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中，企業的創業者對家族制的首選，並不是仔細比較各種制度的績效差異的結果，而是他們在創業時不得不做出的制度選擇。
拓寬融資渠道的必要性
資本所有者對企業的投資本質上是物質資本所有者和人力資本所有者之間關於要素使用權的交易。由於人力資本的質量難以觀察和量化，在投資之前，物質資本的所有者往往要求企業家提供足夠的資產抵押和良好的經營記錄來證明其企業家素質，以規避不對稱信息下的交易風險。這樣，家族企業就成為人力資本所有者在獲得潛在外部投資者的融資之前，展示企業家信息和提供資產抵押的重要載體。此外，毫無疑問，初創期企業的經營風險非常大，商業銀行出於自身利益和風險考慮，壹般不願意向這類企業提供融資。這樣，家族企業在起步階段或規模較小時，就不得不借助家族信托網絡來解決融資問題。
縱觀世界大型企業的成長史，幾乎都是由企業家家族開設的家族企業逐步發展起來的，如福特、杜邦等，其中也有壹部分仍然由企業家家族成員控制或影響。所以家族企業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企業在中國乃至世界創業階段無法跨越的壹個階段。
不成熟要素市場的需求
壹個成熟的市場不僅需要發達的社會經濟作為基礎，還需要相應的法律制度來規範人們在市場交易中的財產權利。發達國家通過公司法和合同法對公司的行為和交易市場中的權利關系進行了明確的界定，特別是對上市公司。其資本市場投資者眾多，投資者可以根據市場上獨立的證券公司和審計機構對公司經營業績和經營者行為的客觀分析來買賣股票。
而在我國，資本市場、經理人市場等要素市場發育不良，缺乏針對經理人的具體記錄，很難對經理人做出準確的評價。這樣壹來，企業就很難從經理人市場雇傭到合適的經營者。由於市場無法有效約束經營者的行為，非家族成員擔任企業管理者，代理成本和風險必然很大，所以家族企業不會輕易交出經營權。綜上所述，在市場發展低迷的情況下，家族企業在中國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
低信任度的社會結構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需求
在東西方的社會體系結構中，家庭體系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不同的。正如費孝通在《差序格局》壹文中所論述的，西方社會是壹種群體格局的社會結構。這種社會首先假設群體的存在，強調個體的獨立和平等，是壹種個人主義的社會結構。家庭的概念和含義比較簡單，生育是主要功能，是暫時的。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家族和家族的利益和聲譽遠遠高於其他組織。我國傳統社會處於差序格局。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是以自我為中心形成的同心束。與他人的社會關系像水波壹樣壹圈圈地往外推，越推越細，越推越遠。在這種社會格局中，家的概念具有很大的彈性，可以根據需要沿著縫隙向外擴展。
因此，我國傳統意義上的家庭，在結構上是壹個宗族，並不局限於生殖功能，而是壹種制度。正因為中國傳統倫理的中心是“推己及人”中的自我，人與人的關系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壹切關系都是自己的。所以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信任也是用家族主義來衡量的，形成對家族的高度信任，對外人的低度信任。
日裔美國學者福山認為，企業的發展依賴於三種資本: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其中社會資本的影響力超過了前兩種資本。所謂社會資本，按照科爾曼的說法，是指組織中人們為了同壹目的而相互信任和合作的能力。
通常，社會信任的產生和傳遞主要是通過文化機制的逐漸演變，如宗教、習俗和民族價值觀。在西方社會，基督教是人們信仰的統壹，法律法規的成熟和市場的發展形成了完善的契約體系，從而形成了高度的普遍信任。在我國，由於傳統家族制度和家族文化的影響，形成了基於家族關系的超常信任，構成了對家族成員的高度信任和對普通人的普遍不信任。這種信任導致對中國企業成長至關重要的社會資本先天不足，迫使民營企業在自主創業過程中主要依靠家庭。
節約交易成本的需要
科斯1937最早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來解釋企業的存在和邊界。他認為，利用市場協調配置資源是有交易成本的，企業作為另壹種協調配置資源的機制，可以節約交易成本。但是，隨著企業的擴張，組織治理的成本增加，企業的成長邊界和效率取決於總成本的比較。當組織企業內部交易的成本等於通過公開市場完成同樣交易的成本時，企業就達到了邊界。用制度經濟學解釋，家族企業與其他類型的企業組織相比，當它能節約企業的總成本時是有效率的，否則就是無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