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壹種小說,史詩至少包含兩個方面,壹是歷史,二是詩歌。評論家對《白鹿原》史詩性的評論,其實更多的是側重於歷史,而對詩歌關註不夠。比如白燁的《史記·意蘊史詩體》,在把握史詩上做文章是非常可取的,但其壹,講“史”,基本不涉及“誌”,還涉及百年政治糾葛。至於“史詩”的“詩”,作為壹種文體,已經被撇在壹邊了。事實上,這裏有許多事情要做。在與屈亞軍、李的對話中,常光遠稱贊作家的“直筆的史家心態”,說“陳大膽地寫白令受委屈,黑娃屈死,白孝文成功,把宗法制度下以小生產者為主的革命所帶來的歷史局限性,以讀者的身份呈現給後人,讓他們品味昨天,評判現在。應該說,這是壹個相當深刻而敏銳的判斷。然而,陳的《白鹿原》卻十分重視歷史,有意識地追求詩史結合的效果。就關中這片土地的文化傳統而言,其實是有目的的。周秦故裏,是中華民族的搖籃。這裏不僅有七八千年前的姜寨文化遺址和半坡文化遺址,還有出土的更早的“藍田猿人”頭骨石和更晚的“大理人”頭骨化石。在漢民族的早期歷史中,雖然沒有類似荷馬史詩的文學形式,但也不是沒有自己的史詩。《詩經》中描述周先民傳說和歷史的《公六》、《勉》至少具有史詩的性質。而這些詩產生的地方恰好在關中地區。重視歷史是中華民族的重要傳統。顧準把這種文化稱為“史家的文化”。雖然他更多地關註其消極方面,但他抓住了重視歷史這壹不爭的事實。《尚書》是先秦時期的壹部古書,在唐代劉知幾的史學理論著作《史通》中被列為“守言”史。其“周盤”在被韓愈描述為“彎彎扭扭”,顯然早於孔子依據《魯史》編年的《春秋》。周的“專利”之類都是在以關中為中心的周地區產生的。歷史傳統在漢代達到鼎盛時期。它的兩個代表,西漢的司馬遷和東漢的班固,都是關中人。壹個在左,壹個在右扶風。司馬遷以他的《史記》(太史公書)和他的偉大人格,對後世的文學和史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為百代人定下了航向。班固的《漢書》以嚴謹著稱。司馬遷和班固都出生在壹個歷史學家的家庭。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歷史學家;班固的父親班彪也是壹位歷史學家,而他才華橫溢的姐姐班昭是中國歷史上第壹位成功的女歷史學家。因為這個姐姐,《漢書》終於畫上了句號。司馬遷曾在《屈原賈生傳》中給予屈原很高的評價,其《史記》也被後人冠以“無韻離騷”之名。也就是說,從審美的角度讀歷史,人們在司馬遷身上實現了詩史合壹,從歷史中讀詩。這絕對是關中地域文化史上不可忽視的傳統。有鑒於此,我認為在當代秦代小說家中,對史詩效果的追求,始於、,止於陳,至少可以追溯到和漢代,正如白鹿原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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