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三要素:人物形象、情節和環境描寫。人物形象(人物形象的核心是人物的思想性格,人物形象的描寫方法有:肖像描寫、語言描寫、動作描寫、心理描寫、表情描寫。人物描寫的角度包括正面描寫和側面描寫。故事情節(故事情節是指作品所描述的事件發展演變的全過程,故事情節的結構:(序幕)-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尾聲))環境描寫(環境描寫是指對人物活動的環境和事情發生的背景的描寫。環境描寫分為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自然環境描寫是指對人們活動的時間、地點、季節、氣候、花鳥蟲魚的描寫。社會環境的描寫是指對人們活動的特定背景、場所、氛圍和人際關系的描寫。影響小說發展的因素有很多。總結起來,無非就是小說的內因和外因。小說內部因素主要指小說文體和小說類型。小說文體不同於詩歌、散文、戲曲。在敘事層面和史傳很接近,但風格還是不壹樣的。白話小說的文體自宋元以來形成了壹個相對穩定的體系,這就要求小說家在創作時要符合它的各種規則。劉勰的《文心雕龍》講“立風氣”,曹丕的《典論雜文》講“玩雅、寫理、銘實、詩美”,都強調不同的風格和表達方式。清代小說繼承了明代,在風格上是在前壹代敘事經驗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小說文體是相對於其他文學門類而言的,小說文體內部也有不同的類型。這裏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作為文學範疇的“類型”並不僅僅是以題材來劃分的。當我們說“講歷史”、“鬼神”、“人情”時,很容易誤解為只是題材的不同;主題是壹個重要因素,但還包括體裁(長短篇)、主題和敘事風格。比如宋代流行的言情小說和《嶽傳》都是關於嶽飛抗金的,但前者是“講故事”,後者是“英雄傳奇”。體裁是由小說創作傳統形成的壹種文學規範。壹個小說家在創作時不能不受到它的影響,沒有人能完全擺脫寫作傳統固有的慣性張力。因此,他的作品是其作品所屬體裁的最新成果,或者說是傳統體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變異。變異可能會成為壹種新的流派,但它仍然包含著舊流派的基因。影響小說發展的外部因素是指小說創作的環境因素,如政治、經濟、宗教、倫理以及說唱、戲曲等其他文學門類。有很多作品專門論述外部環境因素對小說創作的影響,這裏似乎沒有必要多談。但我想強調的是,在封建文化專制森嚴的時代,政治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晚明政治時事小說非常活躍。進入清代後,這壹體裁仍有強大的生命力,但其題材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定歌成為明清時期的主要題材。隨著“文學監獄”網絡的收緊,這種類型很快就消失了。即使是寫關於世界和家庭生活的作品,也要盡量模糊故事的背景,避免有嘲諷現實的嫌疑。乾隆年間,《聊齋誌異》部分作品被翻譯成白話文,將清初原著背景改為前朝。所有小說的內因和外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更不可能孤立地確定小說的面貌。所有這些因素都應該聚集在小說創作的主體,也就是小說家身上。小說家作為社會的壹個具體成員,必然是在特定的時代,在當時社會結構中的某個階級、某個家庭、某個家族中誕生的。他的社會地位、經歷和教育,壹定會影響他的社會地位、生活態度、審美觀念、藝術創造力,這些對他的作品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可以說小說家對於小說發展史是決定性的。歷史是由壹系列具有復雜關系和時間連續性的事件組成的,但決定歷史發展的是人類的活動。作為整個歷史的壹個側面,小說史也不例外。從事小說創作的人的綜合素質決定了小說的質量,壹個時代創作群體的整體素質自然決定了這個時代的小說面貌。中國白話小說的最初形態可見於《敦煌石室集》中的白話小說文本。那些作品寫於唐末五代或者北宋初期,可見白話小說很早就出現了。但是從北宋到南宋再到元代,白話小說長期處於簡單的狀態,在藝術上沒有太大的進步,這是為什麽呢?原因當然很多,但其中壹個決定性因素就是白話小說的作者。在從宋到元的漫長歷史時期中,參與白話小說創作的人,基本上都是“說”圈子裏的所謂“書社人才”,或者書店老板及其關系人。他們可能熟悉“說話”的藝術,但不擅長小說作為書面文學的敘事。他們的社會地位不高,文化素養遠不如從事詩歌創作的文人,只能錄制加工那些很受觀眾歡迎的“會說話”的節目。“說”是壹種口頭表演藝術,“說”的人在現場的生動表現和小說的敘述是完全不同的。“說”的表演可能很感人,但如果用文字記錄下來,可能讀起來就不堪。南宋和元代的“會說話”根據《東京夢中國》等文獻記載已經非常繁榮,在藝妓藝術上已經達到了相當成熟的階段。而元雜劇的藝術水平卻有很大的反差。癥結在於作者駕馭文字的功力太差,策劃文章的版面缺乏動力。這種狀態直到明代嘉靖以後才得到根本改變。導致這種變化的是小說創作群體文學素質的提高。要讓文人參與到通俗小說的創作和批評中來,首先要改變傳統上對通俗小說不屑壹顧的態度。王陽明心學推動了這壹歷史性的文化變革。王陽明有壹個著名的“親民”理論。他認為每個人都有良知,不管是聖人還是愚夫還是愚婦,不管是學者、農民、工人還是商人,都有很好的知識和很好的能力。“親民”就是天下人都可以“德”,所以要為大眾教書。既然教化是我們的職責,我們就必須采取外行人能接受的教育方式。用王陽明的話來說就是“先做個傻男人,傻女人,才能講課”。這樣,通俗小說就被選擇成了庸俗化的工具之壹。嘉靖以後,李贄、袁宏道、謝、馮夢龍、淩濛初等文人紛紛參與小說創作和批評,這是時代潮流使然。正是因為有了這樣壹批高水平文人的參與,通俗小說才產生了壹批褒雅貶俗的不朽之作,躍居到了詩歌和散文壟斷的傳統文壇。清朝嘉慶年間,大部分文人都被甘家的學識所吸引,小說家群體驟然萎縮。受時代潮流的影響,壹些作者把小說當成了炫耀知識的工具,小說從巔峰跌落到低谷。直到清末,壹批受到西方文化不同程度影響的革命家、改良派、職業編輯記者積極從事小說創作,小說才走出低谷,成為壹時的繁榮。從上述小說的歷史發展事實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社會文化環境、小說傳統等諸多因素都是通過小說創作主體發揮作用的,而小說家當然是決定小說創作面貌、風格、思想傾向和藝術水平的關鍵因素。因此,當我們描述小說的歷史時,作品的文本是分析和批評的主要對象,但小說家這壹創作主體的因素應在概念中處於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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