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出口中國的貨物總值(不包括鴉片)在1837年為90多萬英鎊，在1843年增加到145.6萬英鎊以上，在1845年達到239.4萬英鎊以上。與此同時，西方殖民者從中國掠奪的生絲和茶葉也大大增加。從1838到1842，中國每年出口茶葉4000多萬噸，到1846翻了壹番，達到8000多萬噸。同期，生絲出口從3000包增加到18000多包，是原來的6倍。
英國對華出口主要是棉紡織品，約占總價值的70%。棉花占美國向中國出口的工業產品的80%以上。大量棉紡織品在西方的傾銷，對中國傳統手工業最重要的部門——棉紡織業是壹個很大的沖擊。東南沿海地區原有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開始出現瓦解的跡象。
江蘇松江、太倉壹帶，棉紡織業壹向比較發達。但隨著上海開埠，西方機棉織品湧入，松布、太布的市場減少了壹半。大量洋紗泛濫，很多有棉紡織業的村子無紗可紡。洋紗、洋布成本低，很多英國商人願意以低於成本價兩三成的價格傾銷，嚴重沖擊了棉花市場。福建漳州府和同安縣的土布，壹度被布商賣到寧波、上海、天津、遼東和臺灣省。廈門開埠後，外國紡織品和外國面料在廈門大量積累。布商棄土布而賣洋布，導致土布出口困難。廣州附近的情況也差不多。
絲綢茶和其他產品的出口刺激了這些產品的生產。生產者將這些產品賣給商人，商人再賣給大商人或買辦，再轉賣到外國。絲茶的出口貿易幾乎完全由外商控制，這使得我國的絲茶生產和貿易不得不依賴於世界資本主義市場。
隨著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在進行貿易的五口地區出現了壹批買辦商人。這些商人為外國商人推銷商品(甚至鴉片)，購買絲綢和茶葉，收集信息和處理其他事務，他們的命運逐漸與西方殖民者的命運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在壹起。著名買辦吳原是廣州商人，後來滬擔任美旗昌洋行買辦。他還花錢捐官，充當蘇松泰道，兼任江海關監。這些買辦後來成為中國封建勢力和西方殖民主義者鎮壓農民起義的幫兇。
鴉片戰爭後，外國資本家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壹些企業，方便經濟掠奪。當時這類企業主要有印刷、碼頭、泊位修理等行業。在這些企業中，不同程度地雇用了中國人。就這樣，中國出現了最早的現代產業工人。當然，當時產業工人的數量還是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