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經濟因素。生育率下降是宏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微觀個體經濟負擔綜合作用的結果。國外大量研究表明，經濟波動導致的收入不穩定和失業率上升、沈重的住房負擔和養育子女的經濟成本是導致世界各國陷入低生育率困境的直接原因。中國也不例外，尤其是撫養孩子的直接經濟負擔和難以承受的住房成本成為中國生育率低的重要原因。
其次，社會因素。除了經濟因素，社會因素也是中國生育率持續下降的關鍵原因，包括性別規範、人力資本提升、人口流動和城市化。社會和家庭層面的性別不平等是中國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在家庭層面，女性不僅是生育的主體，也是孩子照顧責任的主要承擔者。這種傳統的家庭內部性別角色的不平等分工，會導致家庭與工作的沖突，增加生育成本和育兒的機會成本。教育水平作為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壹直是國內外學術界關註的焦點。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大，國民素質大幅提高，人力資本水平發生了顯著變化。高等教育規模擴大的直接影響是受教育年限的延長，這反過來推遲了年輕人的初婚和早育。更重要的是，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會讓年輕人更有可能合理規劃職業生涯，有更高的職業目標和收入預期。即使完成學業，這個群體也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實現職業目標，而在此之前，他們幾乎不會考慮成家。所以，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晚婚晚育。大規模、常態的人口流動對流動人口婚育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初婚推遲、子女數量減少。壹方面，頻繁流動會增加流動人口的流動成本，直接幹預婚育行為；另壹方面，大規模的城鄉流動將改變農村地區傳統的婚育習慣。
第三，家庭代際支持。家庭是實施生計行為的重要領域。作為生育支持的重要來源，來自長輩的代際家庭支持可以為生育主體分擔壹部分照顧責任，特別是當夫妻雙方都是雙職工家庭時，獲得長輩的代際支持尤為重要。最後，制度因素。以醫療衛生、婦幼保健和兒童保育服務為重點的公共服務支持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是家庭做出生育決策的重要考慮因素。公共服務的可及性將對家庭生育意願和決策產生重大影響，尤其是對農村流動人口，他們可能會因為缺乏保障措施而選擇推遲生育。
此外，還包括文化規範。除了外部社會經濟結構因素的變化，生育政策背後蘊含的生育文化和價值規範也是導致中國陷入低生育陷阱的重要因素。壹方面，在20世紀80年代嚴格限制性生育政策的影響下，制度規範的影響擠壓了個體的價值規範和傳統生育觀念，其直接後果是生育行為成為了壹種“非自願的選擇”。在長期的制度約束下，“多子多福”、“傳宗接代”的傳統生育觀念逐漸弱化，家庭或個人逐漸傾向於少生、獨生子女甚至不生，從而在全社會形成。另壹方面，居高不下的生育成本在全國蔓延，尤其是2010以來，不斷上漲的住房壓力、撫養孩子的成本以及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壓力，加劇了家庭對未來的擔憂。
因此，影響社會生育水平的因素很多，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結果。但是，我們的措施和手段往往發揮的作用非常有限。就像前幾年放開二孩和三孩政策壹樣，政策放開對生育率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所以，前述“專家”提出的觀點被廣大網友吐槽是很正常的。也希望專家在給出意見的同時，尊重壹點常識，不要無底線的挑戰人的智商。
穩定生育率其實很簡單。大多數國家都經歷過生育率“陷阱”，即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社會生育率往往處於較低水平。然而，也有壹些例外。比如北歐壹些發達國家，完善的社會保障、教育、育兒制度和生育津貼，實現了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為的高度壹致，這是穩定和提高社會生育率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