，企圖找出哪些因素容易將國際矛盾和危機激化為大規模武裝沖突。其他形式的比較研究包括國際政治同國內政治的比較、各國對外政策的比較、決策過程的比較、國際人物的思想和行為方式的比較、對外交產生影響的政治文化的比較等。這些方面的專題研究使國際政治學同比較政治學更為緊密地結合起來。 在西方國際政治學中，實證方法是傳統的規範方法的對立面。所謂“規範方法”指的是強調價值判斷和道義原則，堅持對歷史和現實政治進行主觀上的定性分析。實證方法的特點是著重從客觀事實中取證，通過數據、公式、圖表、模擬等方式顯示國際關系的規律性,認為定量分析在國際問題研究中不但可行,而且必不可少。最常見的定量分析見於對各國綜合國力的評估。模擬方法則常用於軍事戰略的研究。80年代後期，中國學術界也出現了壹些有關綜合國力的量化研究和戰略模擬分析方面的成果。但是，定量方法有其局限性，需要同定性方法相結合，這已經成為國際政治學者的***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