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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讓中國風走向世界?

中國音樂和西方音樂的發展並不同步。中國從未經歷過西方的工業時代或文藝復興,所以中國的音樂壹直完整地保持著農業時代的原始形態。這恰恰是我們這壹代中國作曲家相對於同時代的西方作曲家的獨特優勢——我們有廣闊而豐富的未開墾的土地。因此,以前的作曲家幾乎無壹例外都非常重視對中國民族音樂的探索和研究,盡管他們的方法和手段大相徑庭。蕭、、等前輩曾主張用民歌創作外國器樂形式。這就是小尤美先生所說的“從舊音樂和民間音樂中搜集素材,作為創造新的民族音樂的基礎”的意思。20世紀40年代,何綠汀根據壹首蒙古族民歌改編了同名管弦樂,凱爾根據壹組陜北民歌創作了陜北組曲,冼星海根據五首中國民歌完成了蘇聯管弦樂狂想曲《中國》。與此同時,其他從歐洲和日本歸來的作曲家,如馬思聰、丁善德、、鄭智聲、江等,也在創作實踐中探索了民間旋律與西方作曲技法的結合。馬思聰的《鄉愁歌》直接引用了內蒙古民歌《墻上的快樂賽跑》,他的回旋曲主題是另壹首內蒙古民歌《壹陣風吹來妳走的那壹天》。江的《省臺舞》不僅在和聲上,而且在節奏組織和管弦樂配器上都是壹次有益的嘗試。這些探索為後來中國民族交響樂的發展提供了直接的經驗。

交響音樂(這裏指交響樂團演奏的各種形式和流派的器樂)是伴隨著歐洲工業革命的產生和發展而來的現代西方文明的精華。經過歷代藝術家的偉大創作,成為西方音樂中最具表現力和適應性的音樂藝術形式。在與世界各民族獨特的傳統音樂融合的過程中,產生了大量風格各異、反映不同民族社會生活和心理素質的交響音樂作品,成為各民族音樂文化的組成部分。而歐洲的專業音樂,包括交響音樂,都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和特定的地理版圖上產生的人類音樂文化的壹部分,不可能涵蓋不同地區和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形成的極其豐富的音樂遺產。歐洲職業音樂起源於西方宗教音樂,以嚴格的節拍記譜法和統壹的和聲理論為基礎。壹方面擴大了多聲部音樂的張力,完善了音樂的邏輯結構,另壹方面制約了旋律、音色、節奏的發展和音樂的個性表達。在這些方面,我們中國的傳統音樂有著西方專業音樂無法比擬的獨特魅力和豐富積澱。這些未被現代文明異化的燦爛音樂遺產,古老而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向我們展示了壹個無比廣闊的藝術創作世界。“中國風”的宗旨是以交響音樂這種開放的藝術形式為橋梁,連接東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的空間差異,以此為橋梁連接古今中外的審美需求,使中國傳統音樂開啟與世界文化和現實生活隔絕的封閉狀態,從而在去粗取精、消化、交融、代謝的過程中獲得新生,實現開放發展。

“中國風音樂”的概念真正提出是在1980。

在1980年的全國交響音樂獎評選中,王希林的《雲南》、劉敦南的《山林鋼琴協奏曲》、李的《雲嶺小品》等幾部主要獲獎作品都是雲南少數民族題材。當然,這些作品都是1980年以前創作的。雲南確實有豐富的民族和民歌,而且不發達,所以全國各地的作曲家都去那裏采風。馬思聰根據上世紀50年代壹位雲南人寄給他的幾首少數民族民歌創作的管弦樂組曲《森林之歌》,對後世影響很大。確實是壹組很精彩的音樂和畫面,引人入勝。但我覺得中國其他地方的民歌也不遜色,漢族民歌也有自己悠久的傳統,只是我們總覺得司空見慣,不足為奇,反而被忽視了。

外國音樂史上也有類似的情況。壹些歐洲作曲家對西班牙語國家,包括壹些南美國家獨特的民間音樂感興趣,並根據這些地區的民間音樂創作了壹些作品,如格林卡的《馬德裏之夜》,拉威爾的《西班牙狂想曲》,裏姆斯基·科薩科夫的《西班牙隨想曲》。後來西班牙語作曲家進入樂壇,如德伊-法雅、阿爾貝尼、格拉納多斯、巴西的維拉-羅伯斯、墨西哥的查韋斯等。他們以純粹的魅力創造了西班牙和南美洲拉丁民族的專業音樂,使其他民族的作曲家在這方面落後了。西亞音樂也是如此。19世紀末,俄羅斯作曲家曾經蜂擁而至,觀看讓他們感到神奇的東方音樂——其實就是西亞阿拉伯風格的音樂。裏姆斯基·科薩科夫、鮑羅丁、莫索爾斯基、蓋伊,甚至柴科夫斯基和拉赫瑪尼諾夫都寫過類似風格的音樂。後來,外高加索地區的三個前蘇聯共和國成長起來了壹批傑出的作曲家,如亞美尼亞的哈恰圖良、阿魯丘尼安和巴巴紮尼安,格魯吉亞的塔克塔卡什維利和欽察澤,阿塞拜疆的阿米羅夫和卡拉耶夫。其中,哈恰圖良以其獨特的西亞魅力和華麗的管弦樂技巧,在世界樂壇上獨樹壹幟,成為具有西亞風格的專業音樂先驅流派的集大成者。其他地區的作曲家,如果沒有特殊需要,也不必光顧自己民族的這片領地。

“壹首農民歌曲是壹個完美的藝術典範”

關於民族傳統音樂的藝術價值,許多大師都有極其精辟的論述。引用兩句話:壹、郭沫若名言“風的價值高於雅,雅高於贊”。另壹句話是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說的:“壹首農民歌曲是壹個完美的藝術典範,堪比巴赫的賦格或莫紮特的奏鳴曲樂章。”巴托克充分肯定了這裏民歌的藝術價值。

“中國式”計劃的實施始於上世紀90年代初。

此時,隨著全球政治兩極體系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隨著亞洲經濟的崛起和中國的改革開放,東西方物質文明的差異急劇縮小。與此同時,由高生產力形成的西方文化的世界中心地位受到了隨著經濟發展而復興的東方文化的猛烈沖擊。中國古老的精神文明正以浴火之勢浴火重生,醞釀著下個世紀的蓬勃發展。

此時,中西文化交流不僅僅是單向的從西方吸收,中國需要世界文化,世界也需要中國文化和“中國為外之物”。

但是,這個時候我們發現,西方對中國文化的尊重和了解,遠不如我們對西方文化的尊重和了解。即使在號稱“世界民族大熔爐”的美國,我看到的事實是,中國傳統音樂的比重甚至低於日本、非洲、印度和南太平洋,更不用說音樂會、廣播電視了。

同時我們也發現,雖然我們的交響音樂創作已經從最簡單的結構模式步入了最復雜的序列體系,但是我們並沒有將我們中國本土音樂的精髓通過藝術音樂的形式系統地介紹給今天的世界。壹方面是由於歷史上戰爭、政治運動和各種思潮的影響而延遲。壹方面,在此之前我們自身的思想藝術條件還不成熟。

中國風在國際樂壇的快速到來,隨著東方文明的復興已經成為現實。然而,我們豐富的傳統音樂遺產卻遠未得到世界的認可。這首先需要我們的專業作曲家正視這個現實,用自己的創作向世界展示我們中國傳統音樂的獨特魅力。而且我們現在也沒有完全理解這項工作的意義。

世界文化史上的任何壹場文藝復興運動,都是建立在不同民族、不同形式、不同風格的藝術相互融合的基礎上的,為了重構自己民族的新音樂文化,整整壹個世紀以來,中國的藝術家們都在探索洋為中用之路。本世紀,是我們沿著使中國為外國服務的回程走向世界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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