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東西方思維模式的差異?侯玉波入世給中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些挑戰不僅來自經濟和技術領域,更重要的是,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加快,我們的文化也在發生深刻的變化。20世紀中國發展的經驗告訴我們,固守傳統、全盤西化將給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因此,深入研究東西方文化差異,了解文化影響的機制,是心理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在這些研究中,對東西方思維方式的研究為我們理解文化影響提供了壹個全新的途徑。壹、思維方式研究的心理學背景20世紀60年代開始。以韋伯、徐為代表的壹批關註中西差異的文化學者開始強調社會因素和文化因素在人格形成和發展中的作用,認為壹個國家的文化和歷史傳統決定了其國民性。在他們看來,中國的傳統文化強調和諧,而西方文化強調沖突和進取,所以中國人的人格取向是中庸的,註重人際關系的處理;西方人的性格有進取心,註重追求個人成就。韋伯等人的觀點啟發了著名的文化心理學家特裏安迪斯,他提出了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的概念,指出東方文化是壹種集體主義文化,強調內部群體的和諧,註重內部群體的目標,強調群體的規範和責任;西方文化是個人主義文化,強調個人需求和價值,註重個人尊嚴和自我發展。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關於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爭論壹直吸引著文化心理學家的註意。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人們才發現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概念還停留在淺層次來分析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及其影響。要想了解東西方的文化差異及其影響,就必須從人們的內在假設來分析,而思維方式作為人們處理信息、理解社會事物時的壹種元認知特征,就是這樣壹種內在假設。文化心理學把思維方式作為理解文化差異的固有假設,這與他們對主流心理學的反思有關。自18世紀以來,西方哲學心理學家,如洛克、休謨等,壹直將人類的認知過程,包括分類、學習、推理和歸因,視為不受文化影響的事物。這種思想對整個科學界影響很大,比如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大腦認知過程模擬。在心理學領域,皮亞傑對認知發展的討論,海德的歸因理論,費斯汀格對認知失調的討論,從來沒有考慮過文化對這些過程的影響。這種情況直到90年代才有所改變,這與心理學家對思維方式、思維與認知關系的研究密切相關。許多從事文化研究的心理學家發現,東西方行為和認知的差異與其思維方式密不可分,而東西方思維的差異又深刻地反映了文化和認識論的差異,所以思維的差異實際上是文化長期作用的結果和表現。二、東西方思維方式的對立:辯證思維與邏輯思維東西方思維方式的對立主要體現在辯證思維與邏輯思維的對立上:學者往往用辯證思維來描述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用邏輯思維或分析思維來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歐美人的思維方式。在他們看來,中國人的辯證思維包含三個原則:變化論、矛盾論和中和論。變易論基於世界的多變性,認為世界總是在變化的,不存在永恒的對錯;矛盾論認為,任何事物都是由對立物組成的矛盾統壹體。沒有矛盾就沒有事物本身,而中和論則體現在中庸之中,認為任何事物都有適度的合理性。對於中國人來說,“中庸”經過幾千年的歷史積澱,甚至內化為中國人的性格特征。。魯迅先生曾這樣評價:“中國人的性格總是喜歡調和與妥協。比如妳說這個房間太暗了,妳壹定要在這裏開壹扇窗,大家壹定不允許。但如果妳主張拆掉房子的屋頂,他們就會來和解,願意開窗。沒有激烈的意見,對於和平改革總是不可行的。”儒家學說中的“天人合壹”和道家學說中的陰陽學說就是這種辯證觀的集中體現。其中,“天人合壹”是中國人追求和諧的思想基礎。壹方面體現了中國人的世界觀(指壹個民族對世界的看法和設想,包括宇宙的構成、宇宙的控制力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等。).中國人相信宇宙的關聯性和有機性,認為宇宙是由存在於其中的所有物質組成的平衡體,其存在和運行不是超自然權威的結果(而西方社會相信這樣的力量,如上帝的安排);另壹方面與中國人處理人際關系和沖突有關,中國人認為和諧是壹種美。正如宗白華在《美學行走》中所認為的:“這種和諧是宇宙之美,是生命之美的基礎。而達到這種美的方式,在亞裏士多德看來,就是“把握中間”和“中庸”。但是,中庸並不庸俗和壹流,也不是曖昧和猶豫的妥協。這是壹種不偏不倚的毅力和全面的意誌...達到個人和諧。所以中庸是善的頂峰,而不是善惡的中間。”與中國人的辯證思維不同,西方人的思維是壹種邏輯思維。這種思想強調世界的統壹性、不矛盾性和中立性。同壹性認為事物的本質不會改變,壹個事物永遠是它自己;壹個命題不能同時是對或錯的非矛盾信念;排他性中立強調壹件事不是對就是錯,不存在中立。西方人的思維方式也叫分析型思維。他們不像中國人那樣追求妥協與和諧,而是喜歡把事物從壹個整體中分離出來,對其本質特征進行邏輯分析。正是由於思維方式的不同,在某些情況下,東方人和西方人犯下的基本歸因偏差正好相反:在對他人的行為進行歸因時,美國人強調個人的作用,而在同樣的情況下,中國人強調環境和他人的作用。例如,心理學家彭凱平等人研究了美國人和中國人對兩起謀殺案的歸因,發現中國人傾向於將事件歸因於周圍環境,而美國人則認為兇手本人的特征導致了謀殺的結果。西方人的邏輯思維還體現在他們對人性和人格發展的理論思考上,埃裏克森的自我同壹性概念就是這種思維的體現。在埃裏克森看來,當個體經歷了青春期的劇變後,會在人格上形成穩定的自我概念。只有在這個階段,人格的發展才算成熟。從這個理論可以看出,西方人更註重人格的穩定性,因為只有通過穩定性才能對他人的行為做出合理的預測。相反,中國人強調可變性,認為只有通過改變才能更好地適應環境。這種差異也體現在東西方的文學觀念上。比如荷馬史詩《奧德賽》中,主人公奧德修斯善變,而中國四大古典小說之壹的《西遊記》中,主人公孫悟空也因為善變而大受歡迎。幸運的是,我們在這壹領域的研究在壹定程度上支持了上述關於東西方思維差異的假設。通過對500多個中國人思維方式測評結果的因子分析,發現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可以從五個維度來衡量:①可變性:世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沒有什麽是壹成不變的;②矛盾:世界不是精確清晰的,而是充滿矛盾的統壹體;③妥協:中國人偏愛中庸,不喜歡極端的東西;④連接性:世界是普遍連接的,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脫離其他事物而獨立存在;⑤和諧:客觀事物只有和其他事物放在壹起才有意義。至於西方人思維方式的維度,我們正在和國外的合作夥伴做探索性的研究,但是也有很多實證研究符合上述分析,從不同方面反映了西方人思維的特點。三、東西方思維方式差異的原因很多研究證明,東西方思維方式存在巨大差異。這種差異的來源是什麽?在這裏,我們可以向美國著名文化心理學家尼斯貝特學習。在他看來,東西方文化的發展各有軌跡:西方文明以古希臘傳統為基礎,亞裏士多德的邏輯和分析性思維是其思維方式上的特點,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則是以深受儒道思想影響的東方傳統為基礎,辯證和整體思維是其思維方式上的主要特點。他從古希臘和中國古代的社會實踐取向入手,系統闡述了東西方思維的起源和特點。首先,從社會背景來看,古希臘社會強調個體特征和自由,是壹個以個人主義為主導的社會;而中國古代則強調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以集體主義為特征。這種不同的側重點決定了相應的哲學信仰,導致對科學和哲學問題的不同回答,包括:連續性和不連續性;場和對象;與分類和規則的關系和相似性;辯證法和邏輯學等。其次,從社會認知系統來看,東西方不同的哲學和認識論在社會歷史背景下構建了不同的心理學理論。中國人生活中復雜的社會關系使中國人不得不關註外部世界,因此中國人的自我結構是依附性的;相反,西方人生活在簡單的社會關系中,因此他們更容易關註自己的對象和自己的目標。在這個社會認知系統中,社會組織對認知過程有著直接的影響,辯證和邏輯思維是這個認知過程的特點。更重要的是,這個特征壹直保持著,對人的心理和行為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中國人的認知是以情境為中心的,而美國人是以個體為中心的;中國人以被動的態度看待世界,而美國人以主動的態度征服世界。最後,從生態背景來看,中國文化是以農業社會為基礎的,這是壹個復雜的等級社會,強調等級與和諧;與中國文明形成鮮明對比的希臘文明並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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