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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至1987年中國都有哪些方面的變化

(壹)古代:農史研究的濫觴

中華民族是壹個歷史悠久並具有很強的歷史感的民族。中國農業有上萬年歷史,對農業歷史的記述也可以追溯到久遠的古代。古史傳說中的“神農氏”、“烈山氏”,就是農業起源和確立的時代的擬人化;《詩經·大雅·生民》也敘述了周族先祖棄從事農作(即所謂“後稷教稼”)的神話化了的歷史。中國古代對農業歷史的記述和對農史事物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壹、在中國古代卷帙浩繁的農書中,從《齊民要術》開始,形成了重視對歷史資料的收集和前代農書的征引的傳統,大型的綜合性農書,在論述某專題時,往往先羅列前代農書的資料,再介紹當代的新成果;有的農書,歷史資料的匯集甚至成了它的主要內容。如《農政全書》對歷史資料的征引就頗具規模,而《授時通考》簡直是按壹定體系編輯的農業生產和農業科技歷史資料匯編。類書中也往往包含了農史資料匯編,最可觀的是陳夢雷主編《古今圖書集成》中的有關部分。二、歷代不少經學家曾經對古代經籍中記載的農史名物進行考釋,如三國陸璣的《毛詩草木蟲魚疏》,晉郭璞的《爾雅註》,清程瑤田的《溝洫疆理小記》、《九谷考》和劉寶楠的《釋谷》等。三、中國古代有以“食貨”系列形式[2]出現的關於經濟史的系統記述,其中土地制度、農業生產的內容占了很重要地位。不過,食貨系列中所涉農史只是經濟史記述中的壹部分(盡管是其重要的部分),而不是獨立的農業史記述。農書和類書中的資料匯集和那些零散、不成系統的農史事物考釋文字,誠然為以後的農史研究提供了壹定的基礎,但還不能稱之為農史學,而只是它的濫觴。

(二)19世紀末—1949:農史學科的萌芽

我國科學意義上的農史研究,即以近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為指導進行的農史研究,醞釀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20世紀二三十年代才真正出現。自此至新中國成立前,農史研究仍是自發的、分散的、初步的,農史研究作為壹個學科仍然處於萌芽時期。

農史研究的出現既與近代農學的形成和發展有關,也和近代史學、尤其是經濟史學的形成發展有關。

中國近代農學是引進的,而不是從傳統農學自然發展起來的。鴉片戰爭以後,尤其是甲午戰爭失敗,洋務運動破產,中國絲、茶等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受到激烈的競爭和沖擊,朝野許多人士痛感改革和振興農業的必要,紛紛介紹和引進西方的農業科學技術和工具設施,逐步建立起中國的近代農學。這就產生了壹個如何把引進的西方農學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如何正確總結和繼承中國傳統農業遺產的問題。在引進西方農學方面做出突出成績的羅振玉,曾研習《齊民要術》、《農政全書》、《授時通考》等古農書,捜訪有關農書古籍,探尋中國經驗農學和西方實驗農學相通之處。清末民初學者高潤生,為防止引進西方農學時削足適履之弊,提出壹個全面整理和繼承古代農業遺產的方案,他采用的仍然是“以經義說農事,以農事證經義”的考據學的方法,但在編纂計劃中部分地吸收了現代農業學科分類,並提出了“古農學”的概念;可惜這個計劃沒有付諸實施。以上這些只能算是農史研究的醞釀。但從引進西方農學刺激起來的整理傳統農業遺產和研究農業歷史的願望和行動,成為了農史研究的壹種動力和壹個源頭。

大致與此同時,梁啟超倡導“史學革命”,用近代進化史觀研究歷史,社會經濟進入史家的視野。但這時期的新史家還沒有系統考慮經濟史問題。直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伴隨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傳播,以社會史論戰為契機,掀起了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第壹次高潮,形成了現代意義的中國經濟史學;農業史是它的重要內容。這是農史研究的又壹個源頭。

二十世紀的農史研究,大體是以上兩個源頭交匯以後產生的。農史研究的論著二十年代中期以後逐漸多了起來。至1949年,農史研究的文章約有百篇,數量雖然不多,但牽涉面相當廣,屬於農業經濟的有土地制度、農業政策、農業生產、農村組織、農民的身份地位和生活狀況等,屬於農業科學技術的有土壤、時令、農具、水利、作物、林業、畜牧獸醫、漁業等。與農業有關的著作,土地制度和土地問題方面最多,有萬國鼎的《中國田制史》等,其他影響較大的有鄭肇經的《中國水利史》(商務印書館,1939年)、鄧雲特的《中國救災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李士豪的《中國漁業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等。

從有關論著看,研究農史的大致有三種人:壹是研究歷史、主要是經濟史而涉足農業史的,或者是從經濟史的角度研究農業史的。二是研究現代農業科學而追溯歷史上農業科技發展的某些情況,或用現代農學知識解釋古代農學中某些事物的。上述兩種情況下的農史研究只是附帶的。三是立誌整理祖國農學遺產(主要是整理農書)的,為系統的農史研究做基礎工作。其傑出代表是萬國鼎。萬國鼎從1924年任南京金陵大學農經系農業圖書部(1932年改組為農業歷史研究組)主任起,開始著手系統收集整理農業歷史資料,經過二十幾年的努力,分類輯成《中國農史資料》456冊,3700多萬字。為了提供研究中國農業史參照,萬氏還翻譯的格拉斯的《歐美農業史》(商務印書館,1935年)。從二十年代末開始,金陵大學、東南大學等學校的農科開設“中國農業史”課程,規定為農經系的必修課。萬氏等人的工作為後來農史學科的形成做了最重要的準備。不過,從總體看,當時的工作還是自發的、初步的、分散的,農史研究還沒有整合成壹個獨立的學科。農史學科還處於萌芽時期。

(三)1949—1978:農史學科的形成

這壹時期,農史研究黨和政府的領導和關懷下,以整理祖國農業遺產為重點有計劃地開展,出版了壹批有影響的成果,農史研究已經發展成為壹個獨立的學科。

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產黨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視繼承和發揚祖國的農業遺產。1955年4月,農業部農業宣傳總局邀請有關專家在北京召開“整理農業遺產座談會”,對這壹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吹響了農史研究的進軍號。同年7月,經有關部門批準,在南京農學院(即現在的南京農業大學)農史組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由中國農科院和南京農學院的雙重領導,萬國鼎、陳恒力主持工作。該室是我國第壹個農史研究的專業機構,成為新中國農史研究的重鎮。該室還創辦了我國農史學科最早的學術刊物《農業遺產研究集刊》和《農史研究集刊》,至文革爆發前各出版了兩輯。早在1952年,西北農學院就根據辛樹幟的倡議成立了古農學研究小組,1956年改為古農學研究室,由石聲漢任主任,成為我國農史研究的另壹重鎮。北京農業大學等院校也配備了相應的研究力量。浙江農業大學和浙江農科院60年代也成立了農業遺產研究室,出版《浙江農史研究集刊》。這樣,初步形成了農史研究的專業隊伍,並團結了壹批業余農史研究者。中國農史研究從此進入了有組織有領導進行的新階段。這也是中國農史研究成為獨立學科的最重要標誌之壹。

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建立後,在萬國鼎的領導下開展了規模宏大的資料搜集工作。從1956年到1959年先後赴全國從40多個大城市、查訪壹百多個公私藏書單位,從4000多部筆記雜考中收集了1540萬字的資料,整理為《中國農史資料續編》157冊,連同前在金陵大學輯成的456冊,***計613冊,計4200多萬字。1959年以後,又從全國8000多部方誌中搜集摘抄了3600多萬字的農史資料,輯成《方誌綜合資料》120冊,《方誌分類資料》120冊,《地方誌物產》449冊,***計689冊。這些資料的內容不但包括廣義農業生產的各個部門及有關科學技術,還包括農副產品加工、倉儲、漕運、農產品運銷、農政、農村組織、人民生活、人口與土地、墾荒、農田水利等廣泛的方面。在此基礎上,該室編輯出版了大型農史資料叢書《中國農學遺產選集》(中華書局出版),文革以前已出版了《稻》、《麥》、《糧食作物》、《棉》、《麻類作物》、《豆類作物》、《油料作物》、《柑桔》等8個專輯,壹百多萬字。在華南農學院,梁家勉1955年夏開始在該校圖書館中開辟“中國古代農業文獻專藏”,從事農業歷史文獻的征訪、選購、典藏、保護、整理等工作;到1987年梁氏退休時,“特藏室”藏書已由最初的7冊增至6萬余冊。此外,北京農業大學王毓瑚也編輯了《中國畜牧史資料》(科學出版社,1958年)。

農諺和農書同為中國農學遺產中的瑰寶。農諺的收集整理也可以追溯到30年代,其中費心潔的《中國農諺》(中華書局,1937年)較有代表性。1958年,農業部組織大規模的農諺收集工作,由呂平整理編輯《中國農諺》壹書,該書1965年編就,因文革的緣故,至1980年才由農業出版社正式出版,這是我國第壹部全面系統完備的農諺資料集。

古農書整理校釋是本時期農史研究工作的重點,各有關研究單位都投入了主要的研究力量。整理農業遺產,首先要摸清家底。1924年金陵大學農學院及金大圖書館毛雝、萬國鼎等曾編輯出版了《中國農書目錄匯編》,但過於簡單。50年代,王毓瑚受中***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委托編寫《中國農學書錄》(中華書局,1957年;農業出版社1964年修訂版)其中收錄農書524種,作者根據大量資料對每種農書做出簡明的評介。以整理校註《夢溪筆談》蜚聲中外的胡道靜,根據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計劃,全面輯集古農書的目錄學資料,加上考證和按語,編成100多萬字的《中國古農書總錄》,可惜在文革期間全部丟失。在校釋古農書方面,這壹時期工作最有成效的是西北農學院的石聲漢。50年代末,他完成並出版了97萬字的《齊民要術今釋》(1—4冊,科學出版社,1957—1958年),這是我國用現代科學觀點和方法整理古農書的第壹部專著,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巨大的影響。在校釋《齊民要術》過程中,又完成了《氾勝之書今釋》(科學出版社,1956年)和《四民月令校註》(中華書局,1965年)兩書的寫作。接著,石氏編制了《中國農書系統圖》和《中國古代重要農書內容演進表》,準備對中國古農書作系統全面的整理研究。1965年完成了130萬字的《農政全書校註》稿,並撰寫了《中國農業遺產要略》、《中國古代農書評介》、《徐衷南方草物狀輯校》、《農桑輯要校註》等著作[3]。該室的有關成果還有夏緯瑛的《管子地員篇校釋》(中華書局,1958年)、《呂氏春秋上農等四篇校釋》(農業出版社,1961年),辛樹幟的《禹貢新解》(農業出版社,1964年)。萬國鼎領導的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編寫出版了《陳旉農書校註》(萬國鼎著,農業出版社,1965年)、《補農書研究》(陳恒力著,中華書局,1958年,農業出版社,1961年)等,並初步完成了《氾勝之書輯釋》[4]、《齊民要術校釋》[5]、《四民月令輯釋》[6]、《四時纂要校釋》、《農桑經校註》等項工作。王毓瑚整理出版了《農桑衣食撮要》(農業出版社,1962年)、《農圃便覽》(中華書局,1957年)、《梭山農譜》(農業出版社,1960年)、《秦晉農言》(中華書局,1957年)、《郡縣農政》、《區種十種》(財政經濟出版社,1955年)等古農書。胡道靜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種藝必用》(農業出版社,1963年)和《分門瑣碎錄》。這壹時期,隨著中外文化交流的開展,早已散失的金澤文庫本《齊民要術》、韓鄂《四時纂要》經影印從東鄰日本又回到中國。

農業科技史和農業生產史的專題研究亦已開展,研究涉及廣泛的方面。辛樹幟的《中國果樹史研究》、謝成俠的《中國養馬史》、劉仙洲的《中國農業機械史》是其中比較重要的成果;張仲葛養豬史研究,周堯的昆蟲史研究,也具有開創性。50年代末,農業遺產研究室根據農業部的指示編成《中國農學史》,該書以各個時代代表性農書或農業文獻為骨幹展開論述,是我國第壹部系統的農業科技史,它的出版獲得國內外學術界的好評。

本時期的農史研究是在唯物史觀指導下的實證研究,其研究方法除壹般史的研究方法外,最突出的是運用現代自然科學特別是農業科學知識闡述古農書記載的事物,並以此研究農業生產和農業科技的發展。此外,還有兩個值得壹提特點:壹是把農書研究和該農書反映地區的實地調查結合起來,代表性的成果是陳恒力的《補農書研究》;二是有些農業科學工作者用科學實驗的方法對某些傳統技術(如溲種法,韭菜籽新陳的鑒別等)進行檢驗。

總的來說,這壹時期的研究以農書和其他農史資料的整理為重點,是正確的富有遠見的決策,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為農史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系統的農學史研究仍然是初步的。這壹時期,史學界、經濟史學界對歷史上各個時代的土地制度、農業經濟做了許多研究,取得豐碩的成果。但史學界的研究和農史界的研究基本上是各自為戰,兩者還沒有整合起來。

應該說明的是,為了在敘述中時間上的銜接,我們把1949到1978年劃為壹個階段,實際上農史學科獲得蓬勃發展的只是在建國後的17年,這種發展勢頭,被1966年爆發的文革中斷了,當時研究機構被撤銷,研究隊伍被解散,農史研究在總體上陷於停頓。但不少學者仍在艱難的條件下堅持研究工作。這壹時期發表的成果,最重要的是遊修齡的《<齊民要術>及其作者賈思勰》,包含了許多精彩的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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