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爭取民主自由呼聲的高揚，文學史上出現了壹批具有反抗精神、追求婚戀自由、個性解放的女性形象。如魯迅筆下的子君、巴金《家》中的琴表姐、《寒夜》中的曾樹生、丁玲筆下的莎菲、茅盾《虹》裏的梅行素直到十七年文學中的林道靜等女性知識分子系列。她們在戀愛、婚姻、工作中實現著對傳統的反抗和顛覆，從家庭的深宅中走向社會，尋找自我生存的空間和心靈的滿足。本文以莎菲、梅行素和林道靜為例，淺說現當代文學史上女性知識分子形象的嬗變。
（壹）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發表於1928年《小說月報》第19卷第2號，以日記的形式寫成的刻畫女性心理的傑作，在探索人性深處的隱秘角落方面獨具藝術魅力。莎菲是舊家庭裏走向社會的女性，在社會上她“病”了，周圍的環境讓她感到壓抑、苦悶與仿徨。小說借病中莎菲大膽地展示自己的愛憎，表達對周圍環境的厭倦，對性和愛情的渴望，手法上以內心獨白的日記形式，深刻而獨到，無疑是很具震撼力的作品。病中莎菲獲得了像《牡丹亭》中的“驚夢”、《狂人日記》中的“發狂”壹樣可以自由舒張內心感情、情緒的空間，可以將反抗的情緒徹底地表露出來。在莎菲的世界裏，追求就是反抗，自我心靈需求的滿足就是對固有傳統觀念的背叛，現實的社會中不能實現的願望只有靠“病”作掩護進行比較徹底的展示。當然，“病”這壹意象的運用意義不止於此。
莎菲是反抗中的強者，她的行為“不是壹個正經女人所做出來的”，有別於《傷逝》中的子君，子君依靠精神上的導師涓生實現反抗家庭的願望，終因涓生的厭棄而回歸舊家庭，宣告了反抗的失敗和早夭厄運的降臨。莎菲不是子君，她不把男性當成唯壹的依賴，成了宣傳女性自主的代言人。她拒絕劍如的解釋時說“莎菲不是喜歡聽人解釋的人，根本我就否認宇宙間要解釋。”莎菲是站起來的女性，她追求的不單是肉體上自由的滿足，更需要別人的理解，“我總願意有那麽壹個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愛，那些體貼做什麽？”，她需要的已經不是“找壹個忠實的男伴，做壹身的歸宿”，更是對心靈相知的企盼。莎菲在壓抑的陳腐空氣裏喊出了歇斯底裏的控訴，要求社會給與女性於精神上的尊重。愛是理解不是“盲目的愛惜”，父親、朋友、姐妹的愛惜，葦弟的真摯而坦率的愛慕追求並不能滿足她心靈的需要。在看似和諧而僵化的環境裏，對人的壓抑——對性的生理上的和愛的心理上的壓抑——是潛藏的而不是顯現的逼迫與壓制，莎菲在這種無形的壓迫中痛苦的掙紮，在苦悶和仿徨中與病魔做戰與社會對抗。莎菲需要性與欲的滿足，需要精神上的理解，這份理解不只是異性之間相知相愛的理解，也是父親、姐妹、朋友的親情、友情的理解，莎菲的痛苦宣泄對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交流提出了疑問，這些生存的疑問已經超越了異性之間愛戀的範圍，進入壹種更加深刻而廣泛的人生問題的反思。
兩性關系是小說中主要的探討主題，圍繞莎菲的愛情丁玲安排了兩個人物：葦弟、淩吉士。葦弟在小說中“哭”的時候多，“葦弟他說他愛我，為什麽他常常只會給我壹些難過呢？譬如今晚，他又來了，來了便哭，並且似乎帶著很濃的興味來哭壹樣。”以“哭”來表達愛情與關心，是脆弱情感、懦弱性格的表現。葦弟是壹個弱者，是壹個值得同情而又令人厭惡的平庸男性。莎菲是強者，葦弟的愛不能給她心靈的滿足，甚至讓她生發鄙視的情緒。與之相反，淩吉士的出現壹下子勾起了莎菲強烈的性欲，“我看見那兩個鮮紅的、嫩膩的、深深凹進的嘴角。我能告訴人嗎,我是用壹種小兒要糖果的心情在望著那惹人的兩個小東西。”淩吉士的豐儀，讓莎菲產生性的沖動和“我要占有他”的幾近變態的欲望，“我了解我自己，不過是壹個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是只把心思放在她要征服的男人們身上。”莎菲是情與欲的強烈追求者，但是這份追求並非是淫欲的放蕩無度。淩吉士吸引她，她勇敢地接近他，淩吉士讓她得到感情的安慰。可是她無法接受淩吉士庸俗乃至於墮落無恥的性格與行為，小說赤裸裸地展示莎菲對欲的表白和追求，卻不是無限制的失去理智的狂熱情緒。莎菲追求的是新的自由的理想，而淩吉士的庸俗即使填補了情感上的空白，其卑劣猥瑣的品性並不符合莎菲心中的理性標準。淩吉士追求的只是“金錢”，只是“客廳中能應酬他買賣中朋友們的年輕太太，是幾個穿得很標致的白胖兒子。”把愛情等同於“肉感的享受”，莎菲對他的偽善是鄙夷和唾棄的，對他不懂人間真情得不到真愛又是同情的。男性在莎菲眼中是卑微的，葦弟是庸俗懦弱的，淩吉士是無恥偽善的，《莎菲女士的日記》中沒有精神的引路人，沒有男性強者，只有醜陋與卑劣的人性展示。
莎菲在情與欲中煎熬，在傳統觀念與自我內心需求的矛盾中掙紮，最後莎菲又“搭車南下”出走了。以壹種逃離，或者是尋找新的人生出路的方式闖入另外壹個世界。這個新的世界不再是子君的世界，莎菲已經獲得了獨立生存於世間的能力。這個世界是什麽樣的，那就是梅行素和林道靜的世界。
（二）
這個我行我素的梅行素也是壹個追求自由婚戀、追求自由的女性形象。茅盾的《虹》1929年連載於《小說月報》第6、7卷，與《莎菲女士的日記》的發表相差不及壹年時間，可是我們可以從這兩個女性形象中看到某種相似性和延續特征。
梅行素生長在壹個醫生家庭，“五四”的春風剪去了她的長發，面對路人指責的“尼姑頭”卻更顯現出反叛和驕傲的神色。與韋玉相愛，大膽地提出逃走，卻因韋玉的懦弱和“不抵抗主義”放棄了機會，最後依父親的家命嫁給柳遇春。但梅行素的出嫁並非像溫順的羔羊而是帶著以身體為籌碼來反抗和控制柳遇春，為父親減輕債務，要柳“就範”的動機。在梅行素看來結婚就是新的反抗陣地，即使這種反抗並不成功。韋玉的懦弱讓她感到失望，柳遇春的圓滑和狡詐讓她感到焦慮和無助。她厭惡平淡而庸俗的少奶奶生活，蓄積著她的反抗情緒，但柳遇春的體貼也讓她感到某種程度上的滿足，甚至“她很想說：‘我不應該這樣折磨妳，現在我只要到重慶侍候幾天韋玉，他就快要死了，以後我們真心的好好的過活罷！’”但她終於不能在死水般的家庭裏窒息，而是逃離了家庭，“為了不想當少奶奶”而工作，成了壹名職業女性。小說的前半部分生動刻畫梅行素如何在家庭中周旋，如何在追求與反叛中掙紮。在平淡孤單卻物質豐裕的家庭和自由卻經濟無助的社會之間，在肉欲與物欲滿足的少奶奶生活和充滿自由的社會生活之間苦苦徘徊，最終家庭的物欲和性欲的滿足並不能戰勝梅行素追求獨立自由的美好理想。小說前半部分心理刻畫微妙細膩，性格鮮明，比較豐滿的塑造了梅行素這壹叛逆者形象。
到此梅行素和莎菲的反抗在本質上是壹樣的，都是對固有傳統思想的反叛，甚至不惜犧牲身體和生命。她們都是從自我環境出發，站在令人窒息的社會環境的對立面，由肺腑中喊出人格獨立、自由的呼聲，實現了柔弱的傳統女性形象向現代的自由女性形象的轉變。她們在某種程度上說是成了生活的強者，已經是以壹種俯視的態度來觀看男性。如莎菲眼中的葦弟和淩吉士，梅行素眼中的韋玉和柳遇春，不是生活、情感上的懦弱之輩，就是偽善狡詐的無恥之徒。而梅行素形象之所以較之莎菲有更進壹步的發展，主要表現在《虹》的下半部分，即使下部分有些內容松散，性格上不是很豐滿，但仍然能體現作者在時代背景下對女性和社會的觀察與思考。丁玲在1928年寫就的莎菲形象始終在“五四”的追求個性解放，自我獨立範疇裏發展，而梅行素在《虹》的下部分已經超出了這個範圍，已經逐漸地從壹個家庭的叛逆者走向了街頭，由個人的空間走向了政治的舞臺，成了壹名積極的遊行者和革命戰士。
梅行素的轉變是壹步步走出來的，傳統家庭觀念和制度的鬥爭隨著逃離門檻的步伐越走越遠而漸漸淡漠，梅行素的反抗範圍擴大到反帝國主義、反民族壓迫的範圍，由壹個為追求自我獨立的鬥爭者成了壹個追求民族獨立的革命者。這是梅行素在自己也是在莎菲叛逆思想的基礎上的延續。“五四”的怒潮並不沒有燃起梅行素心中的熱火。“當時的口號是‘愛國’，梅女士自然很知道過應該愛，但到底目標太籠統，太迂闊，鼓舞不起她的熱情。她在那時只是壹個旁觀者。”遊行、抵制日貨並不是梅行素心中所需的行為，她是生活在自己狹小空間了的單純女性，她的反抗是從自身的生存空間和發展需要出發的。當她走向社會，就不得不卷進社會的大潮中，而內在的，卻是她爭強好勝的反抗性格發展的必然。壹股受冷落被孤立的不滿情緒讓她站了出來，強烈的自我個性讓她卷進了政治的漩渦，“她所看不起的人們都在那壹邊，都是壹夥，而她自己卻被視為不足道的、不堪信任……這種憤憤不平的情緒果然將她挺直了。”“（她）思索如何去獨立門戶，做梁剛夫他們的所謂的活動。”最終在梁剛夫、黃因明的感染下，參加了組織，走上了街頭，喊出了“同誌們努力呀，占住這陣地！全上海已經動了，最後的勝利屬於我們！”茅盾揭示的就是知識女性走向社會、走向革命道路的過程。
這時候我們看到的是壹個革命戰士的形象，她已經逐漸產生了“群”的（即集體主義）意識，並且在這種意識的支配下，漸漸地將自我個性藏匿起來，埋藏在革命的激烈鬥爭中。就如黃因明說的“妳就應該先拋棄了那些個人間的感情和意見。”當梅行素發現自己喜歡上梁剛夫時，她說“現在我決心要揭破這迷離恍惚！我準備著失戀，我準備把我的身體交給第三個戀人——主義！”政治的革命力量讓梅行素成為壹個激進的革命者，壹個為主義犧牲壹切的鬥士，而人的個性也消融在“群”裏，個性主義被集體主義取代，集體意識、民族意識占據了梅行素的生活。茅盾也有意地塑造革命者英雄形象——梁剛夫，即使他的出場就像他從事的事業壹樣躲躲閃閃，形象並不豐滿，但“梁剛夫卻吸住了她（梅行素），在她心深處發出了久蟄的愛戀”。梅行素是在梁剛夫的影響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於是女性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形象又出現了，再次出現了涓生的影子。不同的是涓生引導子君反抗舊家庭，追求幸福人生，而梁剛夫引導梅行素走的卻是反抗帝國主義，謀求民族解放的革命道路。這引路人的形象在林道靜生活的環境裏變得異常重要，林道靜也繼著梅行素的道路發展，最終成為壹個***產黨革命幹部。
（三）
《青春之歌》是十七年文學的重要作品，發表於1958年，並引起了壹場關於林道靜的大討論。林道靜是含恨而生的，是地主林伯唐強暴下的秀妮所生，秀妮在林伯唐夫婦的壓迫下死去，林道靜在大母徐鳳英的打罵下成長，在她的環境裏充滿了仇恨，使得她具有突出的反抗意識。為逃避嫁給胡夢安當姨太太的厄運逃到北戴河，在此和余永澤相遇並相愛，體現了追求個性解放、自由婚戀的“五四”精神；後來又遇盧嘉川、江華等人，在這群階級啟蒙者的感染下，林道靜認識到自己的“落後”和余永澤的庸俗與保守，離開余永澤加入了革命的隊伍，成為壹名無產階級革命者。小說講述了林道靜從所謂的“小資產階級”小姐成長為“無產階級”革命者的過程，是林道靜壹步步向無產階級思想靠攏的過程，最終實現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的徹底改變。楊沫展現的是無產階級思想勝利的過程，在當時是符合主流思想的。小說的階級立場非常分明，林伯唐是殘暴罪惡的大地主、胡夢安是無恥狡詐的國民黨官僚，余永澤是庸俗懦弱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盧嘉川、江華、林紅都是無私勇敢有膽識有魄力的無產階級戰士。盧嘉川在遊行隊伍中的領導風姿，在獄中被打斷了雙腿還堅持鬥爭；林紅在獄中組織獄中鬥爭，最後死於敵人之手，慷慨就義；江華有勇有謀地和對方周旋，即使負傷也頑強地繼續奮鬥……在楊沫筆下，地下革命洋溢著壹股血雨腥風的慘烈氣氛，林道靜在這個氛圍中逐漸由“落後”走向“進步”，後來成為壹個老練的中***地下工作者。
作品前部分描寫細膩，比較深刻地刻畫了林道靜微妙的復雜心理，比如，林道靜逃往北戴河投親無著，面對洶湧的大海，竟起了輕生之念；面對余永澤的北上，自己生活的孤獨以及對余永澤的思念；當和余永澤在情感上發生裂痕時，那種進退兩難的心境等等都刻畫得生動自然，人物形象十分豐滿。後部分內容松散，在描寫其鬥爭過程中林道靜已經成了壹個革命的符號，失去了人本能的情緒和思想。林道靜和莎菲的世界相距甚遠了，林道靜已經開始學習馬列，並明確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革命，而莎菲在自己的生活裏苦悶著迷惘著，梅行素開始逃出家庭走上街頭宣傳革命，而林道靜已經清楚地認識到無產階級的道路，這也表明隨著時代的主流思想演變，作家受時代政治主潮的影響，采取的被動的寫作立場。林道靜是革命積極分子，帶著充滿仇恨的身世，報復和反抗是她的主要意識特征。她也痛苦也失望（主要體現在前半部分中），可她很快就從自我世界的心靈折磨中擺脫出來，盡可能地讓自己的思想跟上***產黨的步伐，“成為壹名***產黨員”成了她追求的夢想，她的痛苦主要不再是因為自我生存遇到危機（莎菲、梅行素），而是感到“我身上還有許多壞意識”，於是苦苦地追趕著無產階級思想，向它看齊，追求所謂的“進步”。她以自己是地主家的女兒為恥辱，竭力擺脫這身份帶給她的精神枷鎖。在這個過程中，自我權利和自我價值只有通過從事革命來實現，隨著思想的改變，個人的主體意識漸漸淡化而社會集體意識在林道靜心中紮了根，自我的個性被革命的集體主義意識壓制下去，從莎菲式的追求自我解脫自我救贖意識轉到救人救國意識。林道靜放棄了單純地為自己的鬥爭，以絕對服從的姿態在集體主義的籠罩下實現著自我個性的異化展示。
最後，林道靜在集體主義思想的桎梏中失去了自我，甚至失去了女性，成了壹個為鬥爭而存在的符號。林道靜愛上余永澤時，因為余在她迷惘時給了她精神的慰藉；愛上盧嘉川是因為盧在她再次感到生活的孤獨和平庸時給了她新的希望。但是林道靜接受江華時，並不是因為愛情，而是因為他是“堅強的、她久以敬仰的同誌”，因為“像江華這樣的布爾塞維克同誌是值得她深深熱愛的，她有什麽理由拒絕這個早已深愛自己的人呢？”，於是她掩藏起內心深處對盧嘉川的愛和思念，與江華結合。這場婚姻是沒有愛情基礎的，只是階級情感使然。她的心靈完全被革命鬥爭占據了，少了人情的因素，幾近於為革命而生死的工具。這也是作品的失敗之處，當把人被刻畫成幹癟的傳聲符號時，也就宣告了作者寫作的失敗。
從莎菲、梅行素、林道靜等女性知識分子形象的分析和比較來看，她們從竭力擺脫家庭的束縛，追求自由獨立和生存空間的拓展，走向社會，卷入社會的主流政治漩渦，由“文小姐”逐漸成長為“武將軍”，思想上從自我意識逐漸向民族意識轉變，實現了從個性主義到集體主義徹底轉變。與此同時，女性本身個性化特征也逐漸喪失，其個性化表現只能在強烈的集體主義意識允許的範圍內展現，受到集體主義意識的制約，這壹現象發展至後來文革文學“革命樣板戲”中的女性形象已經完全喪失女性本色了。從莎菲、梅行素到林道靜，她們都是伴隨著反抗，在充斥著鬥爭的社會環境中成長，逐漸從弱者變成強者，當女性成為政治革命鬥士的時候，她們已經幾近於鬥爭的符號。這種不具備女性特征的女性，大概可以用“異化”來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