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聯，“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是高度集權和中央集權的體制。如果說十月革命後出現了“壹球兩制”的新格局，那麽半個多世紀的對比和競爭並沒有顯示出蘇式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未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從而失去了越來越多人的支持和擁護，這才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
2、領導者因素
戈爾巴喬夫於1985年3月就任蘇聯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這個“隊長”非常無能，缺乏壹個大國領導人應有的勇氣和能力。面對各種困難和壓力，他倉促應對，領導改革出現各種失誤和方向錯誤，導致國家壹敗塗地，危機驟增，壹發不可收拾。
從戈爾巴喬夫執政七年，特別是最後壹個時期的言行來看，戈爾巴喬夫當然對蘇聯解體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3.蘇聯的腐敗。
蘇聯各級幹部的特權現象長期存在，二戰後逐漸形成特權階層，享有各種既得利益。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官僚氏族集團”形成了。這些群體中子女成婚，官官相護，腐敗失職使得執政黨與民眾的隔閡越來越大，民心盡失。
啟示:社會主義制度需要與時俱進，不斷改革。中國鄧小平堅定不移地在經濟體制上進行改革開放，抓住了歷史機遇，開啟了中國的新時代。
其歷史背景:
勃列日涅夫上臺後，提拔了壹大批親信，在蘇聯政壇形成了以勃列日涅夫為核心的特權階層。貪汙、盜竊和侵占國家財產的現象非常普遍，賄賂現象普遍，生產效率低下。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後半期被稱為蘇聯的“停滯期”和“僵化期”。此時，蘇聯的特權階級已經羽翼豐滿。
據俄羅斯專家估計，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特權階層發展到50-70萬人，加上他們的親屬，多達300萬人，約占全國人口的1.5%。蘇聯的特權階級已經將大量的國家財富據為己有。腐敗的盛行不僅給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也對蘇聯的黨風和社會風氣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至此，蘇聯已經積累了沈重的包袱。
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試圖扭轉這種停滯僵化的局面，進行了非常激烈的改革。為了緩解經濟困難，首先應該進行經濟改革。
但是，這些改革措施缺乏宏觀決策和相應的配套措施；此外，戈爾巴喬夫仍然沒有放棄蘇聯的傳統做法，繼續優先發展重工業，導致經濟不斷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不斷下降。同時引發了蘇聯特權階層的強烈不滿和社會動蕩。
在經濟改革沒有很快取得預期效果的情況下，從65438年到0988年，戈爾巴喬夫將改革的重點轉移到政治領域，實行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削弱和放棄蘇聯的領導地位，反對派在局勢占優的同時崛起，導致社會動蕩加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