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中國社會變革的健康力量。但因為被歷史摧殘，不是近代中國社會的領袖。再加上被壹輪又壹輪的激進革命者所淘汰，更無法為現代中國社會提供系統的價值論證和制度設計，提供更多的現代智力資源。相反，它必須致力於內化“心靈研究”，承認並遵循西方的“民主”和“科學”，從而步入現代世界。所以對於新儒家來說，還有壹個更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面對現代政治。現代新儒家首先要搞清楚什麽是現代政治，什麽是現代自由、民主、法治、憲政。那些不能理解和結合現代自由民主的所謂政治儒學，只是訴諸於現代文人的壹種“桃花源”。
只有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和制度實踐，才能有效抑制儒家的古化傾向，擺脫花果飄零的歷史局面。
我們可以看到，在辛亥革命和近代中華民國的建設中，儒家背景下的立憲派積極參與建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大清詔書》都深受其影響，從而開啟和發揚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真正的“保守改良主義”的儒家精神。可惜20世紀以來，激進主義翻遍了中華大地，儒家思想隨波逐流，逐漸被兩黨主導的現代國家建設所拋棄和邊緣化。
近代中國政治的塑造來自於中西的碰撞和由外而內的演變。這壹現代化進程雖然激發了中國古典政治微弱的生命力，但後者仍需要艱難的創造性轉化，尤其是與自由主義的結合。壹個世紀以來，直到今天，儒家所面臨的現代轉型並沒有完成，因此無法在近代中國的政治轉型中發揮結構性的主導作用。
文化激進主義對儒學的否定取向並不成立，但儒學本身並不足以成為推動現代化的力量。這只是壹個健康的和改進的力量。面對國家的強勢地位，儒家思想和自由主義應該相互合作，克服各自的片面性，共同推動中國的現代化轉型。
儒學面臨的新挑戰，本質上是如何面對和參與政治權力和政治結構，我稱之為“現代儒學的歷史時刻”，考驗著儒學的政治智慧。我們知道，儒家思想在建國後屢遭摧殘，改革開放後逐漸復蘇，但也在民間自發成長為文化保守主義。在與自由主義的結合中，民間儒學致力於中國社會的文明化，民眾支持、道德、文化、傳統、教育、常識等諸多方面的建設構成了當代儒學復興的土壤。因此，儒家經典和仁義也被視為中國文化的源頭。即使儒家有壹種政治儒家的訴求，也不是復古君主制。像傳統儒學壹樣，攀廟附官。而是試圖建構壹個憲政的儒家圖景，試圖通過對國家權力的約束、對任意暴力的警惕和對公民社會的推動來展現其現代政治訴求。
現代社會，任何人都不可能回避政治，儒家也是如此。儒家當然沒有必要排斥和排斥政治。但必須明確的是，什麽是現代政治，什麽是現代國家，我們不得不正視這樣壹個事實，我們必須對此保持足夠的冷靜和謹慎。