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是孔子，戰國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是墨子。
墨子姓墨名翟，魯國人。相傳墨翟早年曾接受儒學教育，後來由於反對儒家的繁瑣禮儀和政治主張，創立了墨家學派。墨翟雖然出身於下級貴族，卻是小生產者利益的思想代表。他說：“民有三息”，即“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墨翟認為，要做出對勞動者有益的貢獻，就必須進行政治活動。他所開創的墨家學派，是壹個組織嚴密的帶有宗教色彩的禁欲主義團體。其成員稱為“墨者”，多是來自從事生產勞動的社會下層。他們過著極其刻苦樸素的生活，也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和國家的保衛戰爭。墨子還推薦他墨子講學的子弟出去做官和從軍，如果有人做官後背棄墨家的主張，就要被召回。墨子的門徒也尚武，《淮南子》中說：“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墨子死後，這個團體的領導者被稱為“巨子”，巨子是由前壹代的巨子指定的。《墨子》壹書是墨翟的弟子們根據其言論記錄成的，現存五十三篇，基本上是研究墨子思想的可靠材料。
墨子和孔子同國籍，墨子的降生略和孔子的逝世銜接。在戰國時代及漢初，孔墨是被並稱的兩位大師，均以德智的崇高和信徒的廣眾為社會所敬仰。儒家和墨家都是當時的顯學。但是就思想和行為方式而論，儒墨兩家卻是針鋒相對的。孔子是傳統制度的擁護者，而墨子是新社會秩序的追求者；孔子食不厭精，不辭養尊處優，而墨子則是惡衣粗食、身體力行的苦行者；孔子輕視勞動，視勞動者為小人，而墨子當過工匠，自稱賤人；孔子是造詣很深的音樂家，而墨子視音樂為應當禁絕的奢侈；孔子遠鬼神，而墨子則相信鬼神統制著人事；儒家是理想主義，把理想的社會秩序定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想的人生目標是“止於至善”，墨家是實行主義，墨子本人主張節用，也主張廢樂，壹生吃苦修行，努力行義。曾有壹個朋友勸他道：“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義氣的事，妳何苦這樣盡力去做呢？我勸妳別做了。”墨子說：“譬如壹個人有十個兒子，九個兒子好吃懶做，只有壹個兒子盡力耕田，吃飯的人那麽多，耕田的人那麽少，那壹個耕田的兒子更應該努力耕田才好。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義氣的事，妳正應該勸我多做些才好，怎麽勸我罷手呢？”這是何等的人格！何等的實幹精神！
墨子是註重實幹和行動的思想家，“擇務而從事”的實行主義是墨子思想的根本觀念。墨子作為墨家學派的創始人，為墨家建立了很多基於這種觀念的信條。
第壹，天誌。所謂“天誌”就是天的意誌。墨家思想以“天誌”為本。墨子說：“我天有誌，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這就是說，天下所有人的思想、言行、政治、刑罰，是善或不善，都必須以墨子的“天誌”為是非。那麽這種天的“誌”是什麽呢？用墨子的話說就是。“天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實際上這種“天誌”是墨家衡量人日常言行的準則，是任何人都不得例外的最高裁判者，人們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它的裁決。因為“天誌”能愛人憎人，能賞善罰暴，“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墨子的“天誌”與儒家的天命思想不同。儒家主張“畏天命”，強調“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這是在承認天有意誌的前提下的天命論，意在肯定傳統的價值和維護既得者的利益。而墨子認為，富與貧、貴與賤、壽與天，都非命所決定，而取決於人是否能順天命，從而肯定了人的主觀努力的作用。
第二，兼愛與非攻。天的意誌就是要人“兼愛”。墨子看到當時各國征戰的慘禍，心中不忍，他作為壹個熱心救世的人，認為要想從根本上消除戰爭，就必須使人人“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這就是墨子的“兼愛”論。他說：“諸侯相愛，則不野戰……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調和；天下之人皆相愛，則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墨子的“兼愛”論，在階級社會完全是天真的幻想。壹向主張實幹的墨子是不會忱於幻想之中的，於是提出了“非攻”的主張。墨子認為，不愛是天下壹切罪惡的根本，而天下最大的罪惡是侵略戰爭。墨子說：“利便是義”。義是利的美名，利是義的實用。侵略戰爭所以是“不義”，是因為“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這是說，發動戰爭不僅本國要消耗很多資源，死很多士卒，無論是對方還是己方，都有不可估量的損失，所以戰爭是最大的“不利”。因為不利，所以不義。墨子說的“利”不是自私自利的“利”，而是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是“兼愛”的真義，也是“非攻”的本意。
第三，節葬短喪和“非樂”節用。墨子痛恨儒家雖不信鬼神。但卻在死人身上做出許多繁文縟節。他對於鬼神，只註重精神上的信仰，不註重形式上的禮節。他認為儒家的厚葬久喪必然會造成國家的貧困、人口的減少和政治混亂。墨子是個極端的實用主義者，認為“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對壹切日常生活和消費，都要“去無用之費”。於是提出了“非樂”論。墨子所謂的“樂”，是廣義的“樂”，包括壹切美術、音樂、建築、烹調等等，他認為這些都是奢侈品，既浪費錢財，又不能解決百姓的貧苦，於國家不利，所以都應該廢除掉。
第四，“尚賢”與“尚同”。墨子的時代，貴族政治還未曾消失，那些出身於社會下層的人才，很難走上政治舞臺。國家權力掌握在貴族手裏，就連儒家論政，也主張“貴貴”、“親親”。墨子主張“尚賢”，他說：“官無常貴，民無常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所以他認為，政治要做到“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尚賢”並不是墨子的最後目的。“尚賢”是為了“尚同”。墨子認為，“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如果社會沒有統壹的是非標準，人們都以自己的是非為是非，必然會出現“相非”、“相惡”的混亂現象。因此墨子主張“尚同”，“壹同天下之義”，“壹同其國之義”，即全社會要服從最高的壹個思想和壹個意誌，“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那麽以什麽作為“尚同”的標準呢？墨子說：“以尚同於天”，也就是說，以“天誌”作為“尚同”的總標準。
墨子的思想以“天誌”為起點，以“尚同”為歸結。“尚同”反映了當時人們希望出現壹個統壹、安定的政治局面的願望。但是墨子卻幻想以“同”滅“異”，消“異”於“同”，最終必將導致極端的專制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