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朝更叠的過程中，歷代統治者為了鞏固政權和提高統治效力，都會把選舉和任用賢才作為重中之重。在中國的盛世期間，政治清明，社會安定，與政府和君主的開明統治息息相關，而統治效果之良好亦離不開王朝官僚系統的有效運轉。
九品中正制是始於漢魏、終於隋朝的歷時四百多年的人才選舉制度。然而與後來影響千年的“科舉制”相比，它難免會顯得黯然失色。但是對於其實施的背景、施行過程中的異化以及其影響的兩面性都是值得探究的，這對於理清中國歷史用人制度的演變與進化脈絡是不可或缺的壹環。
九品中正制的創立是為了適應時代變化
1、 東漢末年的戰亂導致察舉制難以繼續
察舉制和征辟制，是貫穿於漢朝整個歷史的用人制度。所謂察舉，是指地方官員在所屬轄區內隨時考察當地“素有美譽”的人才，並將其推薦給上級或中央，經過壹定的試驗考核期後給予其官職任命；而征辟制是指皇帝或地方官僚直接向當地有名望和才能的名士發起聘請，將其引入朝廷官僚系統，但不如察舉制廣泛。
然而，察舉制能夠正常運轉的前提是地方官員能夠做到“公私分明”，能夠真正按照察舉制的用人標準去向朝廷推薦人才，然而東漢末年動蕩的社會環境，使得這壹制度失去了發揮積極作用的客觀環境。
在這壹時期，戰火紛飛，政治動亂，中央政府的權威大大下降。古人有言：中央無權則天下分崩離析。這也意味著，為中央政府選舉人才服務的制度及官方人員的職能也會失靈。在此期間，州郡官員的腐敗肆虐，壹味攀附地方權貴，為其利益服務，在察舉和飛黃騰達的過程中更是為其提供旁門左道，察舉制已經在實質上走向衰亡。
另壹方面，社會動蕩尤其是黃巾起義後，導致百姓包括士人四處流亡，“衣冠士族，多離於本土，欲征源流，遂難委悉”。州郡內部的鄉、亭、裏等基層組織遭受破壞，給戶籍管理造成了極大困難，自然也會對地方官員對當地賢才的考察造成不便。
2、察舉制本身具有諸多限制和不足
察舉制在曹魏時期被廢除，還在於它的選舉標準。
西漢初年，漢武帝在董仲舒的建議下，在意識形態領域確立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指導思想，由此確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思想領域的變化自然也會滲透到政治制度層面，儒家倡導“以德治國”“為政以德”的統治思想。受其影響，察舉制正是以“德行”作為評判人才的根本標準。
然而，隨著東漢末年世風大變，政府內外的腐敗和賄賂的盛行。州郡官員壹手把持著察舉人才的大權而缺少監督，且中央政府內部的人員貪汙現象亦非常嚴重，因此察舉制公私分明的應有之義也走向淪喪。
王符在《潛夫論》也指出：“群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餮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名實不相副，求貢不相稱。”
可見察舉制的腐朽以及選舉官員和參選者的徇私舞弊已經成為了公開的秘密，這樣的選舉方式對於統治階層而言更是百害而無壹利。
3、魏國統治者對人才的急切需求
時至三國時期的大爭之世，社會風氣敗壞，士人“斯文掃地”，亂世梟雄四起，天下形成了“魏、蜀、吳”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而為了鞏固政權，三國的統治者在人才考察和選任上也不遺余力。
作為當時最強大的國家，曹魏更是直接打破了漢朝以來的人才選用標準。 在當前亂世之下，“德政仁政”已經不足以解決曹魏在鬥爭中立足生存這壹燃眉之急，曹操需要的是亂世豪傑，鐵腕強勢，號召力強，能夠在戰爭中作為智囊。
他打破了以所謂“孝廉”為主的僵化推舉標準，主張“唯才是舉”，無論是英雄還是梟雄，只要能夠輔助鞏固曹魏政權，曹操都來者不拒。
因此“以德用人”的察舉制也在歷史的大趨勢和統治者的政治需求下走向沒落。從曹魏演化而來的“九品中正制”登上了歷史舞臺。
長時間的發展扭曲了九品中正制的本意
九品中正制作為中國千年以來用人制度發展的重要壹環，卻在史學界因為其過分註重家世門第而被詬病。然而這壹結果其實是該制度隨著時代變遷而異化的結果，只有結合時代背景捋清其中的脈絡才能全面客觀地認識九品中正制。
1、 創立之初以才能高低為主要選拔標準
由上文所提，九品中正制起源於三國魏晉時期曹操爭奪天下收攬人才之需，其奉行的是“唯才是舉”的原則，“漢末喪亂 ,魏武始基, 軍中倉卒, 權立九品 ,蓋以論人才優劣, 非為世族高卑。”
此時的九品之制並不是用於區分門第高低，而是在人才品德等各個方面的綜合考量下對其進行門第的升降，並以此為依據量才授官。而“中正”的選拔也極為嚴格，且評定人才也須依據所規定的標準，也就是重視德才水平而不是門第高低。
所以在實施的初期與過去漸趨腐朽的察舉制相比，它更有助於恢復和重建混亂已久的選才秩序，並且對東漢末年以來的“鄉裏清議”傳統有所繼承，更有利於為鞏固曹魏政權添磚加瓦。所以這也不失為壹種美政。
此時的史書對其也不無溢美之詞。《晉書·衛傳》雲:“其始造也 , 鄉邑清議, 不拘爵位, 褒貶所加,足為勸勵 , 猶有鄉論余風。”《石季龍載記》更是稱其為“縉紳之清津，人倫之明鏡。”
2、 逐漸轉向只對家世門第的看重
“九品中正制”的異化開始於西晉時期。至於其原因還要結合其歷史背景。
西晉立國並能取得合法性，離不開門閥士族對於司馬政權在物質乃至道義上的支持。為了將政權合法性的根基進壹步築牢，則勢必要對政權的支持者們給予優待和安撫，其中就包括為其加官晉爵提供便利。
西晉時期選才標準悄然發生了變化，由德才向門第過渡，從根本上改變了九品中正制的性質。統治者對此情況雖然了解但也是緘口不言。曾有諸多大臣上表抨擊該制度“考之薄世，然後授任”的不公正現象，請求皇帝對此進行幹涉，重新恢復最初“不拘爵位”風清氣正的選舉秩序。
皇帝對此已心知肚明，然而卻並沒有將大臣的奏表落到實處。因為這些舉措將直接威脅門閥士族的利益，進而危及西晉政權的立國根基。在統治者的放縱和默許之下，重門第，輕德才的格局已經初步形成。
3、 最後成為門閥氏族實行壟斷的工具
異化之下的九品中正制到了南北朝時期，已經持續了數十年，而以門第為選才標準似乎已經取得了社會輿論的***識，階級固化也在此情況下進壹步加劇，其中的標誌就是“士庶之辨”的盛行。
南北朝時期，門閥士族的勢力已然成型並牢牢把控著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各方面，主導著整個社會的話語權，在入仕上也是如此。
按照門第高低來決定誰可以進入朝廷任職，對於他們而言只是例行公事罷了，不必再糾結自己是否有能力勝任。就這樣，在人才選任上的壟斷，使他們牢牢把控著社會階層金字塔的頂端並世代延續。
而反觀庶民，卻因為自己出身卑微且人脈狹窄而懷才不遇，只能永遠甘居人下人的卑微角色。左思在《詠史》中這樣寫到：“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 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中，用“洞底松”和“山上苗”分別對名門和寒門子弟作比喻，反映了階層板結在此期間已經成型，而這又導致了思維固化，從而進壹步阻滯了社會流動性。
九品中正制仍然在歷史中發揮了壹定作用
1、有效鞏固了新生的曹魏政權
九品中正制起源於大爭之世，曹魏為招攬天下人才而設立，其初期的選拔標準相當嚴格和規範。“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 ，非為世族高卑。”
以“德才兼備”作為人才的選拔標準無疑是符合現實情況和歷史潮流的。因此它選拔了大批人才進入曹魏統治集團，為曹魏政權的鞏固和強盛做出了重要貢獻。
此外，士人在察舉制歷經數十年的癱瘓之後終於有了入仕的途徑，這對於拉攏和安撫國內的知識分子，緩和社會矛盾，擴大政權的社會基礎也意義重大。
2、建立起了壹個行之有效政治體系
九品中正制對於人才選拔的制度化也作出了重要貢獻。這壹制度的實質其實是壹個人才評價體系，將人才根據其品德才能分為三六九等，有利於中央和地方政府酌情授官。封建官僚系統的正常運行離不開高素質的官僚，而九品中正制在前期就為曹魏管理系統引進了源源不斷的人才。
此外，這壹舉措對於完善中央集權制度也具有重要意義。它沈重打擊了州郡長官自辟僚屬和任人唯親的行為，將人事任免權進壹步收歸中央，從而完善了中央政治體系。
3、壹定程度上推動了人們的思想道德建設
在該制度體系之下，中正官擔負著評議士人的作用，這些評議將會作為士人入仕以及晉升的依據。
值得壹提的是，早在東漢末年，中國民間就興起了鄉間評議之風，即邀請鄉間德高望重的的名士參與對士人的品評，這些評議活動往往會引起朝廷人員的關註乃至參與，並從此次評議中選出符合朝廷心意的士人進入朝廷考核。
而在九品中正制設立後，品評士人的職能漸漸從民間轉移至官方，而所謂的“中正”就起著與過去民間評議之士類似的作用，且評議過程更趨於制度化和規範化，更有著對朝廷內部所有官員的評議資格。
民間士人會加強自己的思想文化修養以求得被中正品評良好和順利入仕的資格，而官方人員也在中正官監督的壓力之下和出於官職晉升的目的，也不斷加強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質。
總而言之，九品中正制在創立之初就對應著富強國家、鞏固政權的政治目的，因此在九品中正制實施的早期曾經起到過彌補察舉制弊端，恢復選材秩序，為有學識有道德有抱負的士人提供了入仕的機會，對於移風易俗也有著積極意義。
不過隨著時代背景和政治生態的變化，這壹制度也開始出現異化，慢慢地成為門閥士族壟斷政權、謀求政治特權的工具，這壹制度也開始變得狹隘化和排他化。因此在最後科舉制取代九品中正制，也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