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中最少奴性，卓然獨立的，還是太史公司馬遷。他於漢武帝獨尊儒學、罷黜百家、學術沈寂、思想貧乏之際，超凡拔俗，遺世獨立，以受刑之身忍辱負重，發憤著書，以“倜儻非常”之奇氣，著“倜儻非常”之宏文，記“倜儻非常”之英雄，“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確如魯迅所稱贊的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認為司馬遷“不拘於史法，不囿於字句，發於情，肆於心而文”（《漢文學史綱要》），實質上與評論屈原時所說法的“憑心而論”相通，也是把《史記》看作真性情恣肆而成的傑作。
兩漢以降，儒術的精神統治和封建的政治壓迫更為嚴酷，真性情者的命運也更為險惡。公元263年，壹代才人嵇康臨刑東市，壹曲《廣陵散》終成絕響。稽康被殺的原因，歷來人言言殊，莫衷壹是，近來隨著人性的蘇醒，學界才漸悟真諦：這實質是性情之純真與名教之偽飾的沖突結果。嵇康壹貫傲臨世俗，處處以己之執著高潔，顯名教為偽飾。這對於全靠虛假偽飾生存的名教中人來說，實在是太大的威脅，所以嵇康為司馬氏所不容，千方百計找借口殺掉，就成了必然的事。《文心雕龍?才略》篇說：“嵇康師心以遣論”，所謂“師心”，仍與“憑心而論”、“肆於心而為文”相通，都是以真性情為依據發議論，著詩文。魯迅壹生經十數年、歷十數校而沈浸於賢哲嵇康的精神世界中，可謂是這兩位真性情的大才人跨越近兩千年的漫漫時空而進行的精神交流與心靈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